娑婆佛教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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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义是佛门大德初入华弘法时的一种方便，其作用是使中华众生易于生起亲爱之心而接受佛法。在佛教初入中华时，格义确实对佛教在中华大地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不因为格义而能说明佛教与道学等同。格义虽使中华信士迅速生起了信心，但却不能真正说明佛教正理。因此，佛教初入中华时，中华信士由于格义而多将佛教与“黄老”之术混淆，不能得到佛教的真实法益。这也就是以后的许多大德反对格义的原因。

　　（二）曹魏佛教的兴起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汉朝的统治。各地列强纷纷兴起，形成了许多政治军事集团。随着各大集团的不断争战，相互兼并，最后形成了曹、刘、孙三大集团。

　　公元三世纪，曹氏在洛阳建立魏国，取代了汉朝。不久，刘氏在成都称帝建立蜀国。孙氏在建康（南京）建立吴国。这一时期，史称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观念也逐渐崩溃。曹魏的奠基人曹操，在开创基业的过程中也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大胆起用有真才实学却不被儒学正统所认可的人。这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另外，何晏、王弼以《老子》思想，解释宣说《周易》、《论语》等，也开始有了新的思想系统。由于其立意玄远，不重务实，所以被称为“玄学”。

　　在玄学兴盛的同时，佛教也在魏、吴等境内大兴起来。　
　　三国时期，研究佛教《般若》已成为独立的学问，称为般若学。魏、吴境内，讲习般若学已有了相当的影响。在魏国境内，出家僧人已很多。

　　但曹魏佛教虽兴，但道风未正，戒律松散。昙摩迦罗入华译经弘法，方使佛戒兴于中华。

　　对于昙摩迦罗传戒的事迹，《高僧传》中这样记载：　
　　“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亦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三）支谦　
　　相对曹魏来说，东吴的般若学更加发达。支谦是东吴佛教的主要弘扬者。

　　支谦是三世纪末大月氏人，初随族人迁居中华河南，通晓六国语言，后依止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学法，饱览群籍，而被称为“智囊”。

　　当时中华战事频繁。为避战乱，支谦进入东吴。孙权闻其名望，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支谦在东吴期间，弘大乘教义，译经颇多，其主要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经》等。
　　
　　支谦还汉译了记述释尊本生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也很有影响。

　　另外，支谦还改定由前人所译，在当时传播很广的《法句经》，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造赞菩萨连句、梵呗，并注解过《了本生死经》等。

　　后至太子即位时，支谦归隐，遁入山中，净持戒律，潜心修行，六十岁时入寂。

　　支谦在吴期间，公卿士大夫从其皈依者很多。支谦对佛教在东吴的弘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竺法护　
　　竺法护是在西晋最主要的弘法译经僧。　
　　竺法护（昙摩罗刹）衣籍大月氏，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拜年竺高座为师。竺法护除诵佛经外，不定期博览百家之说，后见关内京邑虽礼拜寺庙、图像，但大乘经典未备，于是西行求法，遍通诸国语言。

　　西晋建立之年，竺法护携大量胡本佛典回东土，居于长安，广译佛经。

　　竺法护汉译经典很多，有百余部，其主要有《光赞般若经》、《普曜经》、《大哀经》、《度世品》、《持心经》、《首楞严经》、《贤劫经》、《维摩经》、《无量寿经》、《正法华经》等。
其中《正法华经》的汉译，中华众生才开始听闻到观音之名，而且极具灵验。中华众生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由此而始。

　　竺法护在西晋精勤修道，广布德化，七十八岁时（四世纪初）入寂。

　　竺法护的弘法译经，为中华佛教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高僧传》中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功也。”

　　（五）老子化胡之争的起始　
　　在西晋弘法的主要人物还有帛法祖。　
　　帛法祖名帛远，姓万，河内（河南沁阳）人，深研佛经，博读世典。

　　帛法祖在长安建造精舍，以讲习佛教为业，汉译《弟子本》、《五部僧》等佛经，曾注释《首楞严经》。僧俗在帛法祖门下受法者千人。西晋河间王非常敬重帛法祖。

　　帛法祖的威望很高，“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帛法祖入寂后，其舍利为“群胡”共分，在各地起塔供养。
当时天师道的祭酒王浮，常与佛教争邪正，但每次辩论都被帛法祖击败。王浮深感屈辱，嫉愤之余，伪作《老子化胡经》，谓老子西入天竺化为佛教之祖，以抬高道教，贬低佛教。

　　此经一出，立刻遭到众佛徒的论难，从此展开了激烈的“老子化胡之争”。

　　　
　　第六章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　
　　（一）道安　
　　道安，俗姓卫，公元四世纪常山五柳（河北正定南）人，早丧父母，十二岁出家。道安虽神智聪敏，但相貌丑陋，出家后被驱役于田宅，劳务数年，但却精进不懈。

