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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娑婆佛教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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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政府对藏传格鲁派佛教非常重视。顺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敬信佛教的清世祖邀请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进京,给予其殊厚礼遇,并为其修建西黄寺以作住所。后清世祖又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又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确定固始汗为西藏地方政长官,达赖喇嘛为西藏的佛教领袖。公元一六五四年,固始汗在拉萨逝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教领袖地位进一步提高。

  到了康熙年间,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桑结嘉措为第巴,总管西藏政事,同时也安排了自己的转世等后事。不久,五世达赖喇嘛入寂。五世达赖喇嘛入寂后,第巴密不发丧,自己利用达赖喇嘛的名义掌握政权,并申请清政府封其为王。

  后来,清政府发觉了第巴隐瞒达赖喇嘛入寂一事,责问第巴。第巴被迫私自非法确立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后第巴在与固始汗的后裔拉藏汗的政权斗争中兵败身死。清政府废黜了仓央嘉措,依法确立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另外,清政府又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放光大智慧者),与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

  不久,准噶尔部以武力占领西藏,杀死拉藏汗,另立第巴,统治西藏。清政府派兵平定了战乱,驱逐了准噶尔军队。清庭就此废除了第巴总管西藏政事的制度,设立四噶伦总理地方行政。

  以后,西藏内部的政治斗争仍不断发生。直到乾隆年间,清庭正式下诏,令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掌管西藏政教。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格鲁派佛教在西藏的政教领导地位得到确定。西藏形成了组织严密的政教合一政权。

  (二) 汉地佛教概况 
  清朝的汉地,在靠近蒙藏的青海、甘肃等地,格鲁派佛教发展很快。康熙年间,格鲁派在甘肃夏河县建立起格鲁派的重要寺庙拉布楞寺。嘉木样活佛得到御封,准穿黄马褂。

  而在内地,佛教也受到政府相当的重视。康熙帝六下江南,造访各大名寺,迎请明末隐于山林的高僧入京。雍正帝颇好禅宗,以宗匠自居,自号“圆明居士”。雍正帝还组织了汉文大藏经的雕刻工作(龙藏)。另外,乾隆帝又组织人力把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

  清朝内地的佛教主要以禅宗和净土宗为主。清朝初期,以禅宗较为流行。

  禅宗主要有临济与曹洞两家。临济宗以圆悟、圆修、圆信、法藏、通容、道忞等为代表。曹洞宗以元来、元贤、元镜为代表。

  雍正年间,雍正帝抨击禅宗的败落,又推崇明末名僧袾宏,宣扬三教合一、禅净合一,提倡念佛往生净土。乾隆帝在士大夫中推行佛教,也推行念佛往生净土。所以,自清初以后,净土宗渐渐成为内地佛教的主流。僧人行策造《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定》,是近代净土宗打佛七的开始。除行策外,当时净土宗的代表人物还有僧人省庵、印光;居士周梦颜、彭绍升、杨文会等。其中周梦颜、彭绍升、杨文会是居士佛教的杰出代表。

  (三) 清朝的居士佛教 
  由于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使居士成为佛教的主要力量。清朝以后的居士佛教,在佛教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清初时期,居士佛教的主要代表是周梦颜、彭绍升。周梦颜曾著有《西归直指》等,提倡念佛往生净土,对净土宗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彭绍升,又名彭际清、彭二林,是清初最著名的居士,著有《居士传》、《二林居集》等,是提倡念佛往生净土,发展净土宗佛教的最有力的人物之一。

  而到了清末,最重要的居士名宿,当推杨文会。杨文会,号仁山,公元十九、二十世纪佛教名士,安徽石埭县人,因学《大乘起信论》、《首楞严经》而皈依修佛。杨文会积极进行刻印经像的工作,曾创立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在世时,与日本、斯里兰卡等国的佛教交流甚密。杨文会还创立了佛学研究会,每周讲经一次,对当时的佛教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杨文会门下,出过许多著名僧俗弟子,主要有谭嗣同、欧阳渐、太虚、陈元白、张太炎、熊十力等。谭嗣同倡导变法被杀。欧阳渐曾建立支那内学院,传播佛教思想,尤以宣讲唯识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僧人太虚及陈元白、张太炎创立觉社,提倡佛教复兴运动。熊十力也在宣扬唯识上有一定影响。

