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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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我们在国家安全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当时
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尔韦伯，他不像后来接替他的米尔克把会开得沉闷枯
燥。对于米尔克来说，开会无非是对部下滔滔不绝训上个把小时的话，然后宣布散
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欢迎苏联同事敢于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并表示，多
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疑虑之中。现在终于感到如释重负。米尔克听了我的发言后大惊
失色。“我从来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他说，“我不知道沃尔夫同志是什么意思。”
接下去他又说，据他所知，苏联国内根本没有什么镇压行为，还特别补充道，东德
国内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
当然，解冻对东德不可能没有影响。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有罪的88名东德犯人
获释。还有700余名犯人提前获释。在党内，对阿克曼、达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
几位失势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员的整肃不了了之。各种改革方案突然从各级官
员的卷宗里跳了出来。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内，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
市场机制问题的讨论。这种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参加了
一个由不同行业的人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
安全等方面的专家。虽然我对经济问题一向一知半解，但却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各位
成员的发言。我思想上甚至开始倾向于接受扩大私有制的份额，并对言论自由与坚
持党的教诲的官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然而乌市利希继续捂住盖子。苏共二十大过去仅两个月，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即
表决通过一项决定，禁止再讨论过去的失误，以免给敌人提供攻击我们的炮弹。在
诸如“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缺点”这类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党内纪律。我和党
内许多同志曾希望换换脑筋，现在又一次在威力无比的党纪下臣服。尽管如此，苏
共二十大仍是迈向后来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漫长历程中的第一步。这一弦线起于苏
共二十大，止于1989年。我最终离开了情报局，摆脱了它对我思维的禁锢，完成了
思想上的转变。但在此之前，仍然还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赫鲁晓夫秘密讲
话后，波兰工人举行了罢工，遭到波兰军队的血腥镇压。波兹南事件、匈牙利起义
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又一次迫使我们从冷战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时的形势给我们的
惟一启示是，当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国试图奉行独立的政策时，分别受到了惩罚。莫
斯科教训了匈牙利。美国则敲了英国和法国一下。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我们当然
清楚自己属于哪个范围。
我在想，倘若掌权的是我，做法上会不会略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但并不肯
定。80年代初，我曾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过改革的问题。那次讨论的国家是波兰，而
不是东德，但问题是一样的。我问这位开明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他在这些问题上影
响如此之微。他回答说：“沃尔夫同志，不管谁当上总书记，你只有大约一年的时
间影响他。不久，他的身边就会围上一群亲信。这些人吹捧他如何伟大，每一举措
如何正确。到那时再想影响他就太晚了。”安德罗波夫还举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
的例子。齐奥塞斯库早年似乎走了一条不同于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堕落为暴君。
我耳边已经可以听到指责我的人嘲讽说，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才把内心想法化
为行动。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对冷战的看法完全基于以下的认识：西方及其制
度没有指出一条可行的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都不可能采取任
何步骤推动我国或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哪怕想都不会想到
这一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种种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
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更为优越的人类社会模式。每逢重大关头来
临之际，我认为决不能放弃我们在欧洲的影响，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做法越来
越怀疑。1968年，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话：
“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形成了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有其自己