　　后来，道安来到邺城，拜佛图澄为师学律。为逃避战乱，曾到护泽（山西阳城）、飞龙山（山西浑源西南）、太行恒山（河北阜平北）、王屋女山（河南济源西北）等地。四处弘扬佛教，收徒授法。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后来道安为避北方战乱，追踪晋室，率弟子四百余人来到东晋。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奉以王公待遇。

　　应东晋名士习凿齿之请，道安居于襄阳弘法。道安弘法，不用神通或威势压人，而是斋讲不倦，以理服人。这在当时影响很大。道安注重宣说《般若》，曾为《道行品》作《集异注》，为《般若放光品》作《析疑难》、《析疑略》和《起尽解》，为《光赞般若》作《析中解》和《抄解》。诸如此类，道安作了许多著作。而且，道安还破除旧时流行的“贵无贱有”，“卑高有差”的知见，提倡“本末等尔”，“有无均净”。

　　北方前秦主苻坚南侵东晋，围攻襄阳时，道安遣散了徒众。后道安的许多弟子在各地都成了佛教的领袖，其中著名的有昙翼、法遇到江陵；昙徽到荆州；慧远入庐山等。道安本人留于襄阳城中。第二年，秦兵破襄阳。苻坚对道安十分敬重，将道安带回长安，安置在五重寺中。苻坚当时非常欢喜，说道：“吾以十万人取襄阳，得一人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

　　道安在长安时，大行法化，从学僧众数千。苻坚还令国中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道安成为北方的佛教领袖。当时京兆传言：“学不师安，义不中难。”

　　道安曾劝苻坚不要南争东晋，但苻坚不听，后在淝水战败。前秦的国力开始衰落。

　　道安弘法时，注重总结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造《综理从经目录》，记载译经家、汉译经论、注经等等，开创中国佛教史学。

　　在译经方面，道安早期热衷于格义，后虽然反对格义，但仍溶有玄学思想。

　　道安还规安弟子一律改姓释，后来各地教团纷纷效仿。以后，僧尼姓释，成为中华佛教的特有现象。

　　道安对中华佛教还有一项突出贡献，那就是道先开始制定“僧尼轨范”。当时各地的教团纷纷遵从。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第二方面为常日六时饮食之法。第三方面为布萨悔过之法。

　　道安在世弘法时，常与弟子们发愿往生兜率天弥勒净土，精进修行，七十二岁示寂。

　　道安在世弘法时，中国北方的佛教非常兴盛，有很大影响。佛教传入高丽，也在这个时期（公元三七二年，苻坚遣使及僧人顺道送佛像和佛经入高句丽）。

　　（二）东晋崇佛　
　　东晋建立后，佛教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很大发展。在东晋的士大夫阶层，崇尚佛教成风。

　　东晋的历代皇帝，都信仰佛教，诏请沙门入宫讲经的事情很多（如晋元帝〈第一位皇帝〉、晋孝武帝〈第九位皇帝〉），有的甚至亲临寺庙听讲佛教（如晋明帝〈第二位皇帝〉、晋哀帝〈第六位皇帝〉）。

　　东晋的名门大族素有与僧人交往的风尚（如谢安、谢石），而著名文士也都向高僧求学（如王羲之、顾恺之）。

　　当时，在东晋境内，有寺庙一千七百多所，寺庙费用主要由权贵富绅供养。另外，东晋的僧人已开始谋生自供，主要方式有农耕、行商、手工艺、行医等。

　　（三）慧远　
　　慧远，公元四、五世纪名僧，中国弥陀净土结社念佛的创始者，俗姓贾，雁门楼烦（山西崞县）人。慧远十三岁时，随舅父到洛阳、许昌一带求学，精通儒道学说。

　　慧远二十一岁时，避北方战乱，和弟子慧持一起辗转来到太行恒山，听道安宣讲《般若经》，深有感悟，感叹“儒道九流皆糠秕”，于是和慧持一起投入道安门下，出家为僧。

　　慧远二十四岁时，开始登堂讲经，善引《庄子》讲解佛典。后随道安到襄阳弘法，成为道安的得力助手。

　　苻坚攻打襄阳时，道安分遣弟子。慧远率弟子到荆州，后到浔阳，见庐山清静秀丽，于是定居在庐山。江州刺史桓伊为他建造了东林寺。慧远在庐山开展弘法事业。

　　慧远常感叹江东之地，经典未备，神法不闻，律藏残缺，常派弟子出外参学。公元五世纪初，鸠摩罗什入关弘法。慧远派弟子道生、慧观、道温、昙翼等入长安，拜鸠摩罗什为师，学习大乘法教；又常以书信求教于鸠摩罗什，与其探讨佛理。

　　公元四零二年，慧远集“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在庐山共同发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结“白莲社”，专事净土往生法门。

