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4期-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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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８３９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要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８２１年起，到８５９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类文人组成的队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恶心、最丑陋的一次表演。
从牛、李党争的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为什么那些江郎才尽，或压根儿就不曾有过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脑袋，为一顶乌纱帽而跑断腿，说破嘴，磕断头，求爷告奶的所为何来了？替他们想一想，诸公不干这个，还能做其它什么营生呢？
重重压力之下，杜牧离开长安，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同样，左右排斥，怎么也不是的李商隐，由华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蝇营狗苟，碌碌谋生，越活越差，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虽然在这场朋党斗争的棋局上，连兵、连卒这样棋子资格也不配。但宗派主义发展到疯狂阶段，红了眼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阶段，人人排队，个个划线，像过筛子一样，这两个诗人也不能幸免，卷入这台绞肉机内，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肃的命运之中。
也许上帝制造天才，同时会嫉妒天才，因此，从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给了杜牧非凡的才分，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笔，灵动的诗韵，也给了他一个跌宕的，多事的，不顺遂的，污言浊语的大环境，以及一群跟他过不去，看他不顺眼，总是要琢磨他，算计他的二、三、四类文人，让他气喘不匀，心展不开，路走不通，饭吃不香，最后除了短命而亡，还有其它生路吗？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应该说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诗》收有他们的诗作。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才气，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别看他们写诗不行，写文不灵，但搞起朋党恶斗来，株连面之广，牵涉人之多，除敌务尽的彻底，斩草除根的坚决，惟恐漏网的搜罗，不论无辜的查办，无所不用其极。据说，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们今天将这个人打出朝廷，明天将那个人撵出京城，弄得烦心透顶。据《资治通鉴》：“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为帝，李德裕失势，被踢出京外，最后发配崖州，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为党争牵累的其实不过是小八腊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点落实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公元８４９年（宣宗大中三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这位具有伤时感世的智者胸怀，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风采，具有风流潇洒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诗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挥洒自如一点，多姿多彩一点，能在不开心中寻找快乐，能在不顺利中谋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个在精神上不肯败，不想败，虽败也不倒的强者。
这两位诗坛扛鼎人物，回到长安后，杜牧为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暂代京兆府法曹参军。文学史习惯于“李杜”并称，除了他们共同的文学声名之外，也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下情谊。两人在这段日子里，肯定有过频繁的相处交游，有过密切的来往酬唱。在《全唐诗》的《李商隐卷》中，除了“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杜司勋》外，还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特别讲究曲折含蓄、隐晦奥秘的李商隐，是不愿将诗写得很白，不肯将话说得很直的诗人，但他写下如此近乎绝对的评语，说明他对杜牧诗坛领衔地位的推崇，对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了。
李商隐给杜牧赠诗，正是他风风光光地奉诏，为已故功臣韦丹写《遗爱碑》之时。
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杜牧亲笔手书《张好好诗》，那“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金石录补》）的评价，所言非虚。他还擅画，宋人米芾称其“精彩照人”，可惜后世无存。杜牧注释过《孙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卫》，以及早期的《阿房宫赋》等文，都能看到这位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以及关心国事，主张削藩、强兵、固边、禁佛，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气概。所以，李商隐对杜牧的这个“人间惟有杜司勋”的至高评价，是一种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赞美。
