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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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憎恶注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没有伤痕。我们与波兰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娴熟的谍报
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从隐藏在西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那儿获悉，波兰内政部的一个高
级官员向波恩驻华沙大使馆解码处的一位官员表示愿意为西德当间谍。我决定微服
私访，亲自向波兰同事通报这一消息。波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拉赫齐茨早就请我
去波兰国家安全部专用的上西里西亚动物保护区共度周末，一起狩猎。我于是借此
机会前往。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躲在树丛中等待公野猪出现时，我告诉了他这个
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最佳办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谍报机构的首脑一起设一个圈
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诱他到某地接头，然后把他当场抓获。
　　见到波兰反谍报首脑时，我才发现，什拉赫齐茨为了向我显示他多么重视这件
事，还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与会，协助我们制定具体方案。不消说，厨师多了反倒
毁了一锅汤。我们设了一个圈套，然后在预先定好的接头地点一家花店守株待
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约会他又没有上钩。显然，波兰国家安全部内有人走漏
了风声。后来听说这个怀有二心的波兰叛徒改投英国人。我无意从头到尾再走一遭，
把这案子交给波兰人自己去处理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们情报局固若金汤。通过早期的叛变事件我已经领悟到，我
手下的人并不比其他谍报机构里的人圣洁。但我认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信
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战后两个德国的谍报机构都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在其成员中
树立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内部变节的风险。这
方面我们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谍报机构看做是文职政府部门的一部分，
不像我们那样，培养谍报人员彼此以战友相待。考虑到谍报工作的危险，引入战友
意识十分恰当。　　　　　　　　　　　每一次叛变都有前因后果，给人的教训也各不相同。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叛变
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欧洲紧张局势达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报局内
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处之…科技部下面B处的一名军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与当地的谍报首脑开
会。会议刚开始，就有电话找我。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位副手。电话里明显可以听出
他声音的紧张。“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废话都没有。我听后一怔，随口骂出
一串儿脏话。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国的谍报首脑遇到这种事八成也会作出同样的反
应。“头儿，还有更糟的呢，”电话另一端的人接着说。“保险柜打开了。有些文
件已不见。而且边界特别通行证也他妈的没了。”他指的是每个处的工作人员需要
去柏林主要边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边防站办事时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
一个。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这一证件的人到该边防站西德那一边。
　　就在两天前，我还按老习惯在新年之初给我们局的负责官员讲了一次话。“同
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当时我这样讲不
过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为震惊。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
事发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落在西德后面，谍报工作再出
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时对该部的工作特别关心。
　　询问边防军后才知道，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头一天晚上9点30分。等到有人
觉察时，叛逃者早走了12个小时了。叛逃的时机是深思熟虑过的，一个冬天的假日
周末。位于诺曼大街上的戒备森严的情报局总部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急着查看
B处人员的休假安排，然后一一给他们家里打电话，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个人是
叛徒。
　　他们拟了一个可疑者名单。3小时后，我返回东柏林时，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
负责核物理、化学和细菌学的第1分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
一，为人随和，富于自信，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委第一书记。通常只有特
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毫无疑问，施蒂勒的叛逃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
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从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那里刺探情报的马克斯·海
姆少校叛逃，导致我们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
官员沃尔特·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动为此夭折。两人均定居西德，不时
应西德谍报机构的请求为他们出谋划策。）
　　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立即采取了一切应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
谍和耳目发出警报，指示他们果在家里，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与此同时，
我们局的分析员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速度的竞
