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4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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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理不熟，连续钻树林子翻山沟子艰难行进，她们走得很慢。１１天，才走了６０多公里。侥幸活着的人，来到了方正县吉兴村。很快，这里聚集了从饶河、同江、虎林、宝清等地来的难民１万余人。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１日，我来到方正县原“红部”不远处炮台山西北麓的“中日友好园林”。说是园林，其实就是公墓。世界上别无仅有的公墓。公墓主要由三个墓组成，一个是方正县５千多名日本死难者公墓，一个是“麻山事件”５００死难者公墓，另一个是日本遗孤远腾勇，为中国养父母修建的公墓。另外抢眼的还有那个白色的和平友好纪念碑。这个纪念碑造型很好，呈双手合十状，祈求永远和平。纪念碑左右两侧的衬壁上，各嵌四字：“中日友好，世界和平。”
我说“别无仅有”并不夸张。当年，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立刻把中国老百姓赶走，赶到石头成堆、水质不好、野兽出没的山里去。这里大片大片肥田沃土，“分给”开拓团民。可中国人却以博大的胸襟，不计前嫌，不忍把当年“敌人”的骨骸弃之野外，建议给这些人修个公墓。这个想法“吓”坏了当政者——合理而又怪诞！连忙层层请示，１９６３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才有了这个“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那个和平友好纪念碑建于１９９５年。
我很高兴，毕竟还有一些讲良心的日本人“以史为鉴”，向往和平。可我越琢磨越觉得“文不对题”，这只是日本民间老百姓表的态，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表态？
冷风瑟瑟，手冻木了，连笔都拿不住。可我还是在纪念碑前流连、记录。同去的方正县外事办主任王德君告诉我：“这些日子冷啦，要不，日本人总来，就你现在站的空场，总有一球子一球子人啊。”
还有松田千卫。她来的次数最多。松田千卫来到这里，一看到公墓就哭，久久跪在那里，双手抠抓地皮，泣泪滂沱。她曾两次患脑血栓病，死神两次替她叩响地狱之门。可一旦病情好转，她揣着药踏上征程，再次来到这里。这里埋葬着她的父母，她的女儿，也埋葬着她和她同代人的青春与梦幻……
松田千卫回国后，居住在日本山形县。她把主要精力用在撰写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的文章上。可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山岗西侧，一块石碑面向西北而立，朝着中国东北方向。每年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仍有许多人在此地聚会，当年的移民口号仍被“三呼”！
现在，松田千卫的身体越来越弱，但她仍计划来中国。闲暇时，她就哼唱那首她不知唱了多少次的歌：夫君在何方／是回国还是遇难／莫非命中注定／注定天各一方／面对尘世／泪如雨下／泪眼朦胧／我眺望着中国原野……
就在葛根庙“大自决”撕开血幕，乌云跟她的妈妈姐姐刚刚跳进大沟时，距它千里之外的麻山大自决也进入“读秒”般的倒计时！
中午时分（也是中午！）。日头刚要向西歪歪，贝召洋二率领的哈达河开拓团行至麻山“西大坡”，“先头部队”发现前边有苏联红军。按照事先“预订”的方案，“半大小子”突然掉过枪口，疯狂地向妇女儿童们开枪、扔手榴弹。几分钟后，这个“先头部队”几乎消失殆尽。几个青年学生急忙冲出树林，向贝召洋二报告。贝召洋二大声喊着，要效忠天皇，宁死不当俘虏，命令全体“自决”。于是，宁静的“西大坡”，枪击声手榴弹声和人们哭嚎之声响成一片，８００多人立刻卷进“死亡峡谷”，几百个肉体几乎同时吞咽尖刀、炮弹片和子弹……
望着漫山坡同胞的尸体，沟壑小溪的水都红了，贝召洋二面朝东方遥拜，“扑通”一声跪下，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猛地提起手枪，把乌黑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饮弹自杀。
副团长上野胜和等也纷纷效仿。
这时，一位医生大喊：“还是生命重要，大家快逃命吧！”
“砰”的一声，一个飞弹击中了医生。医生回头看看射杀他的人，笑笑。他的手，还向前指着，指着。
他这一指，有２００多人侥幸逃生。
“麻山大自决事件”惨死的５００多人，我曾在前边提到过，他们的骨骸，后移于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的日本人公墓中。
