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08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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窜进自家的猪圈，将我老爸精心喂养的一头猪偷出来，摸黑赶到镇上卖了，然后我怀揣这头猪换来的六百来块钱，来到城市。老爸肯定清楚他精心捣弄的猪的失踪跟他儿子的失踪密切相关。他一定会为他的猪落泪，而一定不会为他的儿子伤心。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在城市流浪，逛了该逛的一切景点，到我两次都没考上的大学转了几圈，花高价看了两场演唱会一次《同一首歌》，一次谢霆锋的个唱。兜里的钱只剩下两张５０元的了。我曾经对这两张纸币研究老半天，希望它俩有性别而且不同，我就好让它俩交配，繁殖一大批儿孙。但我的计划落空。只好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城市里乱窜，寻找赚钱的门路。最后这只苍蝇扇动着恶心的翅膀，停落在“又一村”小饭馆。老板没将我拍死，还答应将我留下，我嗡嗡嗡恶心地叫着表示对他的感谢。我决定留下来，三分是老板正招伙计，七分是因为她妹妹梁晴。我是在午后小饭馆没有生意时走进去的，他们三人正准备吃饭，梁晴在做饭前祷告，她穿一件洁白的上衣，长发垂肩，好看的睫毛覆盖微闭的双眼，双手交叉握在胸前，肩膀有些许的颤动。梁晴一尘不染的样子、宁静的、不加修饰的美将我吸引，我当即决定：就在这里打工。
老板烧菜，老板娘收钱，我和梁晴招呼客人。客人有身体不舒服的，梁晴吃饭前为这些客人的健康祷告。店里来了乞丐，老板和顾客都将乞丐往外轰，梁晴却总是拿了些钱或吃的送过去。完了还为这乞丐祈祷。有人在街当中逮住了一个小偷，一伙人上来对小偷拳打脚踢，梁晴见了，奔过去拨开人群，求人们不要再打。事后我好几次见她为这小偷祷告。饭馆右边的十字路口出了事故，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被大卡车从身上碾过，梁晴为这个陌生的死者流泪祷告了一星期。我还听见梁晴祈求她的上帝，让他哥嫂改掉说脏话、爱吵架的毛病。梁晴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因为她的祷告，我跟老爸去了信，说是在城里打工，还咬咬牙给他寄去５００元钱，算是还他那头猪。我感到梁晴不属于这个饭馆，她会逼着她哥嫂将酒菜的价格往下压再往下压，或者自己拿笔在价格本上改了；她会逼着他们将我的工钱往上涨再往上涨。用他的哥的话说是“吃里爬外”。我知道这是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念在起作用。
第四天，梁晴做完晨祷，出去买来消毒液认真给店里消毒，又叫我在纸上写了“店内已全面消毒”几个字贴在门口。但还是不见客人来。梁晴坐在桌子跟前去读《圣经》。老板烦躁地拨弄算盘珠子。老板娘在厨房专注地煎药，屋里弥散着浓浓的药味，以及从老板娘口里呼出的大蒜的臭味。我顶着臭味看小Ｄ发过来的两则短信息：
“非典的八种死法：戴口罩闷死，乱喝药毒死，被消毒水熏死，不敢上街买菜饿死，怀疑被传染把自己吓死，出差疫区被亲朋躲避郁闷死，散布谣言被骂死，公共场合打喷嚏被扁死。”
“若你现在上班，你是战士；若你现在逛街，你是勇士；若你现在聚会，你是斗士；若你躲在家里，你就没事；若你看了短信不回，那你是烈士。”
小Ｄ是我买菜时认识的在一个汽车城洗车的同乡，和他一同去买了两只廉价手机，此后他就屁颠颠的将短信息一拨儿一拨儿地发过来，自然都是转发的别人的。就像他告诉我的那些关于非典的说法——说病毒是外星人弄来的，目的是要灭掉我们人类，好让他们成为地球的主宰；又说是从动物身上来的，人将什么动物都杀了吃了，动物要复仇了；又说可能是什么国家制造出来的生化武器……都是小Ｄ从洗车的顾客那里听来的。