的规则和独立的存在，服从于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因素和利益。这些机构和其官员
有时会对人民滥用权力。他们的行为与革命的目标毫无共同之处。”
东德大多数有头脑的共产党员都无法摆脱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热烈地
信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心生疑虑。然而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扰人的问题埋在
心底，只盯着这一制度创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给诸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带
来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巩固之前，一切都要为它让路。当时不可能进行
改革既是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又与紧张的国际形势有关。在这种国际气
候下，任何改革的举动好比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这马上又会当做是西方的胜利。年
复一年，我们在这一怪圈里循环往复。
1956年的动荡过去后，赫鲁晓夫最关心的是化解东欧阵营内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从而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他列举出的一串
串数字和发表的乐观无比的讲话使他的不少同事感到好笑。但他确实相信，在他的
领导下，苏联不仅可以赶上，而且超过美国的繁荣。乌布利希的顾问们十二万分虔
诚地把赫鲁晓夫的这一想法翻译成牛头不对马嘴的“不用赶上即可超过”。我们的
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把这一口号挂在嘴边，直到有人斗胆向他指出，这种提法逻辑
上讲不通。
赫鲁晓夫对玉米的着迷也引起了人们窃窃私笑。他把玉米看做是解决幅员辽阔
的苏联长期缺粮的秘密武器。1957年他首次访问东德时，米尔克和我带他到马格德
堡地区盛产谷物的平原参观。他在当地会晤了农学家，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求教并认
真地记下所有的数字。我后来听说，他回国后，训斥手下的官员居然连东德的农业
产量也赶不上。手下的人狼狈不堪。
赫鲁晓夫粗俗的举止和冗长的讲话在苏联国内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对我们这
些注定得听鸟布利希老和尚念经式的发言的东德人来说，赫鲁晓夫的直言快语的性
格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所有苏共领导人中，他最受东德
人的喜爱。但他和戈尔巴乔夫不同，是一个朴实的人，对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
一种出自本能的理解。谈起他的家乡卡利诺夫卡，他可以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几
个小时，流露出对自己家乡的怀念和骄傲。与此同时，完全不去理睬外交上的礼仪
规矩。
我还记得赫鲁晓夫结束对东德的访问时的一个插曲。出席完在东柏林举行的告
别宴会后，两国领导人及其亲信随从随后来到苏联大使馆内大使的房间里继续再饮
几杯。年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几杯酒下肚后顿生困意，不想再回到郊区的国
宾馆下榻，想在大使馆就寝。乌布利希闻后大惊。他已经做好安排，明天国宾馆通
往机场的马路两旁将排满忠诚的东德人，夹道欢送客人。
米高扬和乌布利希于是激烈地争吵起来。赫鲁晓夫最后插话说：“阿纳斯塔斯，
你跟乌布利希争也没用。德国人就是这么吹毛求疵。”乌布利希满面通红，一语未
发。
米高扬被迫回国宾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他情绪低落。面对他的主
人执意安排的等候在机场路两边的东德人，他在汽车里沉入梦乡，以此来表示他的
抗争。赫鲁晓夫从他的座位上转过身，轻声对我说：“当初我在卡利诺夫卡工厂工
作时，有一个德国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携在德国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
时津津乐道地说，结婚前决不会碰她一个指头。这件事传遍全厂。我的一个朋友瓦
斯卡瞅见机会来了。整个夏天他跟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尔夫同志，德国人事
事较真儿未必是好事。”
无疑，赫鲁晓夫可以显得很粗俗。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有限，加之对世界其
他国家缺乏了解，他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严重缺陷。同时，他对秘密报告引起的广泛
后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到头来他仍牢牢地与旧体制及其思维方式挂在一起。但他
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官僚，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常常为了证
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牺牲外交上的优势。
到了1956年时，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很像是布莱希特在其话剧《大胆妈妈和她
的孩子们》里对30年战争的描绘：不推自动。双方的军火商、政客和情报机构在这
一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大受其益。
1956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佣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
“部长正在花园门口等你。”我马上警觉起来。透过窗帘中间的一条缝隙，我看到
楼下停着一辆大众汽车厂造的老式甲壳虫牌小汽车。我疑心更重了，因为东德的部
长们出门一般是不坐这种车的。我抓过放在床头柜上的上了膛的手枪，塞到睡衣口
袋里，然后走下楼梯，来到前门。
体态臃肿的沃尔韦伯站在面前，嘴里叼着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边向汽车走
去，一边问有什么事。他解释说，他也是被苏联人打来的紧急电话叫醒的。为节省
时间，从邻居那儿借了辆车，没有带警卫和司机。“快走，米沙。你简直想不到苏
联人的发现。”
我们开着这辆吱吱呀呀的老爷车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纳费尔德机场。
距美占区分界线大约500码的地方，借着灰蒙蒙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墙外有一小群
