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亚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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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局面呢？两位吴先生都没有说得明白，只含糊的表示：“在西洋史上，封建社会以后，是工商阶级所开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史上的封建社会以后，则未尝有此。”（同上书）
总之，水利也好，外敌也好，士的创造力也好，也许分别在某种限度对促成中国专制官僚政治有所帮助，但中国初期封建的解体，或官僚政治的实现，不但不能由这任一动因解释，且也不能由它们三方面连同得到解释。极而言之，它们不过是在更基本的动因上演着副次作用罢了。
三
我同意上述两位吴先生所说的，“中国历史演变，也异其趣向”的说法，但其趣向之异，不在西欧封建社会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以后“则未尝有此”，而在中国古代或初期封建社会以后，又出现了中古的或集权的官僚的封建社会。
这里存在着对于封建制本身的认识问题
单纯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说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解体了，那是不无理由的，即作者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时，亦是如此主张（见《读书杂志》“论战”第一辑拙作《中国封建制度论》），但后来对封建制作更深一层的论究，始觉得错了。
说封建制度是把自然经济作为它的基础，那比之过去的纯粹政治观，无疑是进步了。但“自然经济”云云，毕竟是太有相对性的名称，就是以“小农经济”来范围它，亦还不曾把握住问题的核心。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当土地这种自然力，这种在当时的基本生产手段，以任何方式被把握在另一部分人手中的时候，需要利用土地来从事劳动的农奴或农民，就得依照其对土地要求的程度，与土地所有者——领主或地主——结成一种隶属的关系，把他们全部的剩余劳动，乃至一部分必要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用贡纳、地租、赋税或用其他名义提供给土地占有者。并且，为了保障这种财产关系的安稳与榨取的顺利推行，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允许或要求的范围内，相率成立了各种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关系。因此，封建制度并不像我们过去乃至晚近尚为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狭义的东西。如果在自然经济形式上的封建制度，以政权的非集中化为特征，但只要生产关系仍旧是封建的，这个特征虽有了重要的变化，或甚至消失了，封建制度的本质仍没有变更。例如，欧洲在封建时代的个别时期中形成了集中化的国家，然而它在基本上并没有变更农民与站在农民之上的私有者或土地使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变更存在于封建制度里的生产关系。
从这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或初期的封建形态，即完全建立在自然经济形式上的那种非集中化的封建政治关系，虽然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动、军事的交通、带有拓殖性的战争，逐渐把那种非集中化的特点消除了，以致出现了秦代的统一。但那种变化，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Landlord economy）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Landowner economy）封建形态。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这就是说，中国周代封建天子，把他治下的领土与领民，除自己直接支配外，其余都分归其子弟或功臣；其子弟或功臣，又按照其阶位，把它由封建得来的领土与领民，除了自己直接支配外，再分封其属下。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即所有属于支配阶级的人，都依着土地的占有形式，而寄生于农奴的劳动生产剩余上面。秦代的土地制度不同，从而它对于领土领民的支配方式也不一样。秦始皇及其以后的许多专制王朝，不把领土领民交于其诸子功臣治理（汉代在初期亦曾分封诸子功臣，但不仅所行范围甚狭，且在景武之世已逐渐消除了），而是大权独揽，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此似与周代大有区别。但问题不在于对领土领民以何种方式支配，而在于支配领土领民的所谓支配阶级究是寄生于哪种形态的生产上面。周代对其领内可以榨取的农奴劳动剩余，直接让诸子功臣分别自己处理；而秦代及其以后王朝的帝王，则把那些形式上较自由的农奴或农民的劳动剩余主要以赋税形式收归己有，然后再由俸给的形式，“以公赋税重赏赐之”。可见秦及其以后的官僚主义的专制机构，与周代的封建机构，同是寄生于农奴生产形态上面（以上参见拙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第一零七——一零八页）。
