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08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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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别人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但这件事我又必须去做。
有天晚上，杨玉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女儿在等她。
“妈妈，明天把外婆送到医院打针？”
“行！”
不料当晚，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发热门诊设施，她又回到了医院。５月９日，所在市、区两级督导组宣布该发热门诊达标。
“你怎么能这样？！你现在是六亲不认了！”第二天晚上１２时多，她一回到家，即遭到了女儿的严厉责问。
“不能怪女儿，”杨玉华说到这里咽住了，“其实在那天，孩子的爸爸因重病住进了医院，却没人照料。有次吃午饭，我工作走不开，没能给丈夫送饭。无奈之下，他爸只好下床自己去打饭，结果由于体质太弱，一个踉跄摔昏在食堂门口。”
接着就传来了母亲去世的噩耗。
面对泣不成声的杨玉华，我不知说什么是好……
这就是ＳＡＲＳ留给一个普通家庭的历史性伤痕。
其实，从我所采访的数百名医生情况看，没有一家不是与杨玉华家庭的情况相类似——挥泪痛别子女，挥泪痛别爱人，奔赴一线，更多的家庭甚至比杨玉华家还要困苦。那么这成千上万家庭又是怎么度过这段艰难岁月的呢？尤其那些与ＳＡＲＳ交锋的一线医生、专家以及他们的家庭又是经历怎样的一种阵痛呢？
日历一页页地翻过。
今天，当人们谈起ＳＡＲＳ时，已不再色变，不再疯狂地抢购大米、食盐，甚至这一切已不再成为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ＳＡＲＳ带给湖北和她的５９７０万民众的惊恐与教训永远不会，也不能忘记。
这也正是我想向大家述说的。
一、风雨欲来的荆楚大地
２月１４日一大早，拖盐的大车小车，在江夏区盐业公司门口排成了长龙。
历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上个世纪物质匮乏的时代。
早晨起来，流芳镇的卢卫红就觉得相当紧张，如临“重大决战”——丢下生意，抽空从李陈村赶到盐业公司。起个大早，“鬼晓得还买不买得到盐”。几个哥们还等他多带点盐回去分。
天气有些冷，踏自行车出了一身的汗。面对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卢卫红显得有些无奈。这两天，流芳镇的盐都卖疯了，一到下午，所有小卖部、超市的盐全部“卖光光”。
盐业公司当日１００多吨库存食盐被抢购一空。排了３个多小时队的卢卫红购盐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气得他直跳脚：怎么就连盐也买不到了！
其实卢卫红还不清楚，整个湖北省都出现了大面积抢购食盐风波。
２月１３日，黄石市区居民半天时间抢购食盐５００多吨，洪湖、石首各抢购３００多吨，相当于当地一个月的食盐销售量；咸宁全市当日即销出食盐１６００吨，这是该市２７０多万人两个月的消费量。群众抢购食盐，不法商贩乘机抬高盐价，一些地区食盐０．５公斤已经卖到３元至５元！
这股食盐抢购风来自广东，流行的原因据称是ＳＡＲＳ与缺“碘”有关。
卢卫红听说食盐可以用来洗头、泡水洗澡、漱口，或者煮水喝，可以预防ＳＡＲＳ，至于最初是哪里传出的消息，谁也说不清楚，“反正现场的人全知道这回事”。
２月１５日，报纸上出现了两条新闻：同济医院内科的霍医生说，在临床上未见过这种治疗ＳＡＲＳ的方法，这种方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纯属无稽之谈；湖北省盐业总公司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盐业部门对不法商贩抢购食盐、哄抬盐价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
卢卫红看后不禁哑然失笑。
至２月１５日上午，湖北省的盐价回落到正常价位。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舆论若不被主流传媒引导，就会被口耳相传的民间传播所控制。主流媒体声音一出，哪怕只有三言两语，就立即在公众间发挥了安稳人心的巨大作用。
食盐风潮刚过，武汉市大小药店里，“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两种药品猛然热卖。各商场、集贸市场，白醋出现严重断货。普康大药房东湖路分店的营业员说，来购大袋“板蓝根”的，一买都是５袋以上。
到了３月中旬，温度计、口罩等防ＳＡＲＳ用品热卖，沉寂没多久的药店再次火爆迎客——网上零零碎碎的各地疫情报道再次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关注。
江城宽阔的大街上，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拥挤，白口罩流动了起来，一切开始变得陌生，只有紧缩的瞳孔还在惶恐地交流着。