２００４年年底，我寻访了“麻山”。时间淹没了一切。当年不大的小屯，房屋如挤挤挨挨的贝壳，已把一大面山坡铺严了！蜿蜒的路引领我们的车拐来拐去，恰值夕阳西下，坡上那些高低错落的白墙红瓦房子，在四周暗灰色的背景衬托下，格外生动。正因为它们大半埋在暗里，那些少许被“高光”打亮的地方，白的更白，红的更红，太漂亮啦！间或，还有一簇簇亭亭玉立的白桦树装饰其间，个个修长而美丽，油画一样，美不胜收。我不禁怀疑起来，这样的地方，会有血腥发生吗？
这时，当地朋友对我说：“看见那个矿没？那也是日本人开的。”
啊，又是日本人。
请看这组让我们惊骇的数字：煤炭２４０００万吨，钢铁１２００万吨，粮食２２８００万吨，木材１亿立方米，黄金２２０００公斤！
就连深谙此情的日本人都不得不说“公道话”：“如果没有亚洲这么富裕的宝地，很难说战争能够坚持多久。”
然而，日本人当年大肆从中国掠夺的资源，还是填不满他们无限扩大的战争“无底洞”。“珍珠港事件”后，它们的飞机只能成为美国空军的靶子，除了偷袭和同归于尽，根本不敢正面进攻，原因很简单，因为缺少钢材，尽是些不堪一击的“木头飞机”！
车子继续西行。
在一片看不出有任何异样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麻山事件”原址。有碑为证。这是一个半米高、宽不盈尺的石碑。碑上竖刻了八个红字：“永世不忘养育之恩”，落款是“日本驻鸡西哈达河开拓团”，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２月３０日”。同行的宋林琳问：“２月有３０日吗？”大家恍然大悟。但，没人挑这个。回想数十年前，这些孤儿能在贝召洋二指挥的“大自决”中死里逃生，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立这个碑，足以令人感叹！我知道，在５００多具尸体中，竟然有７人侥幸在蚊虫、饥饿、野兽的威胁中活下来，被中国妈妈救活。这个碑，就出于他们之手。我跟朋友们在碑前合影留念。我非常理解立碑人的用心良苦。在这个“万劫不复”之地，这个碑怎么刻了似乎“跑题”的“永世不忘养育之恩”呢？
当然，它没跑题。无论对那些感恩于中国妈妈的日本孤儿，还是对于此文。死者长已矣，说什么都没用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该纪念的就是这些普通而善良的中国妈妈，否则，在这个碑文上，难道铭以“×××大自决纪念地”？
在日本神奈川县平冢市，我见到了内海忠志，中国名字叫王金生。他说“６０年了，我一听到蚊子的嗡嗡声，就想到堆积如山的死尸，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儿……”
２００３年，当他在横滨接受律师团的调查，回首这段悲伤的往事，他竟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悲痛得昏死过去！
内海忠志就是“麻山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他说：“记得有五六个扎裹腿的日本兵，突然掉过枪口，向日本难民开枪，大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我也被刺刀扎了两下，昏倒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了。母亲的尸体压在我身上。母亲的胸部开个大窟窿，流了好多血。周围堆积着横七竖八的尸体。过了一会儿，我姐姐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可其他亲人都不见了，从此，我跟姐姐被扔在中国的荒野大地。当时我５岁，姐姐７岁。我跟姐姐白天出去找吃的，晚上回到母亲的尸体边睡觉。过了几天，母亲的尸体开始腐烂，那臭味跟死去的动物一样，直刺鼻子。可我们还是舍不得离开母亲。我们依旧搂着母亲的尸体睡觉，就像母亲还活着一样……”
内海忠志擦一把眼泪，接着说：“几天后，一个路过的中国人发现我们，我已经饿昏了，神志模糊。当时，我被蚊子咬坏了，全身无一处不肿，到处都淌脓淌水……”
内海忠志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儿，他才把他最不爱说的结果告诉我：“我被救了，可至今也不知道我姐姐的下落……”
那时，在同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更小的日本孩子，在离内海忠志不远的地方挣扎着。他叫席静波。现在，他仍生活在中国黑龙江省林口县。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当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路过“西大坡”，三四岁的席静波正在他妈妈的尸体上哇哇大叫。一堆尸体。满地血水。妈妈睡了。怎么也喊不醒。妈妈的脸铁青色。变形了。但席静波还认得她。席静波一刻也不离开妈妈。哭了睡。醒了再哭。三天了，一直没有离开过妈妈。抗联战士发现他时，他的两只小手一直在撕扯着妈妈的衣服。嗓子哭哑了。身上红肿，成片成片蚊虫叮咬的大包，到处都是脓水。可他，还在嘶哑地喊着，喊着……
席静波为了报答中国妈妈的恩情，始终没有回日本。他卸任林口县教育局长后，又在他当了多年教师、校长的刁翎中学任教学顾问。
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灾难，秋山三重子母女４人却以另一种形式上演了与内海忠志、席静波“殊途同归”的悲剧。秋山三重子的母亲带领三个女儿从死亡中逃出来后，又再次投进死亡的怀抱。