  (四) 其他地区的佛教发展 
  清朝时期,政府以“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加强对蒙古的控制。因此,在蒙古地区格鲁派佛教发展非常迅速。哲布尊丹巴活佛成为蒙古的政教领袖。

  公元一八六八年,日本政府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进行了变法,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三大政策。在宗教方面,明治政府将神道教定为国教,颁布《神佛分离令》,使神道教再次独立。另外,明治政府还下令,佛教要依附神道,对佛教压制很大。后来,日本净土真宗的梅上泽融等人游历欧洲,回国后上书朝庭,把欧洲宗教盛行的情况向朝庭作了汇报,要求政府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明治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把信仰自由列入了宪法,但规定“日本臣民在不防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方可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力。在这以后,日本的佛教有一定的发展,其中南条文雄、高楠顺次朗等对当时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斯里兰卡的佛教,也有长足发展。公元十九世纪,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访印参礼佛迹后,建立“摩诃菩提会”,致力于复兴佛教,并举行了国际佛教会议,斯里兰卡、印度、清朝、日本、缅甸等国出席了会议。摩诃菩提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佛教组织。

  公元十八、十九世纪,缅甸的佛教也有一定发展。公元十九世纪后期,缅甸在曼同王的召集下,进行了由三名上座主持,二千四百比丘参加的经典结集,校订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南传经典,并刻在七百二十九块石碑上。

  公元十八、十九世纪,泰国的首都迁到曼谷,国家整顿佛教,校订经典。佛教有了一定发展。公元十八世纪的蒙固王,大力推行佛教,还创立了泰国的佛教大派法宗派。

  柬埔寨自公元十六世纪被暹罗(泰国)占领,到公元十九世纪,上座部佛教,占到了统治地位,在柬埔寨境内发展很快。

  在老挝和越南,佛教也有一定发展,成为爱国志士的思想主流。

  在公元十八、十九世纪,随着欧亚两洲的交流日渐增多,佛教对欧洲的思想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公元十九世纪,德国的叔本华首先宣称佛教是最高的宗教。而东方的致力于佛教复兴事业的杨文会、达磨波罗、南条文雄等,主动将佛法向西方传播(佛教西渐运动),使佛教在英国、德国等地传播开来。摩诃菩提会是其中影响最大的组织。

   
  第十七章 清朝以后的佛教概况 
  (一) 内地佛教概况 
  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随后,中华民国取代了清朝统治。在中华民国时期,内地佛教的净土宗、天台宗、唯识宗等都有一定发展,谛闲、太虚、印光、元瑛、虚云、夏莲居等著名人物对此一时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一九一八年,上海居士林成立,公元一九二三年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聘谛闲、印光、太虚为导师。以后,上海居士林开设了讲经、皈戒、出版、图书、研究、宣传、利生等部。在其影响下,公元一九二九年,北京成立了华北居士林(北京居士林的前身)。天津、长沙、南京、重庆、成都、无锡等地纷纷成立了居士林。二战开始后,各地居士林先后停办,而北京、上海两地的居士林,一直在不断发展。

  另外,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从中国向欧、美、澳等地区传播。

  (二) 太虚和复兴佛教运动 
  太虚,俗姓昌,法名唯心,别号悲华,十六岁出家受具足戒,后从学于杨文会。

  公元一九一二年,太虚创办了中国佛教协进会,宣传复兴佛教运动,建立新的僧团制度。

  公元一九二二年,太虚创办武昌佛学院。公元一九二九年,太虚创办中国佛学会,并往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美国宣传佛教,并在法国筹建世界佛学苑,这是中国僧人到欧美传教的起始。公元一九三一年,太虚在重庆创办汉藏教理院。

  二战结束后,太虚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公元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圆寂,享年五十九岁。

  太虚主要弘扬唯识学说,著有《真现实论》、《法相唯识学》、《起信论研究》、《整理僧伽制度论》等。他一生对当时的佛教复兴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法尊和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民展 
  法尊,俗姓温,河北深县人,少年在五台山显通寺出家,后入武昌佛学院,从学于太虚,学法相、因明等学。