此时，湖北各大媒体曝出一则新闻：武汉某高校一研究生小雨患上感冒，头疼、发烧。治疗一周后症状仍未消除。此时广东流行ＳＡＲＳ，小雨认为自己也得了这个病，变得紧张、恐惧。最终“发展”为精神失常。
情势再次紧张起来。
３月１１日，武汉市疾控中心迅速与新闻媒体进行沟通，发布权威信息：武汉尚未发现ＳＡＲＳ病情。
４月９日，洪山卓刀泉北路，湖北省疾控中心。
一个紧急会议在这里召开。广东疫情牵动了湖北的目光。“时间就是胜利，预防刻不容缓！”这是一次简短而庄严的会议，大难临头，每个人却表现出惊人的清醒。湖北省疾控中心检验检测、现场流行病学、消毒处理、健康教育、后勤物质保障和车辆调度等６个紧急处理专班在会上迅速组建起来。
第二天，省疾控中心在几乎所有媒体上都公布了咨询电话，承诺保持２４小时联络畅通，后勤保障和车辆２４小时待命。
这场小范围的风波很快平息下去。
流言与科学几个回合的较量，人们已经闻到了硝烟。
二、交锋
４月１６日下午２点，天门市的金方义在妻子胡金枝陪同下，从北京到汉口，—路辗转住进天门市一医院。
５个小时后，金方义在医院去世。因其症状可疑，院方迅速组织专家，初步认定死者为疑似非典病例。
险情来势迅猛。
１７日下午５时１０分，同济医院副院长徐永健、省疾控中心消杀专家王沪生等４人组成的专家组，连晚饭也没吃，风尘仆仆连夜冒雨赶往天门。
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晚９时３０分，徐永健等一行在天门境内发生车祸，一名司机身受重伤。连夜手术。王沪生被困车内两小时。
夜，是一片宁静；车内的徐永健，却是焦急万分。
１８日凌晨，还没等天亮，徐永健便赶到医院，连夜对病人进行会诊，确认病人为疑似非典。
疫情无小事。省卫生厅朱忠华厅长接报后，命令再次组织呼吸、消杀、流行病学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为疑似非典病例。
“立刻隔离密切接触者！”电话里传来朱忠华嘶哑的声音——从２月１２日开始，他已经没有好好休息过了。这些日子，他的咽炎造成了水肿，每至深夜，他不得不去医院输液。４月１７日，湖北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省防治非典指挥部前身成立后，小组办公地湖北饭店碧云楼就成了他的家。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朱忠华脸色凝重。
疫情就是命令。
——天门３０余名民警出动了！
——２０名疾控人员出动了！
——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群干出动了！
不到半小时，所有的力量如箭出弦，浩浩荡荡奔赴筑“堤”现场。
他们一个个精血饱满，清一色汗光闪闪。
死者居住地被封锁！
死者尸体被转运到市殡仪馆！
死者的住所也迅速进行了消毒！
报告，死者妻子、接触过他的亲属，同病房的６名病人，以及抬过他尸体的人员已经进行隔离！
报告，经对天门、武汉、汉川等地进行排查，共找到死者亲属、中巴司机、医护人员等５７人，已经成功进行了隔离！
一个个急促的电话汇集到了省市两级指挥部。
尘埃落定，朱忠华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安稳下来。
有这样一组数字可以说明战斗的惨烈：我们的这些英雄，３天３夜，赴全市２０多个乡镇和市直单位，共调查群众１００余万人次，筛查出与死者接触过的人员６３名。
这些原本枯燥的数字，在我的心目中，变成了最新的诗，变成了最美的画！
在黄冈，另一场战斗同样惊心动魄。
４月２０日下午，一份发自公安部的紧急传真，带来非同寻常的讯息：北京非典患者李某，患病前一周曾到黄冈逗留，请注意排查。
与病魔赛跑，落后半步就可能失去主动，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耽搁和麻痹！黄冈市委书记段远明撂下吃了一半的饭碗，抓起电话，与市长刘善桥紧急磋商后，通知卫生、公安、财政等部门负责人：“１０分钟内赶到我的办公室！”
会议气氛严肃，当即果断决定：“立即对有关人员进行排查，并作好隔离治疗的一切准备！”
一个个相关名单被开列出来，一个个相关对象开始受到调查。
很快，黄冈市中心医院３４岁的内科医生张宏进入视野。
事不宜迟！段远明、刘善桥现场指挥布置隔离病区，紧急调集医护人员。
２０日晚１０时，张宏被严格隔离。从接到北京传真到隔离张宏，前后只用了短短４小时。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种争分夺秒的安排，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为张宏的救治赢得了时间。
黄冈的疫情惊动水果湖。省长罗清泉一夜辗转难眠。清晨，他再一次询问有关部门：“省里专家动身了没有？”
隔离、报告、会诊、防疫……环环相扣，一切都是那么迅捷而有序。２２日凌晨，张宏被确诊为输入性非典患者。这是我省首例ＳＡＲＳ病例。
上午１０时，消息传到省政府，一直放心不下的罗清泉当即发出指令：“一定要千方百计救治患者！”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良给段远明发来传真：“对直接接触者尽快查清，尽快安排住院观察，坚决截断传染源。”
