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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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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悦等以讨丑奴。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尔朱)荣遣责之,杖天光一百,荣复遣军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至岐州界长城西与丑奴行台尉迟菩萨相遇,遂破擒之,获骑士三千,步卒万余。”① 魏晋以来,将军府统辖之兵,泛称府兵。如东晋谢玄北镇广陵,所统军队号“北府兵”。宇文泰首创的府兵制,则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新型兵制。
  ② 八柱国所比附为何,论者有异议。据王仲荤《魏晋南北朝史》第七章第五节称,八柱国领兵比附鲜卑古制中的八部组织,乃“献帝(拓跋邻)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与帝室合为八部)。”(《魏书·官氏志》)
  陇豪右以增军旅”(《北史·周本纪》)。所谓广募豪右,实际上是召募豪右本身,并通过豪右来募集兵员。朝廷尚未取代豪强割据势力对地方的实际统治之前,召募必须得到地方豪右的承认和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广募豪右补充府兵,是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这不仅是当时宇文泰扩军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通过此举将地方豪右控制的地主武装——乡兵纳入了封建国家控制的府兵系统。《周书·韦裔传》:“大统八年,齐神武侵汾绎,瑱从太祖御之。。顷之,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迁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行京兆尹事。”同书《郭彦传》:“(彦)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这些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统兵官采用大都督、帅都督等府兵系统的统一官号,且将督一般由朝廷在当地“首望”、“望族”中遴选和委任。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即当奉调出征,不必一定驻守本土。《周书·司马裔传》:“(大统)十五年太祖令山东立义诸将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授帅都督。。魏废帝元年征裔,令以本兵镇汉中。。(保定)四年。。大军东讨,裔率义兵与少师杨摽守轵关。”同书《王悦传》:“太祖初定关陇,悦率募乡里从军,屡有战功。。。侯景围洛阳,太祖赴援,悦又募乡里千余人从军。。。(大统)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帅都督,加工将军、右光禄大夫、都督,率所部兵从大将军杨忠征随郡、安陆,并平之。”通过这些措施,宇文泰政权既笼络了关陇豪右势力,又加强了朝廷对地方豪强的控制,扩大了朝廷的武装力量。鲜卑部族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血缘关系来编制战士。《北史·魏本纪》):“(大统十五年)五月。。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同书《周本纪》:“(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让代来鲜卑将士复旧姓,让召募而来的关陇豪右及民众随主将改用鲜卑姓氏,是宇文泰企图在府兵系统中扩大鲜卑血缘关亲,促成府兵将士鲜卑化的一种举动;也是宇文泰在大量汉族民众涌入府兵后,力求调合府兵系统内部汉一鲜卑矛盾、消泯民族界线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宇文泰是不可能在府兵中真正重新织成血缘关系纽带的,但是他的这种努力,确实起到了提高兵士社会地位和增强战斗力的作用。
  大统九年以后,通过广募豪右、将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复姓赐姓等措施,西魏朝廷逐步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此后,朝廷进而采用了“籍民为兵”来扩充府兵的方式。《玉海》卷一三七《兵制》引《后魏书》:“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同书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北魏将民户按资财多少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个品级征收赋税,“籍六户中等以上家”,即从“上上”至“中下”两等六个品级的民户中选拔府兵。选取府兵的依据是户等(资财)、丁口、材力。这三项标准与秦时发兵先取“闾右”(资财),汉晋之取“材官”、“武勇”(材力),两晋十六国、北魏、南朝之“三五简发”(丁口),显然有一定的因袭关系。
  西魏继续实行均田制,受田者均须交纳租调;《邺侯家传》按唐人习惯称籍民为府兵后,“免其身租庸调”,实际上当为“免其身租调”。由此可见,被籍为府兵者主要是均田户。府兵军资器仗“六家共备”指六柱国自筹军资。这是西魏草创、府兵制形成之初的补给方式。西魏政权在失陇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各项制度日渐规范化之后,府兵的军资器仗也就转由钥廷统一筹给,故《北史》卷六十传论说府兵“甲槊、戈、弩,并资官给”。