这时柜台上的电话叮铃铃响了，老板娘从厨房里窜出来，抢在老公之前抓起话筒——她现在听电话很积极，总觉得会有关于非典的最新消息从那里传出。她相信小道消息超过相信电视。只听她啊啊啊地叫，第一声短促，第二声尖厉，第三声走调。与叫声相应，她的脸色先是绿，再是白，最后是死灰色。她面呈死灰地兀立在那里，手里的话筒咣当掉下去，摇摇晃晃地碰着柜台脚。老板骂一句“神经病”，拾起话筒扣到电话机上。老板娘回过神来，脸依然是土色，嘴里喃喃道：“坏了，坏了。”她一边说了五个“坏了”才正式说道：“有个非典病人从隔离室里溜出来，逃出医院，现在不知窜到哪儿去了。公安局正在通缉他。”一面说，一面从桌上拿起一颗大蒜头塞到嘴里她吓得都忘了要洗手，一面往厨房里退，一面又说：“小杨，快把店门关了。这个逃出来的病人没准会窜进我们店里来哩！”“放屁，”老板对我说，“小杨，你别听她放屁。”梁晴离开桌子，认真地生老板的气：“哥，你到什么时候才能不说脏话？”说着走到厨房门口，柔声安慰老板娘：“嫂子，你不要太紧张，就会过去的，电视上报道的病例不是一天天在减少吗？”
老板噼噼啪啪很响地拨动了几下算盘珠子，拿起算盘往柜台上一扔，我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是老板骂骂咧咧的声音：“他妈——”他把“的”字吞了下去，妹妹梁晴瞪着眼在看他，“这非典要是一直弄下去，我不是一直没有生意？”梁晴脸色缓和下来，她上前安慰她哥：“哥，生意不好也就这么三四天么，你不要太性急。”老板没吭声，从柜台后边走出来，经过梁晴身边，经过我身边，大步走到街当中。我看见他粗大的手臂突然伸出去，一把抓住了一个过路人的胳膊，将那人死劲往路这边拽。那人抖瑟着身子企图挣脱开去，口罩后边的嘴巴嗡声嗡气地说：“你，你要干什么？”老板声音粗大而语气坚定：“我要你来我店里吃饭。你肯定饿了，你得来我店里吃饭。”口罩后边的声音嗡嗡的：“你，你——”有几个行人停下来观看，但离得远远的。有身影从我旁边闪过，是梁晴。娴静的梁晴矫健地跨到路当中，将他哥哥的手往外掰。梁晴的说话声不大但不容置疑：“哥，你松手！”我也从店里出来，看见老板的手放过了那个过路人。那人甩了甩胳膊，撒腿逃窜开去。老板兀自站在那里，嘴里依然唠叨着：“我的菜烧得很好，你们得来我店里吃饭。”
我先回店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糊味，跑进厨房一看，药罐里的水烧干了，那些甘草啊桔皮啊什么的被煎糊了。却不见老板娘的踪影。梁晴兄妹跟进来，我说：“刘姐不见了。”老板从鼻子里哼一声：“别管这个神经病。”梁晴到厨房里看了看，静静地坐在桌子跟前去。老板从柜台旁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从柜台下面摸出一碟花生米来，气鼓鼓地吃喝。我坐回到门口，看见对面的药店门前出现几个穿制服的人，从制服上面的标志我辨认出他们是市工商局的。药店老板点头哈腰地在陪笑脸。但是三个工商局的人还是上去将药店查封了。过了一会，我听到那个熟悉的吆喝声：“回收冰箱彩电电风扇洗衣机空调卖”，那女的挺着壮观的肚子，步伐矫健地从我面前走过。他老公蹬着三轮陪她散步。
这以后路上开过去两辆公交车、一辆出租车，老板娘还不见回来。梁晴从《圣经》后面站起身，说声“我去看看”，出门向左。我知道她是去旁边的公共厕所“看看”。第三辆空荡荡的公交车开过，梁晴回来。脸上写着焦虑：“嫂子这几天足不出户的，会到哪儿去呢？”老板从鼻子里哼一声：“她神经兮兮的，别管她。”又一辆出租车过去，司机戴着口罩，车里没有乘客。老板将杯里的酒干了，从柜台后边拐出来，嗫嚅着说道：“我去看看这个神经病。”出门向右。我猜他是到平时他们玩牌玩麻将串门的地方去“看看”。有好一会儿没见一辆车子开过，老板回来。脸上显出慌张：“这个神经病，她死到哪里去了？”梁晴开始祷告，求主保佑她嫂子别出什么事。老板坐在椅子上闷闷地抽烟。我肚子呱呱叫了，进厨房弄晚饭。