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杜牧更有很切实准确的论述：
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其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茫茫。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读到这里，谁都会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以时日，多享年月，还不知他会为中国文学史作出多大贡献呢！
可是，令人无法不感叹系之的，这一年，杜牧４７岁，已进入他生命倒计时的阶段，对他来讲，丧钟即将敲响，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让他活下去，要他撒手离开这个远没有看够，远没有写尽的鲜活世界了。这也许是我们后世之读者，对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极了的二、三、四类文人切齿的理由。
武松不是情种 鲁智深与郑屠
谈 歌
谈歌男，１９５４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７８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家园笔记》、中短篇小说《大厂》、《天下荒年》等。现为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对于武松这个人物，历来有许多的传说。
谈歌问过很多朋友，他们最早启蒙的水浒知识，大都是武松打虎。水浒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最多的，也都是武松的故事。中国老百姓大概没有不知道武松的。武松的影响力应该是巨星级别的。如果他活到现在出来拍广告，在中国各电视台的价位应该是最高的。多少年来，说书的，唱戏的，靠武松吃饭的艺人，实在是不少。用现代的说法，这是一个市场空间很大的人物。
我想先分析一下武松的身份。一种传统的说法，《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这是一个误读。小说中真正的农民身份的，不过阮氏兄弟几位，极少。其中大多是一些基层官吏，在职军人，乡绅地主，以及一些无业游民。武松算哪一类？大概应该先是算作是城市游民。他是在清河县打死了人（后来得知那人没死），出来躲案子的。由此在江湖上冒头。后来当了阳谷县里的捕头。捕头是什么干部？应该算是刑警队长一级的干部。按照宋代政法合一的制度，公安局长应该是由县长兼着。可是看《水浒》，县长们从来不办案子，那武松就应该属于代理公安局长的身份了。这也要归到基层官吏这一类。作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或者代理公安局长的武松，绝不会生出反政府的思想，武松绝对想好好干工作，做一个称职的国家公务员的。
我们不能怀疑武松当了公安局长之后就是官迷，他大概是想在阳谷县找了这么一份工作，凭着本事吃饭，跟哥哥相守着，这也是一种天伦之乐。武松从小没有了父母，是武大把他一手拉扯大了。应该说，武大在武松心目中，有父亲的影子。武大是一个长兄如父的典型示范。可是偏偏闹出了一个西门庆，这就把武松逼上了狮子楼的杀人现场。读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西门庆登场，闯入了武大的生活之后，武松别说想当好公务员了，就是想当一个自食其力的下岗工人，也办不到了哟。
西门庆算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城里人。既然富了，人们只注重现实，而不能去追究他的原罪。那年代可以正大光明地包二奶。于是，西门庆看中了人家武大的老婆。这件事跟民间常常发生的那种男女私情没有什么区别。赌出贼凶，奸出人命，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通例。中国外国一个样子。可西门庆未必这么想，奸出人命？出什么人命？照我西门庆这样的身份，横。就算是我西门庆跟某某人的老婆私通了，那男人也得老老实实戴着绿帽子。你惹不起我啊。我西门庆先生是城里的名人，纳税大户，政府重点扶植的民营企业家。行了，你不就是戴了戴绿帽子了吗？你真要是在乎得不行，你就离婚。你老婆就归我包养了。你实在不愿离？那你可得忍着。这应该是西门庆先生的逻辑。可是，这事主儿武大偏偏有一个兄弟。而且这兄弟是武松。这事儿就热闹了，也严重了。别说武松是现任公安局长了，就算武松是一个下岗工人，武松这脾气也得把西门庆宰了。你西门庆有钱怎么样？你是民营企业家怎么样？就算你跟县里的领导干部们熟门熟路怎么样？武松不买你的账，我不杀了你，怎么能出胸中这口鸟气。写到这里，再奉劝时下一些有钱人，千万别走西门庆先生走过的路，你就算是有钱，你就算是县里的或者市里的或者省里的名人，你就算是县里或者市里或者省里的领导的铁哥们儿，你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欺男霸女，你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一个武松来呢？中国从来就不乏武松这样的人物。
行文至此，想到了一个老话题：自来人们研究武松，总是津津乐道地猜武松跟潘金莲那点男女事。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读书人的悲哀。我就是奇怪，为什么中国的文人总是对这一段故事感兴趣呢？实际上，无论七十一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这本小说里，武松与潘金莲根本没有那种关系嘛。可是多年来，一些读书的文人，还是从字缝中读出来了武松与潘金莲那种微妙的男女关系。或者说潘金莲暗恋着武松，或者说武松是强按欲火，有贼心没贼胆。是不是这种情况？可是从来的文人大都这么说。众口铄金，武松就算是真还活着，作为当事人，这事情还真是说不清楚了。当代一个作家还专门写过一出戏。研究武松的性心理。证明武二先生真是暗恋着自己的嫂子。如果这么推测，那么武松与西门庆之间，就不存在为兄报仇的事情了，纯粹成了两个老爷们儿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了。武松杀人的动机和社会价值就得大打折扣了。
其实，这是中国文人的无聊。
这无聊的本事真大。中国自古以来，无聊的文人就不在少数。其实说穿了挺没劲，并不是武松喜欢潘金莲，而是文人自己喜欢潘金莲。就拿着武松说事儿。这叫意淫。写到这里，不禁想到当下文坛上多写这种性文学，就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骨子里的毛病。你瞧吧，某部小说里，某某主人公跟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