  公元一九二五年,法尊在北京从大勇法师学习藏传佛教。后来,大勇组织赴藏学法团,入藏求法。法尊随赴藏学法团,到西康甘孜,从昌都的安东格西学习藏文,后来,法尊入藏在拉萨哲蚌寺从东本格西学习藏传佛教。

  公元一九三六年,法尊从西藏经印度、缅甸等地回到重庆,代理太虚主持汉藏教理院。后来,又到北京进行译经等工作,七十九岁时圆寂。

  法尊将藏传格鲁派佛教的很多重要经典,译成了汉文,传到内地,其中包括《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辨了不了义论》、《现观庄严论》、《辨法性论》、《集量论》、《释量论》等。

  (四) 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 
  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宪法中规定: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公元一九五三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规定中国佛教协会有四条主要任务。第一,团结和倡导广大佛教徒参加各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第二,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维护教徒信仰自由的权力,推动教徒学习宗教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法令,爱国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第三,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书刊,协肋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第四,发展各国佛教信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中国佛教协会的创立,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藏传佛教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和西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的佛教给予保护,使藏传佛教得以正常发展。

  公元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出走国外,寄居在印度,西藏佛教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主持。

  (六) 中国佛学院的创立 
  公元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法源寺建立了中国佛学院。 
  中国佛学院的学僧,来自全国各地寺院,分设本科、专科。公元一九六一年,设研究部。公元一九六二年,设藏语班。

  中国佛学院成立十年,培养了三百多名学僧,现在大部分在各地寺庙担任主持和管理工作,少数从事佛学研究。

  除中国佛学院以外,各地还有北京广济寺弘慈佛学院、开封的河南佛学院、安徽九华山的九华佛学院、安庆迎江寺的安徽佛学院、浙江普陀山的南海佛学院、杭州的武林佛学院、湖南宁乡的沩山佛学院、江苏常熟的法界佛学院、常州清凉寺的清凉学院、镇江的竹林佛学院、苏州的灵岩山佛学院、福州的鼓山佛学院,广东潮州开元寺的岭东佛学院、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上海静安寺的静安寺佛学院等等。

  公元一九六六年,中国佛学院停办。公元一九八○年,又重新恢复起来。

  (七) 佛教的低谷与复兴 
  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佛教也随之被列入“破四旧”的行列,受到了严重冲击。许多佛教人士遭到迫害,汉藏寺庙遭到破坏,中国佛学院也被停办。佛教进入低谷时期。

  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随着粉碎“四人帮”,宗教政策也逐步得到落实。佛再次迅速兴起。

  (八) 其他地区的佛教概况 
  公元二十世纪初,日本占领朝鲜。日本在朝鲜也大力推行佛教,朝鲜佛教受到了日本佛教的影响,在教团内部,也分出了独身派与娶妻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平壤设立佛教总教院。朝鲜南部的韩国,佛教非常盛行,其中以曹溪宗最为流行。后来,曹溪宗的娶妻派成立了太谷宗(强调参禅、念佛与读经相结合)。

  二战以后,日本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对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作出了明文规定。政府废除了神道教的国教地位。佛教发展迅速,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净土宗、禅宗、日莲宗。另外,真言宗、天台宗也比较流行。而法相宗、华严宗和律宗信徒较少。二战以后,佛教在西德发展起来,成立了德国佛教社团。德国佛教社团后演化为德国佛教协会,以后又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上座部佛教及藏传佛教在德国都有传播。

  在英国,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公元一九四八年,佛教精舍协会在伦敦成立。到公元一九八○年,英国的佛教徒已在十二万以上,其中一半为藏传佛教徒。

  二战以后,大量的越南移民移居法国。一些佛教社团,在法国也成立起来,其中包括海外越南佛教徒联盟,灵山佛教文化联合会。另外,日本僧人也到法国传授佛法,在巴黎建造法国禅寺,在法、比边境附近,建立北法禅寺。另外,藏传宁玛派佛教在法国也十分活跃。在美国,佛教也有相当的发展,拥有佛徒二十万到三十万。其中上座部佛教集中在华盛敦、洛杉矶和加州的凯弥尔。大乘佛教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藏传佛教分布在加州和新泽西、华盛顿、马萨诸塞、科罗拉多、佛蒙特等州。

  此外,在意大利、瑞士等地区,佛教发展也十分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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