我正在切姜片，听到门口扑通一声响，接着是呜哇一阵哭声。老板娘的哭声。我扔下菜刀出来，见老板娘身子耷拉着倚靠在门边上，披头散发，衣衫不整，两手抱着头嚎哭不已。梁晴上去扶住她。老板摁灭烟头，吼一声：“你神经兮兮地嚎个什么丧？你死到哪里去了？”老板娘抬起头，两眼呆滞地看了看她老公，然后又双手抱了头，发出两声长嚎：“我不想活了。我没脸活了。”我们都注意到她脸上有伤。我上去帮助梁晴将老板娘扶到靠里边的桌旁坐下，老板娘肩膀抽搐着，头埋在胳膊里，声音从头发下边升上来：“我被人强奸了。”我看一眼老板，发现他的脸变得很可怕。
“我去上厕所，”老板娘抽抽搭搭地说，“碰到一个男的，自称是派出所的民警，”老板娘断断续续地说，“说我脸色发红，像是感染了非典，”老板娘死劲抓自己的头发，“说防疫站的人在派出所警务室测体温，查非典，”老板娘两手握成拳擂着桌面，“我就信了，他用自行车把我带到一间空房——”老板娘呜哇哭着说不下去了。
梁晴把嫂子的头揽到自己怀里，泪水从她眼里扑簌掉下来，落到嫂子的头发上。
黄昏降临，街灯初上，梁晴坐在小饭馆昏黄的灯光下，一手轻轻摩挲着老板娘的头，一手攥着那本厚厚的《圣经》。
我和老板戴着口罩，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赶到公安局报了案。从公安局出来时我的车子撞了一个人，那人兴冲冲地赶路，前胸撞上我的自行车前轮。我认出是那个回收旧家电的民工，他没骑三轮，一个人，手里拎一塑料袋。他将身子往旁边闪了闪，从口罩后边发出嘻嘻的笑：“对不起，我太高兴了，我老婆生了。”随手从塑料袋里抓出一把糖果，放到我车篓里，又抓出一把来放到老板的车篓里，口罩后边的嘴巴叽叽咕咕地说：“是个丫头，名叫李抗典，抗击非典。”一面说一面大踏步朝旁边的妇保院走去。走出几步又回头丢下一句：“是我给起的名。”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妇保院大门后边，然后跟着老板狠劲踩着自行车踏板，窜进大街小巷，深入夜晚的城市的腹地，追查那个小眼睛大鼻子个子瘦小的４０岁左右的嫌疑犯。
责任编辑何子英
我不是胆小鬼
■ 丁伯慧
我一觉醒来，竟然忘了上辈子的事。这事说起来真有些丢人，仅仅因为半瓶酒，他娘的半瓶
二锅头！
那天上午，我趁着几个白大褂不注意，就偷偷地从小门里钻了出来。你不知道，要是再不从那个鬼一样的院子里钻出来，我要疯掉的。院子的墙倒不是很高，可是里面的人都穿着白大褂，说话都像是说梦话，搞得鬼兮兮的。我估摸着，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神经病。你说这样的地方谁受得了！？
我钻出来的时候正好是一个中午，太阳照得厉害，烤得地上冒火。我想我出来得不是时候。不过既然出来了，我就不打算再回去了。我知道那帮人很快就会追出来找我的，就沿着街一路小跑，然后又拐了几个小巷子，估计他们找不到我了，才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心里热得发慌。这该死的天气。我得赶紧找点水喝。
有几个人正坐在大排档吃饭，桌上就摆着一瓶酒，准确地说，是半瓶。我的机会来了。我悄悄走过去，在他们光顾着说话和往嘴里塞菜的时候，一把抓住酒瓶，后退几步，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几个人愣了一下，赶忙冲着我喊，干嘛？你是干嘛的？还有人从凳子边跳出来，晃了晃拳头，看样子想打架。打架就打架，我难道是胆小怕事的人！？我也冲着他们瞪大了眼睛，一边把手上的酒瓶晃了晃，结果一些酒被晃了出来，让我心疼了半天。旁边一直坐着的那个人就拉了拉其他几个人说，算了算了，给他吧。
我想这还差不多，凭什么你们又吃菜又喝酒，我却什么都没有。我转身走的时候，身后又传来几个人的声音，神经病……我回头瞪了瞪他们，你们说什么？谁是神经病？想打架是吧？那个坐着的人赶紧又说，没什么，不是说你的，你走吧。