  军人城居,是十六国、北朝镇户、城民形成以来的通例。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 年)五月乙未诏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退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隋书·高祖纪》)足见魏周府兵城居是十分普遍的。宇文护执政后,北周朝廷又筑了不少新城供府兵屯驻①。直到周武帝天和元年(565 年),还“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周书·武帝纪》)。早期府兵数量有限,抗对强敌,战事频繁,不可能兼事农耕,因而“地罕苞桑”。此时的府兵“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北史》卷60 传论),兵、农是分离的。大统十六年(公元550 年)籍民为兵后,府兵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周武帝建德三年(574 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周武帝突破了“豪右”、“六户中等以上家”的范围,广募百姓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的兵源,实行了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全面结合。但是,府兵仍须“除其县籍”,即兵民分籍。不过,大统十六年后身为府兵的均田户不再脱离农业生产。《邺侯家传》说“郡守农隙教试阅”,就是府兵不脱离生产的明证。这样,至迟大统十六年后,特别是建德三年后,北周府兵系统中出现了一批地著的军府,于是隋文帝开皇十年在改革府兵制的诏令中,在言明“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之后,特别强调“军府统领,且依旧式”。(《隋书·高祖纪》)如果没有一批地著的府兵,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结合是很难实现的;正是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全面结合,才为开皇十年兵农合一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① 据《周书》记载,仅公元558 年至564 年,北周就新筑安乐城(《明帝纪》)、相壁城(《达奚武传》)、安义等城(《刘雄传》)。
  第十一节骑兵战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有新的发展。
  曹操作战,善用骑兵,军中有“虎豹骑”(《三国志·魏志·曹真传》),精锐无比。曹军作战,常以骑兵压迫敌方步兵,夺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西晋末,北方少数族入主中原,骑射本为其所长。十六国、北朝少数族武装集团正是依靠骑兵的机动性实施突袭,横行中原,创造了不少骑兵作战的新战术。一、步骑协同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曹军“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采用步骑协同,出敌不易,往往奏效。东西魏沙苑之战,字文泰“背水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僵戈于苇中,约闻鼓声而起”(《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武帝大同三年)。左右拒,即左右方阵,方阵中步骑混编。东魏兵集中攻击左拒,李弼帅右拒之铁骑横击,“东魏兵中绝为二,遂大破之”。二、阵法《三国志·魏下·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曹操征韩遂、马超,“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恐”。以骑兵按阵法布阵,无疑是骑兵战术的又一进步。
  三、长途奔袭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实施长途奔袭,使敌措手不及,失去抵抗能力。建安十二年(208),曹操南下荆州,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仓猝之中,刘备根本无法拒战,全军溃败。“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曹军占领江陵。高欢破尔朱兆,也是使用骑兵长途奔袭的典型战例。高欢推测尔朱兆“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情,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北齐书·神武纪》)。上述两次战例反映出,当时骑兵急行军,一昼夜行程为三百里左右。
  利用骑兵的机动性,采用大退以避敌锋锐,然后远程奔袭以击其殆隋的典型战例,是北魏与后燕的参合陂之战。《资治通鉴》卷一○八孝武帝太元二十年记载,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击拓跋珪,珪远避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待慕容宝寻战不得,师老兵疲,又因塞外奇寒而退兵时,拓跋珪亲率二万精骑“晨夜兼行。。至参合陂西。。。魏王珪夜部分诸将,覆燕军。。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顾见之,士卒大惊扰乱。珪纵兵击之,燕军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
