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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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首先是作战的伤亡。东晋南朝征战频仍，不论是抗对北敌或是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都是异常激烈的，每次战争，兵士阵亡者众，其中相当部分是世兵。兵户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死亡率很高。沈亮向宋文帝陈府事，称兵户七岁始从役，八十犹伏隶。统治集团如此残酷地役使兵户，老幼均不能免，兵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被迫“断截支体，产子不养”（《宋书·徐豁传》）。死亡率如此之高，兵户阶层的人口增殖大受影响。
逃亡。《宋书·志序》载：“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士，夕为庐、九之民”，大量民众“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南齐书·虞玩之传》）。行政区划的混乱和封建政权对民众控制力的削弱，这就为兵户以逃亡的方式摆脱世兵身份提供了条件。《晋书·五行志》载，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同书《孔愉传附从子孔坦传》：“（坦）迁吴兴内史。。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东晋南朝常有强藩抗命，割据一方之事；兵户利用事实上的割据局面，逃到另一势力所辖区域，谎报身份，这是无法查究的。如刘宋沈攸之专制一方，“叛亡入境，辄加拥护”（《宋书·沈攸之传》），朝廷对此亦无可奈何。投奔士族地主以求庇护，这也是摆脱兵籍的一个途径。《南史·齐本纪·东昏侯纪》：“先是，诸郡役人。多依士人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此种属名中当混有不少兵户。《陈书·褚玠传》：“除戎昭将军，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东晋南朝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佛门弟子均有免役特权。大量民众为躲避徭役而托身寺院，造成“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的严重局面（《全晋文》卷119 引《弘明集》）。范缜斥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梁书·范缜传》）。兵户托身为僧尼或“自徒”、“养女”者当不在少数。
改籍。户籍管理紊乱，一直是江左政权的一大弊病。“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南齐书·高帝纪》），这就为户籍作弊大开了方便之门。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诏称：“自顷泯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百姓“凡粗有衣食者，奠不互相因依，竟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典》卷3）。兵户亦利用各种手段“落除卑注”。《宋书·王僧达传》：“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爰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无序。”
私家分割。《宋书·江夏土义恭传》称，刘义恭加领中书监，孝武帝“以崇艺、昭武、永化三营合四百三十七户给府。”同书《王弘传》：王弘辞司徒，降卫将军，帝优诏褒扬，“割二千人配府”。江左政权承袭孙吴“领兵复客”传统，常将兵户割配功臣显贵，使其变成私家支配的人口。功臣权贵离任时，还利用“送故”的名义，将一部分国家兵户合法地转变为自己的依附人口。《宋书·萧思话传》：萧思话由雍州刺史征为吏部尚书，“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太祖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千里闾，何应无人使邪？’”名曰“倩府军身九人”，实际上仍为割配之意。像萧思话那样只求“倩”九人，是非常不贪的了。
解免。魏晋时已开始将解免兵户身份作为赏功的手段。东晋末以来，这种手段运用更加频繁。《宋书·黄回传》：“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质讨元凶，回随从有功，免军户。”同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元嘉三十年（453）八月诏“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朝廷或军阀为诱使世兵力战，往往许诺事成之后，解免参战兵户的身份。《宋书·元凶传》：“邵闻义师大起，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国府入斋、传教，给使、免军户。。邵并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同书《刘粹传附弟刘道济传》：“蜀士侨旧，翕然并反。道济惶惧，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婴城自守。”《南齐书·和帝纪》：（永元二年十一月乙卯）教曰：“吾躬率晋阳，剪比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刘宋初，解免兵户为民的数量相当多。《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彭城邵条：“蕃令、义旗初，免军户立遂诚县。武帝永初元年，改从旧名。”“薛令，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永初元年，改从旧名。”同书《州郡志》益州条载宋宁、宋兴二郡，均系免营侨立。像宋初以来那样大量解免兵户，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孝武帝大明二年（458 年）正月王戌诏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这实际上是放免现存所有兵户的恩诏。在内乱初平而南北继续对峙的情况下，朝廷居然敢于将兵户统统放免为民，说明到孝武帝时，世兵人数所存不多，且无战斗力可言，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放免旧有兵户并不等于废除世兵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起部尚书条：“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条中所言“兵士百工”之兵士，所指即世兵。《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陈书·宣帝纪》：（太建二年八月甲申）诏：“军士年登六十，悉许放还。”《隋书·刑法志》载梁律有“劫身皆斩，妻子补兵”的条款：《陈书·张贵妃传》：“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足见终南朝之世，世兵制度依然存而不废。东晋以降，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何以江左政权还要继续保留世兵制度呢？世兵制虽已衰微，但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使封建国家掌握固定兵源”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谪补兵户已经作为一种惩治犯法者的法律手段而存在，用以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这才是江左世兵制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