哼，我知道现在的人生得贱，你狠他就怕你，你老实他就欺负你。
你想知道我的来历？好吧，这是个简单的事，我告诉你就是。不过现在不行。现在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什么事？你看看，白大褂来了，我得跑啊。
我跑得非常快。不是吹牛，在我下岗以前我一直是厂里的长跑冠军。每次开运动会我都出风头，年轻的那阵子还有不少姑娘给我写情书呢。你想想，白大褂怎么是我的对手？我的耳边生风，三下两下就绕了几个巷子，把白大褂甩掉了，这下好了，我自由了。我可以回家了。对了，我的家在哪儿？有谁知道？拜托你告诉我。我家里有些什么人？也请你告诉我。真头疼，这种问题，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对了，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上辈子是干什么来着？哎呀，怎么又想到这个要命的问题。这个问题真是个混蛋的问题。对了，白大褂好像知道。有一个戴眼镜的白大褂说过，他知道的。当然，我不信，可是，也没别的好办法了。
白大褂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可不是怕事的人。
白大褂说，你现在还记得起来以前的事吗？
我说，我不是胆小鬼！
白大褂就摇了摇头说，喂，你要配合我，我会帮你想起以前的事来的。
以前的事？不对，以前我也不是胆小鬼。我只不过老实一点。除了长跑的时候与人争一下之外，我基本上不和人争什么。所以，我的初恋情人被人抢跑了。我的房子被人抢跑了。我的工资加给别人了。这些我都不争。可我确实不是胆小鬼。我说白大褂，你有病是吧？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肯信！瞧你那副不相信人的样子，看上去我就来气！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听。那年秋天，厂里换于老五来当车间主任。这于老五真他妈的不是东西，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地痞无赖出身。可他有后台呀。这年头后台多狠哪！也不知怎么的，他一来就看我不顺眼，找我的碴，大概看我是个老实人，就以为我好欺负。他硬说我把一个螺栓给车歪了。你想想，这怎么可能？我都做了二十几年的车工了，还对付不了一个小螺栓？可于老五真的拿出一个螺栓，拉着我到厂长那里。我一下子就傻了眼。人家有证据。电视上常说，现在是个讲证据的社会。证据就是一切。厂长大概不懂螺栓的问题，就问我，这个螺栓是不是不合格？我拿到手里一看，就说，这种螺栓怎么能算合格呢？把这种螺栓拿出去那不是害人吗？厂长说，那就对了，行了，我知道了，你们走吧。我就走了。谁知第二天，于老五突然通知我，去一趟人事科。我想人事科找我干嘛呢？这几年，除了解释扣工资的事，人事科从没找过我呀。就去了。科长说，张大全同志——对了，张大全就是我的名字——我正式通知你，你下岗了。我当时就傻了，问他，你说什么？科长说，你下岗了。我说，凭什么要我下岗？科长说，公司现在正在减员增效，像你这种在技术上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是我们首先裁减的对象。好了，你去财务科领最后一个月工资，走吧。
走就走！我说。我就走了。回到家里我才越想越不对劲。我从来没有车过那种歪瓜裂枣的螺栓啊。不可能的啊。可是，于老五确实拿着一个车歪了的螺栓啊。这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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