人。一半是苏联士兵，正在起劲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观看。我认出他们都是莫斯
科军事情报局驻柏林的高级军官。一条秘密隧道刚被掘了出来。
士兵已经挖出一条深沟。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跳进沟里，切开埋在土里的一个
管状的金属结构。里面露出一扇金属门。上面的锁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枪发出的高
温溶化。门被使劲地拉开了。士兵和排除炸弹人员悄然无声地跳了下去，检查洞内
是否有饵雷，但什么也没发现。修建这条通道的人当初没想到有人会发现它。先下
去的人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走进一间面积相当于宽敞的书房的屋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
子。四面墙上环绕着一股股仔细加以区分的电缆线，每股电缆上接回另一端的主电
缆之前安有一个扩音器。讯号经过接收和放大，被输送到500米外位于西柏林的一幢
特别建造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绝妙的地下监听站。
事后我才从苏联同事那里详细了解到这条隧道内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来美国人
发现这一带地下埋有战前铺设的通往如今是东德南部地区的主电话线缆。其中三条
线成为军用专线，包括一条联结莫斯科与位于柏林南边温俾多夫的苏军总司令部的
所谓韦切线（俄语“高频”的缩写）。
无需任何想象力即可看出，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梦寐以求的事。美国人可以借此
监听莫斯科国防部与苏军在东欧的最大的军事基地位于卡尔绍尔斯特的东柏林
基地之间关于武器装备、物资短缺、技术缺陷以及新研制的武器技术的代号等方面
的谈话。此外，还可以窃听到作战计划和苏军内部就一直面临的经费紧张互相之间
的争吵。
俄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韦切电话线路极为信任。他们研制出了一种新技术，在电
话线缆里面塞入里面充有压缩空气的细细的电线。电流通过这些细电线时若稍有减
弱马上会显示出来。不管多么先进的窃听器，只要一安在电话线上，电流也会有所
减弱。
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后，我从来不相信有窃听不了的电话线。今天我还是这样认
为，即使在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后，俄国人仍然对他们的电话专线笃信不疑。几年
后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我去拜访克格勃在东柏林的头子时，他兴致勃勃地
把电话听简递给我，让我与正在莫斯科办公室里办公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聊天。
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先在紧靠西德边境的一侧修建了一间小屋子，他们的人可
以躲在这里截听往来的苏联通讯。小屋子的房顶设计成圆型；看上去像是一个气象
站，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真正从事的地下活动吸引到屋顶上来。
为了解决窃听电话时电流会略有减弱的难题，英国工程师为三根大电缆中的数
百条电话线的每一条安了一个微型音频放大器。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我想，如
果不是通过克格勃得到线索的话，单凭我们自己是不大可能发现这条通道的。
借着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我们在漆黑寂静的隧道里摸索前进。一块白
纸板从我眼前晃过。我用电简对准了它。在这条隔开两个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地
下分界处，某个不乏幽默感的情报人员放了一小卷铁丝网和一张硬纸板，上面用黑
钢笔写着：“这里是美占区。”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敌手之一在这里居然欣赏
起了美国情报人员彼此之间开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
不是在做梦。
不过这一情报上的杰作有一点缺陷，哪怕是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
苏联人通过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优秀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掌握了
这通道的情况。虽然苏联人自己在谈话中注意保密，却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结果
我们毫无戒备，谈话被西方窃听。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的这种行为并不稀奇。对
他们来说，情报通常只是单向流动。
我隐约地感到，西柏林有一个身居要职的英国情报官员是苏联人的间谍。详细
情况苏联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们的一位将军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嘘说，英国情报机
构里有个重要的间谍归他管。苏联想让美国人完成这一杰作，以便可以对美国人的
技术水平作出评估。美国人果然中了自套。苏联情报机构对这个监听站监视了大约
卫年后，才戳穿了这一秘密。
1961年，布莱克被捕入狱。5年后，他从伦敦的监狱奇迹般地越狱达到苏联。虽
然他在莫斯科定居并建立了新的家庭，苏联人仍然不放心让他外出旅行。最后，他
们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了布莱克休假的请求，送他去东德安全部在波罗的海乌瑟多
姆岛上的一处疗养胜地。布莱克先后访问过4次东柏林，每一次都有克格勃人员陪同。
我请他跟我们正在受训的学员谈谈他的不平凡的间谍生涯，希望借此在共产党国家
的情报团子中培养一种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布莱克第三次来东德时，克格勃的陪同人员似乎不再那么紧张，允许他的俄国
妻子与他同行。布莱克还提出想单独见见我。我俩年龄相仿，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
他说话留有分寸的英国人的表达方式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俩在宾馆调侃
儿的同时，他的妻子外出采购，享受商品相对丰富的东德国营商店。布莱克是一位
出色的语言学家，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法语和荷兰语。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