　　后慧远的弟子雷宗次在建康建馆授念佛法门，成为当时弘扬净土法义的著名人物。

　　但在义理上，慧远持的四大为实，自性实有等知见，受到鸠摩罗什大师的严厉批评。

　　慧远住在庐山三十多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直到八十三岁时往生净土。

　　（四）沙门不敬王之争　
　　佛教初传入中华，沙门原本不必跪帝王，只是双手合什即可。东晋崇尚佛法，但沙门不跪帝王，却与皇权及儒教纲常所冲突，所以出现了沙门不敬王之争。

　　沙门不敬王之争，在东晋时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在公元四世纪中，车骑将军庚冰辅政，代晋成帝（第三位皇帝）下诏，说佛教不应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令沙门见皇帝时行跪拜礼。这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反对。佛教信徒尚书何充等上表朝庭，说“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令修善之俗，废于圣世”。经过反复辩论，庚冰失败，沙门见帝王时仍不必跪拜。

　　第二次在公元五世纪初，太尉桓玄与一些官僚重新提出沙门应跪拜帝王的问题，再次形成争辩之势。慧远为此特造《沙门不敬王论》，说明佛教虽形式上不跪拜帝王，但实际上是支持帝王和国家的。后桓玄代晋自立，又允许沙门不向帝王跪拜了。

　　（五）鸠摩罗什大师　
　　鸠摩罗什大师，公元四、五世纪名僧，祖籍印度，生于龟兹，其父鸠摩罗炎为龟兹国师。

　　什公七岁随母出家，九岁随母到罽宾求法，学小乘佛教，后入疏勒，遇大乘名僧须利耶苏摩，学《阿耨达经》，于是回小向大，广学大乘法教，尤重中观。

　　后来，什公回龟兹，广说方等诸经；二十岁时受戒，学《十诵律》；宣说大乘教法，名满西域。龟兹国王奉其为师。

　　前秦苻坚听说什公的德行后，决心迎请鸠摩罗什入关。于是，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兵西迎什公。

　　吕光率兵西行，后来灭掉了龟兹国，迎什公入关，并将龟兹国王的女儿嫁给了什公。

　　时值苻坚率兵南伐东晋，在淝水战败。前秦国内大乱。吕光在回兵的途中闻讯，于是占据凉州，自立为王，建立后凉国，定都姑臧（甘肃酒泉）。什公在后凉羁留了十六年。

　　公元四零一年，后秦姚兴出兵灭掉了后凉，迎请什公入长安，奉为国师。

　　什公在长安住逍遥园，弘传大乘，并集僧众汉译佛典，先后汉译了大量重要经典，主要的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阿弥陀经》、《维摩经》、《十诵律》、《梵网经》等。

　　什公译经，反对格义，以达义为旨，语句准确精练，流畅明朗，无量佛徒，无不赞叹，即使对中华文风，也有相当的影响。什公成为中华佛教空前伟大的大译经家。

　　什公不仅是伟大的译经家，也是大乘佛教正入中华的导师。什公在华弘法期间，广弘大乘中观教法，将大乘佛教系统地传入中华。什公译《梵网经》，使大乘戒律传入中华。

　　什公入关后，东晋慧远派门生求学，并以书信求教于什公。什公依佛教正理，对慧远的四大实有，自性实有等知见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什公弘法，名满中华，四方贤士，相从成风。什公导引弟子，具大善巧，能使弟子心开意解。

　　什公门下，有成就的名僧辈出，如僧肇、道生、僧睿等。

　　僧肇俗姓张，长安人，幼年家贫，但好读书，精通《老》、《庄》，后见《维摩经》旧译本，深有感悟而出家；后成为什公的得力助手，著有《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注维摩诘经》等；三十一岁入寂。

　　竺道生，巨鹿（河北平乡）人，初随竺法汰出家学法，改姓竺，十五岁时能登堂讲经，二十岁受具足戒。后来，道生师事慧远，随慧远入庐山。什公入关后，道生投于什公门下，为什公弟子中的杰出人物。由于道生曾依佛义提倡“阐提成佛”和“顿悟成佛”，在当时佛教界引起一阵哗然。后道生又回到南方弘扬大乘佛教。至后来昙无谶译出《大涅槃经》，世人无不感叹道生的卓识。道生著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分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辩佛性义》、《法华经义疏》等，八十岁入寂。

　　僧睿，魏郡长乐（河南安阳）人，十八岁从僧贤出家，二十岁博通经论，二十四岁时游历各地说法。什公入关后，僧睿拜什公为师学法，精进修道，成为什公的著名弟子，六十七岁时往生西方净土。

　　公元四一三年，什公示寂，世寿七十岁。　
　　（六）法显西游　
　　法显，公元四、五世纪名僧，俗姓龚，平阳武阳（山西）人，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因感慨中华律藏缺乏，所以发心西行求法。

　　公元三九九年，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

　　法显等人经西域的鄯善（若羌）、乌夷（焉耆）、于阗、子合（叶城）、竭叉（疏勒）等国到达中印度，学法数年后，经师子国，回到建康，历时十五年。

　　法显西游，带回大量佛典，主要有《长阿含》、《杂阿含》、《杂藏》、《摩诃僧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