这一天，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国外访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获悉情况，挤出时间，从网上下载一份抗击ＳＡＲＳ的长文传回武汉。并反复叮嘱罗清泉杨永良：“不惜一切代价治好非典病人！”
也就在这一天，救治ＳＡＲＳ患者的各项工作，迅速在古城黄州展开。
段远明、刘善桥亲自上阵，现场布置设立由公安民警担任警卫的隔离区，在６个小时内，将与患者接触的４２人全部隔离观察。
局势立即扭转，人心恢复平静。
一个星期内，湖北同时漂亮地拿下了两场战斗。而疾风暴雨过后，湖北也逐步显得坦然和成熟起来。
三、一个小插曲：流变的谣言
４月２５日，平静的武汉疫情突现波澜：华中师范大学谭教授被临床诊断为非典；
紧接着，２天后，郭老师也被诊断为非典；两人同被送进了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谣传又来了。几乎形成了规律，只要一遇到突发事件，对ＳＡＲＳ显得最被动，背负最大压力的时候，谣言就肯定要攻入人们灵魂脆弱的深处。
５月４日中午，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在艾家湾村，沿路见到许多房屋门前遍地都是鞭炮的纸屑。艾松柏闲坐在自家副食店里——店里的鞭炮和草纸早已卖完。从他掌握的情况来看，谣言已经出现了两个“版本”。
“五一”前的一天，出去串门的老伴急匆匆地回来告诉他，听说放鞭炮、挂艾草可驱邪、可防治非典啊，我们要不要也放一挂？
艾松柏将信将疑，但他还是放了一挂：“我想大家都在放鞭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他家放了鞭炮后，不少村民一看也放心不下了，纷纷效仿。
其实当时，“放鞭炮、挂艾草可驱邪、可防治非典”的谣言已经在武汉周边及江汉平原一带甚嚣尘上。
艾松柏后来对笔者讲，到了５月３日，他又听来一个消息，一些村民的亲戚打电话来，透露了哑巴的说法。至于到底是哪个村民，哪个哑巴，他也不清楚。黄陂区李家集镇派出所抽警力就此进行了一番调查。确认此传闻源自孝南区杨店镇官家河村一哑巴后，该派出所与孝感警方联系，结果证实官家河村并无此人。
谣言就这样一再流变，越传越神奇。
省公安厅非典办接到情况反映后，再次在媒体上发出紧急通知，严查故意散布谣言扰乱治安的行为，并将对此谣言进行调查。
在采访中，笔者还发现，几乎每一位传谣者，其实都不怎么相信谣言。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假如真的有这事怎么办？”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部分群众科学素养薄弱，也揭示出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弱点：面对某种对自身生命构成极大威胁而又不知如何抵御的情况时，往往陷于恐慌，手足无措。
但封建迷信在科学面前显得实在苍白无力。在警方采取果断措施后不到一个星期，谣言不攻自破。
“这些谣言对社会的破坏力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攻破谣言，制止人们恐慌心态的办法却非常简单，只有四个字：公布真相。”这是事态平息后，人们总结此次危机经验教训时达成的共识。
四、生命的堤防
５月１５日夜，当我和我的同事从位于汉口沿江大道的武汉市防治非典指挥部走出来时，顺便在长江边溜了一圈。
雄浑深沉的长江水，依然默默地在那流淌着。这时正是近于旧历月中，江面显得银光灿烂。这样的夜晚，如果缩裹在银色的月光下去做着尘世的梦，实在是有些过于奢侈——这时，还有多少双熬红的眼睛继续在灯光下奋战？
我不禁想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内二科的新娘子护士毛庆华。
５月３日。小毛与丈夫将双方父母接来吃晚餐，算是婚礼。
饭桌上，同事打来电话：医院已派出首批人员到隔离病房。小毛急了：“我早就报名要到隔离病房去，这次机会我不能错过。”她对丈夫说：“我俩的人生正好有一个有意义的新起点。”
丈夫同意了。小毛给护士长发了一条短信：我希望马上到隔离病房上班。护士长答复：你先过完新婚第一天，明天来报到。
一大家人商定，将预订后天在天门老家办的酒席取消，全力支持小毛“上前线”。
在这段日子里，许多一线人员的家庭，暂时缺失了主角。
同１１岁孩子翁炳昶交谈时，我的心里只是一种心酸。
她的妈妈蔡志芳，是汉口铁路医院呼吸内科的医生。４月２１日，妈妈走上了抗非第一线。
翁炳昶原以为妈妈马上就会回来，谁知她却在医院住了下来，爸爸做的菜多难吃啊，还不如去吃方便面，逼得翁炳昶只好苦练厨艺。
４月２５日下午，妈妈回来了，想到又可以吃红烧鲫鱼了，翁炳？？别提多高兴。可刚从菜场买菜回来，电话铃响了，妈妈的医院接到一个疑似病人，要她速回。妈妈脸上写满了歉意，说着就穿上了刚脱下来的鞋。
翁炳？？委屈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红烧鲫鱼怎么办？妈妈，我在您心中就那么不重要吗？我想吃您烧的红烧鲫鱼！”
可自从那次后，妈妈一直在医院里忙碌，至今也没顾得上回家看看。爸爸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也因为防治非典忙得不可开交。
翁炳？？说自己成了“全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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