可是，同为封建制，为什么一由领主型转向地主型，离心的非集中的局面就要转移到向心的集中的局面，而成为专制的官僚的统治形态呢？这是不难说明的。在“封土而治”、“分地而食”的条件下，每个封建贵族都把他支配下的领民领土看作自给自足的单位，这虽与初期较不发展的自然经济形态相关联，但每个自给体，都不免带有离心的独立的倾向。一旦这类大小自给体被逐渐发达起来的交换与交通所分解，被与此相伴发生的争城夺地的战争所破坏，它们要末就是被消灭，要末就是扩大，化前此的大小独立自给体为一包容的通有于无的整体。前述“士的创进力”云云，不过是在这种客观变动情形下，因利乘便地尽了一点促进作用。等到统一局面完成，大规模的官僚政治机构以及与其相应的消费的扩大，都需要增大税收，需要讲求水利。统一的专制局面，也要求在某种限度内破除政治割据，使治水事业便于推行。治水事业的推行，确能在某些场合加强专制官僚统治。但决不是专制官僚统治由治水要求而产生，而是它的反面，大规模的讲求水利，只有在专制统一局面下才特别有可能与必要。
要之，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而我们也是容易由秦代专制官僚政治实现的过程来明确予以证实的。
四
史载“秦则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通典》）仿佛旧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即基本的对贵族颁田制禄，对农奴分等配田，因而，田地不许买卖（所谓“田里不粥”——《礼记》），农奴不许转业（所谓“农之子恒为农”——《管子》），不许迁移（所谓“农不移——《左昭》）的世卿、世禄、世业的固定化的领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来破坏的。其实，像上述这种用土地束缚农奴，而实际也连带束缚贵族的所谓“帝王之制”，就在周代极盛时期，在其领内究竟推行到多大的范围，实施到什么程度，迄今还成为尚待研究的问题。到了比较有信史可征的春秋战国之世，特别是在战国，由于铁器的普遍应用，社会生产力的一般增长，包括商业活动与高利贷活动在内的交换经济的发达，致使旧来某些地域、某种程度确实施行了的领主经济封建制一般都无法继续维持。
在连续“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战乱过程中，一切有固定性的制度都相率解体。而成为领主封建制之基石的“世禄”，在战国时代孟轲的口中早已表明，已由于“暴君污吏漫其经界”，在小国寡民的滕国，亦不复能保持。世禄是世官、世卿的存在基础，同时又是农民世守其业的依据。故秦代商鞅变法与此有关的几点是：
（一）“宗室非有功论，不得为属藉。”即无功不及爵秩。
（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秦爵二十等，起于孝公之时，商鞅立之法以赏战功。”（《文献通考》）
（三）“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又“秦孝公用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通典》）
（四）“訾粟而税，上一而民平。”
所有这几项改革措施都在破坏世禄、世官、世业的秩序：凡有功者可以获得爵位与土地；凡耕作努力者可以获得私有土地或更多土地；土地收入以赋税方式归于上。这些措施都为私有土地的地主经济奠立根基。可是，所有这些措施并非由秦国君臣所独创。那在当时已经成为一般的变动趋势，秦孝公和商鞅不过确认此趋势。用政策、法令因势利导贯彻推行罢了。比如，就赋税一项而论，史载“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其实，那无非是鲁宣公“初税亩”，“履亩而税”，乃至“郑子产作丘赋”（《左昭》）的继续。
然而，全面的变革毕竟是由秦代完成的。秦与六国并立而独能成就此种创举，亦并非偶然。秦僻在西陲，与西戎、犬戎并处，直至领主封建制开始崩溃的周平王之世始建国，其所受古代封建束缚当较其他国家为浅；加之，秦当周室衰微之际，以“僻处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盟会”，“阻山带河，比较少受列国相互争城夺地的战祸。因此，一旦发奋图强，就能畅所欲为，而不必遇事拘执成规，顾虑环境。秦之列王，强半皆用客卿为相，任人惟能惟贤，这已经是对于贵族政治的打击而开官僚政治的先声了；用人作风改变，行政措施自无须迁就传统既成势力。所以，商鞅的彻底变革方案，并不曾遇到何等阻碍。
孝公商鞅变法的结果，是“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总之，是“国用富强”，为后来吞并六国立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秦国的版图每有扩展，它显然会把这致富图强的方法，以地主经济代替领主经济，以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的新社会秩序，相应地予以推广。迨始皇吞灭六国，统一宇内，统治时期虽极短促，于“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之十五年间，尽演出之。”历史家夏曾佑氏在如此指述之后，更提出秦人革古创今十大端：（一）并天下，（二）号皇帝，（三）自称曰朕，（四）命为制，令为诏，（五）尊父为太上皇，（六）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七）夷三族之刑，（八）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县令皆秦官，（九）朝仪，（十）律。（见《中国古代史》，第二三二页）这十项“创作”，殆无一莫非专制官僚政体的支柱。然其中最基本的措施，则是“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因为有了这一项根本决定，任何贵族就没有“食土子民”的权能。经济政治大权集中于一身，他就有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尊严，“朕即国家”；他的命令就成为制、成为诏了；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就得仰承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了。这一切都说明，专制的官僚的政体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基础之上。