逃出“西大坡”后，３个女儿走不动了。她也走不动了。看看蓝天，看看大地，看看不远处的屯子，一切都那么陌生。大山连绵不绝，道路遥遥无尽头，她绝望了。她们母女４人，如同４只蚊虫，无法飞出大山，无法飞过漫长的道路，无法飞过不知道在何方的日本海。她哭了一阵后，命令孩子们站好，别动。她给小女儿的脖颈套上绳子，女儿以为妈妈跟她玩呢，还笑了笑。她突然双手用力，小女儿甚至没来得及叫一声，脖子一软，头垂落下来。姐妹俩呀呀啊啊一阵叫，引起一个中国矿工的注意。那个矿工疯一样奔跑过来，她已经把绳子套在大女儿的脖子上——为了抢救这个生命，矿工一边跟她厮打，一边抢下孩子……
矿工救下了秋山三重子姐妹俩。
奄奄一息的母亲死了。
在日本横滨，秋山三重子对我说：“咳，这个噩梦过去这么多年了，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一直想念我的母亲。我至今仍记得我母亲的样子，”她指一下屋子中央的供奉着母亲遗像的佛龛说，“这不，我每天都向母亲供水果和鲜花。”
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哪个母亲，心甘情愿杀死、丢弃自己的孩子？
但，在１９４５年秋天，母亲们变了。如秋山三重子母亲一样的人比比皆是。母亲们纷纷把自己的骨肉杀死、送人、丢弃。对此，我曾对她们抱有深深的成见。但当我采访了太多的人，从中国妈妈及活下来的日本孤儿的叙述中，我才知道，母亲们遇上了太多的“万不得已”。
只是，她们没有想到，无数的中国妈妈，捡拾起已被她们丢弃的生命。
在我采访的事例中，类似的情形不下数十个。在此，我仅选取一个片断——六个孩子吊在一棵树上。
黑龙江省桦南县半截河村。
这里的日本开拓团曾经“星罗棋布”。在史典上留下名声的“千振”、“弥荣”等大规模的开拓团本部，也离此很近。
可想而知，这一带的开拓团曾“繁荣一时”。
然而，１９４５年秋天，这里也是日本妇女儿童的重灾区。
自杀者无数。
那是一个苦难连绵的日子。天怒人怨，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落难者寸步难行。秋风萧瑟，冷雨纷飞。大批大批的妇女儿童，拖着疲惫的身子，蹒跚前行，如同受伤的蚂蚁爬行在无际的沙漠上，到处都弥漫着绝望。冷雨鞭子一样抽在脸上，也抽在心上。她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半截河村，企望从这里取道依兰，再设法绕道回国。那时，她们还不知道依兰如松田千卫那样的难民，也同她们一样，怀揣着一线希望，踏上另一条不归路。
她们还算幸运，没碰上前野良山、贝召洋二那样杀害自己同胞的刽子手；她们九死一生，是刽子手屠刀、子弹下的“漏网之鱼”。
路边，不时出现几个同情她们的中国妇女，发出声声叹息。
一位善良的中国母亲，手捧两个刚刚从火盆里扒出来的热烀地瓜，送给一个饿得不行了的日本孩子。男孩身边走路里倒外斜的母亲，竟为这两个地瓜，“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中国母亲磕头。中国母亲们急忙扶起她，陪她流泪。两个素昧平生的“敌国”的母亲，就这样“相识”了。用眼神儿，用泪，用心。尽管，只有几分钟。在中国母亲看来，她们失去了土地、粮食、财物，还有亲人的生命。但，抢她们杀她们的不是这些妇女和孩子啊！
战火刚刚熄灭，家家都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吃的，最为宝贵。可中国妈妈认为，能救人行善，宁可自己挨饿……
不要问她们从哪儿来。也不要问她们到哪里去。这些人类中最弱的群体，遭此苦难，足以拨动中国老百姓的心弦！
突然，王凤君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杨树惊骇地问：“媳妇你看，那是什么？”
“呀，孩子，那是孩子啊！”妻子说。
夫妻俩跑过去一看，脸都吓白了——一棵大杨树上，吊着六个孩子，一个妇女！
王凤君搓手跺脚地叨叨：“作孽啊，作孽啊！”
此刻，我的心也如王凤君一样在抽搐、滴血。这个妇女怎样把六个孩子一一吊了上去？如果孩子们四下逃散，她撵得过来吗？当她把第一个孩子吊上去，另外五个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何等的残酷啊！吊上去的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最后一个孩子吊上去之前，哭没？瘫没？挣扎没？孩子死前，她向他们说了什么，是留给这个世界的不解之谜。我们可否这样理解，她曾跟孩子们说，这样，我们就“回家”了。无论怎样，我们都沉痛不已。我曾怨恨过那个女人。可指向又不那么明确。这个悲剧，像似这个女人导演的，又好像不是；这些孩子，是这个女人杀的，又好像不是……
六朵花还没开，就谢了。六盏灯刚一点着，就灭了。六个生机勃勃的青果，一下子，离开了母树……
王凤君妻子啪地拍一下大腿，指着孩子对“傻了”的丈夫说：“还愣啥呀？快看看有活着的没，”她一边落泪一边感叹，“太可怜啦！太可怜啦！”
王凤君挨个检查，发现那个４岁左右的男孩子还活着。
无法辨清这七个难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