  四、疲扰敌军,伺机突袭刘裕伐姚秦,朱超石为前锋溯河而上。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干等率步骑十万声援姚秦,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超石)大军进止。。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掠。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宋书·朱龄石传附弟朱超石传》)。利用骑兵的机动能力,疲扰和牵制敌军,可战则接敌求战,不可战则迅速脱离接触,进退在我,这是步兵无力胜任的。《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记载,桓温伐前燕失利退兵,“燕之诸将争欲追之,吴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乃帅八千骑徐行蹑其后。温果兼道而进。数日,垂告诸将曰:‘温可击矣’。乃急追之。。斩首三万级。”前燕军蹑敌之后,不即不离,寻找最佳战机,实施突袭,大获全胜。足见慕容垂是深得骑兵作战的要旨的。
  五、穷追战术破敌之后,使用骑兵实行穷追,不给敌方以喘息之机,以扩大战果。北魏兵伐后燕慕容宝,“魏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俱,三军夺气。(慕容)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于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仗戎器,寸刃无返”(《晋书·慕容宝载记》)。后燕君臣对拓跋部的穷追战术真是惧怕已极。
  六、四面包抄和中心突破《晋书·石勒载记》:”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石勒率少而精锐的骑兵,采用四面包抄的战术,使馆恐万状的王衍大军完全失去战斗能力,全部就歼。
  北魏末尔朱荣以七千精骑,破葛荣数十万之众,是实施中心突破战术的典型战例。《魏书·尔朱荣传》称,尔朱荣“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置于马侧。至于战时,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虑废腾逐也”。尔朱荣的骑兵战术意识非常强,他十分清楚此战能否取胜不在斩首多少,而在于能否迅速打乱敌方部署,使敌陷于混乱而失去战斗力。这就要求尽量发挥骑兵突破能力强的特点。接战后,尔朱荣“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擒葛荣,余众悉降”。尔朱荣实施中心突破后,又“表里合击”,完全打乱了敌方部署,进而摧毁敌指挥系统,使敌军丧失战斗能力。
  第十二节克制骑兵的战术发展骑兵战术的特点是机动性强和突袭能力强。骑兵机动性强,调动迅速,接敌和脱离接触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以骑兵对骑兵外,其他兵种和战术是无法克制骑兵的机动性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克制骑兵的战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何有效地削弱敌方骑兵的突袭能力,然后予敌骑以大量杀伤上。
  一、诸葛亮克制骑兵的战术三国时期对克制骑兵战术研究最深入的要算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定策,确定在跨有荆、益之后,以秦、陇为主攻方向,令荆州之军为偏师以向宛、洛。促使诸葛亮如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避敌之长,有效地克制敌方的骑兵。曹魏武骑千群,擅长使用骑兵,形成了自己的战术特点,在平原地区作战优势突出,屡操胜算。而刘备集团之“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读通鉴论》卷九》。缺乏强大骑兵部队的刘备集团,难以在陆战中与曹魏精锐骑兵相抗衡,无力实施纵深突击,无法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秦陇之地,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士卒所凭,以阻突骑之冲突”(《读通鉴论》卷10)。可以大大减杀曹魏骑兵的威力,充分发挥兵精器利、擅长山地作战的刘蜀步兵的长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称诸葛亮“损益连弩。。一弩十矢俱发”。连弩是一种速射武器,诸葛亮曾发涪陵郡善射之少数族三千为“连弩士”,组成一支专掌连弩的特种部队。大量连弩集中使用,构成密集火力,是对付骑兵冲突的十分理想的兵器。勉县定军山下出土过不少蜀汉制作的“扎马钉”。扎马钉又名“铁蒺藜”。蜀汉制扎马钉为铜质,高寸许,一钉四刺,三刺着地,一刺垂直向上,虽已一千七百多年了,其钉刺仍异常锋利。《稗史类编》:“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于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长史杨仪布铁蒺藜。”若将扎马钉布于阵前,敌骑的冲击将大受阻滞,再施以连弩,将大大增加对敌骑兵的杀伤力。
  二、以车阵抗击骑兵的战术设障碍减杀敌骑的冲击速度,提高对敌骑兵的杀伤力,是当时克制骑兵的一般战术原则。《北堂书抄》卷117 引诸葛亮《贼骑来教》:“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陈而待之。”西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晋书·马隆传》)。刘裕伐南燕,“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慢,御者执稍”(《宋书·武帝纪》)。刘裕以车阵对骑兵,南燕“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对刘裕的车阵却无可奈何。刘裕伐姚秦,朱超石军溯河而上,受到北魏骑兵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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