秦到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孝公制定的爵秩（“秦爵二十等为彻侯……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汉书》百官志）废除了，“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汉初虽有诸子功臣裂土受封，其后亦逐渐剥削其政治权和经济权，而变为“就食长安而不至国”的遥领领主，变为名义上的侯国。东汉及其以后的其他历代王朝，虽例皆多少赐予其诸子功臣以爵赏和土地，但因这种点缀在地主经济封建制下的领主经济成分比重过小，且性质亦不同（中国迄无贵族领地不输不纳的法律明文规定），其所及于政治的作用，自然是极其有限的。
要之，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乃因中国二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
第五篇 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一
一般的讲，欧洲的专制官僚政治是产生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这种斗争在开始时，专制君主及其官僚们极力扶植并利用商工市民的新兴势力，以削弱剪除封建贵族，但到后来，资产阶级势力膨大到威胁其生存了，他们又动员一切传统的封建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以维持其前此因利乘便取得的各种政治权力。由是，站在社会立场上讲，那些君主及其官僚们，究是封建的呢？抑是资产者的呢？就有些使人在辨别上感到眩惑。其实，他们这种二重的性格，不但我们今日辨认起来困难，当时的封建贵族或资产者市民，都曾在他们相互斗争过程中，吃过君主及其官僚们的骑墙态度和出卖他们的苦头。我们诚然有理由用过渡社会阶段来解释他们的二重社会性格，但有两点是非常明白的：其一是，在贵族与资产者斗争白热化的阶段，他们自曾分别权衡个人利害关系，或者是更保守的站在贵族方面，否则就是更积极的站在资产者方面；其二是，他们即不站在任何方面，那亦不会妨碍他们对于被支配者的社会统治地位。
反观到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我们那些专制君主与官僚们的社会性格或其阶级关系，仿佛愈研究就愈像不可捉摸。
贵族政治是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领主经济在周末乃至秦代解体了，此后贵族阶级就失掉了社会的存在基础。
资产阶级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这种经济形态的重心在商工业，但要以农奴解放、地主经济成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与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活动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
结局，建立在商业、高利贷与非现代性地主经济（此点以后还有从长述及的机会）基础上的中国专制官僚政体的社会属性，便发生了问题。与此相应，中国专制君主及官僚们的社会阶级属性也成为问题了。
“除了帝主的尊严之外，中国臣民可说没有身份，没有贵族。惟有皇室诸子和公卿儿孙享有一种非由于门阀而宁是由于地位关系的特权。其余则人人一律平等，而惟有才能胜任者得为行政官吏。”（黑格尔：《历史哲学》，王谢译本第二零一——二零二页）
“中国国家政体，因为由于调节水道，防止水患及灌溉田亩需要等而发生，完全带有和平性质，于是，在中国组织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传统阶级。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在欧洲是没有见过的，叫做士大夫阶级。”（瓦尔加的见解，转引自拉狄克著《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
“在中国本有超阶级的社会群，这便是过去的士大夫阶级”；“士大夫是超阶级的，超出生产组织各阶级之外，自有其特殊利益。”（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七七页）
这种种高见的发生，根本原因是如我们在前面第四篇所说，把封建制的本质看漏，拘泥于政治的表象，以为中国古代领主贵族政治解体了，封建制度也就随之消灭。而不知道封建制度的存废，最基本的要看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否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