第七节江左的征兵和募兵世兵制度既衰，江左政权重新以征、募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晋书·庾亮传附弟庚翼传》：“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尤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庾翼欲北伐，良民、奴僮并发，前者为征发之兵，后者则补为兵户。《宋书·五行志》：“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戴）遁。”同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同书《蛮传》：“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梁书·刘季连传》：“其年（永元元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南史·郭祖深传》称“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征民为兵号为“三五”其实不始于梁。刘宋末江淹为萧道成草拟征发徐州民丁的文告称：“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全梁文》卷35 引《江淹集》）《资治通鉴》卷125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称文帝欲大举北伐，“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胡三省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所谓三五发丁之“旧格”，至少在西晋初就已经开始形成。《文馆词林》卷622 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武勇散将不是士家①，亦按此比例调发。此后，十六国时期的慕客 、石虎、苻坚都曾采用过三五发丁的方式②。
东晋以降，江左门第等级制度恶性发展，“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社会俗尚中等级意识十分强烈，兵户身份贱如仆隶，平民亦羞与兵户同列。为了使征、募而来的平民有别于低贱的世兵，刘宋以后，往往因出身于平民的兵士其身未隶兵籍，而称之为“自丁”，以示区别③。《宋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攸之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同书《邓琬传》载，刘予勋反叛失败，部下“（阮）道预、邵宰即与刘道宪解遣白丁，遣使归罪。”《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遂陷富阳，会稽郡丞张思祖遣台使孔矜、王万岁、张繇等配以器杖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十属。”
① 《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丁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同书《张昌传》：“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
② 《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将讨慕客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慕容 载记》：“ 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复隐漏，率户留一丁， 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同书《苻坚载记》称，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郡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
③ ＇清＇郝懿行《晋宋书故》：“。。此者白丁盖如今之乡勇，身虽丁壮，以其未隶伍籍，故曰之白丁耳。”以清之乡勇比类东晋南朝之白丁虽不合适，但“以未隶伍籍”而称白丁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兼并势力，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刘宋武帝、文帝之世，重视抑制士族豪强，集权朝廷，巩固自耕小农阶层，致有“元嘉之治”的出现。由于自耕小农户的地位暂时得到稳定，刘宋政权才敢于大量解免徒具其名，而无多少实际军事价值的兵户，代之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但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只是受到暂时遏阻，很快又恢复了它急速发展的势头。士族豪强地主不仅拼命兼并已开垦的耕地，“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加之以人丁为本的沉重租赋徭役的重压，迫使江南自耕农经济继续衰退，自耕小农阶层日益萎缩；以自耕农户为主要征发对象的征兵制，推行起来十分困难，而朝廷和各军阀集团为了应付眼前急难，往往无暇顾及长远，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征发民众为兵。《宋书·沈攸之传》载，萧道成声讨沈攸之说：“又攸之践荆以来，恒用好数，即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代，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军队不至减少员额，将领们不惜使用种种扰民手段驱民为兵。《南史·郭祖深传》：“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推行征兵制，已成促使国家控制下的小农户大量减耗的重要原因。小农户愈是减耗，正常的、规范化的征发制度就愈是难以维持，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以非常手段滥取民丁，反过来又促成小农户的加速减耗，陷入了恶性循环。民众视从征为畏途，甚至发展到“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的严重地步，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十分低落。侯景为乱，渡江时“马数百匹，兵千人”（《梁书·侯景传》），便横行三吴，酿成“大盗移国”的一场浩劫。曹魏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很少使用召募的方式组织军队。魏灭蜀、晋灭吴两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未大量募兵参战。
而《晋书·马隆传》：“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和。。帝每有西顾之忧。。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重，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
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马隆召募，并非因兵员不足，意在选取精勇。果然此军所向批靡，一举成功。惠帝以后，继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兵连祸结，以世兵为主体的国家常备兵消耗殆尽。在兵力单薄而又无法按原有常规渠道征兵的情况下，执政者除强制发奴为兵外，多用悬赏召募的方式集兵。《晋书·石苞传附孙石超传》：“（惠帝）西迁长安。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使与颖共拒东海王越。超于荥阳募兵。”同书《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同书《祖巡传》：“（元）帝乃以逖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同书《沈劲传》：“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人，劲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同书《桓彝传附孙桓谦传》：“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乃表情谦共顺流东下。。。谦于道召募，百姓感冲（桓谦父）遣惠，投者二万人。”
马隆召募时，公卿大臣指责马隆“横设赏格，以乱常典”；鲁褒《钱神论》称：“军无财，士不来。”足见募兵与世兵和征兵待遇不同。世兵和征兵向国家承担兵役，在理论上是为承担义务而来；募兵则不然，他们投军，不是为承担法定义务，而是以此为条件，以换取某种待遇。《晋书·陈頵传》：“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后论功虽小，亦皆依用。頵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曰：‘。。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道人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仆，金紫佩土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默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足见封建统治集因为解救眼前急难，常以十分优厚的条件悬赏募集军队。募兵有相当的人身自由，不同于征兵，更不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