赛。西德谍报机构动手捕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人。
　　我们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载有告密者名单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个科技部
参考的关系名单、一些间谍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单凭这些，
还不足以知道这些间谍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点。然而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通过
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坦率地说，施蒂勒这家伙确实
胆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走这批告密者的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逃到西
柏林后可以给对方献上一份见面礼。显然，他是铁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后处
死的风险。这说明他要么早已被敌人收买，要么打算叛变投敌。
　　就在我觉得昏天黑地之时，专线电话机响了。另一端的米尔克惊慌失措地告诉
我，保险柜里装有他讲话稿和指示的几个纸箱也不见了。他平时讲话喋喋不休，不
得要领。丢失这批材料无非是让人有点难堪，根本算不上什么天塌地陷的事。可部
长大人不这么认为。他在热线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不肯放下电话。“那些坏蛋都
拿到关于我的什么材料了？”他翻来覆去地咆哮着。“真他妈的乱到家了！以后干
脆邀请敌人出席我们的会议算了！你们这帮人真让我倒胃口！”
　　我真想对他吼上几句，可还是紧咬嘴唇，压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气耍惯了，
我听任他把火发泄完。随后从另一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套他的讲话稿，派人送去。
里面夹了一张便条：“随函附上落入敌手的您签署过的文件。”这使他有机会在我
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兴高采烈地通过新闻界将这批材料公之于众之前有个思想准
备。
　　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科技情
报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于50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
负责追踪西德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几位西德高级物理学家和生物学
家出于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忧虑转告我们说，西德境内正在建造的核电站中，燃烧剂
和分离同位素的加工厂可以很快转于军事用途。
　　东德与西德之间已经在核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攻汗战。重整军备有可能延伸到
生产核武器的任何苗头都令公众惶恐不安。跟踪西德暗中发展核技术的活动已经让
我们忙个不停。它提取钚的技术突飞猛进。同时，战后西德新一代企业家加快了与
一些暗中想成为核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亚、巴基斯
坦和南非。
　　核技术在东德同样属于敏感问题。我国并没有在苏联的核能计划之外另起炉灶。
战后，苏联严密控制了东德铀矿的生产，一直到1990年东德垮台，德国统一后才结
束了这种控制。总部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AG公司名义上是一家德苏合资企
业，其实是苏军控制下的一个独立王国。德方的经理、工程师和科学家均为苏军工
作。所有其他的德苏联合企业均交还给了东德，惟独这家企业苏联一直不肯撒手。
加上苏联人出于自己的军事需要掠夺东德的宝贵资源，开采铀矿因而在东德成为政
治上最敏感的课题。
　　我国能源供应本来就很紧张，加之政府财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时有人呼吁
制定我们自己的核能发展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诸如核科学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
福克斯因把西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透露给莫斯科而被英国人判刑坐牢。出狱后来到
德累斯顿定居。福克斯认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耍滑头，用低价购买东德的
铀。我感觉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情报局于是夹在了中间，左右
为难。一方面，我们将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报转给了苏联人。另一方面，东德的
科学家又提出，只有我们自己大力发展科技，才有可能与西德竞争。东德领导人对
不同类型的反应堆的评估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局的科技部为此亟待搞到这方面的情
报。与此同时，又不能走露半点风声，让苏联人知道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贝格，请他指点一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应从何处下手。此
公是个十足的学者。国家安全部内大部分高级官员都是战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一
代共产党人，个个有着不平凡的经历。魏贝格在他们中间显得不是一路人。他惟一
的政治经历就是作为一名酷爱自行车运动的选手参加过红色体育运动。机关里盛行
的等级之风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拒绝享受职务带来的种种特权，坚持每天骑一辆
旧自行车上下班，为此成了机关里中高级官员的笑柄。他们喜欢在自己的上司面前
炫耀自己开的进口车，如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和美国的福特。
　　魏贝格非要把有关核电站的所有已知细节从头到尾讲个明白，不管我听得懂还
是听不懂。平时各处处长向我汇报时都是简明扼要。可魏贝格惯于长篇大论地做报
告。我只好洗耳恭听，上了一堂研究生水平的应用物理课。魏贝格力主采用西德正
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核反应堆。魏贝格对这种类型
的反应堆隐含的危险看得很清楚。“要建反应堆就得选最新型的，沃尔夫同志，”
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指政治局），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东德的核能发展计划始终未上马。我们情报局得以松了一口气。主要原因是费
用太昂贵。同时东德领导人也担心与莫斯科闹翻。这件事过去几年后，西德由于无
法解决冷却钠的难题，也放弃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我上的那堂核科学速成课
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间出了点名，成了无所不通的人。既
精通谍报工作，又懂科学。一次访问距伏尔加河畔列宁诞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不远
的核研究中心时，我借助从魏贝格那儿学到的知识，问了几个内行人问的问题。该
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克格勃同事汇报时，对我掌握的关于这一课题的知识大为吃惊，
称赞不已。
　　60年代中期，东德在技术革新这一更广阔的领域上明显落伍于西德。西德在研
究和开发上投入数百万元的经费。而我国领导人除偶尔因一时兴起对某个偏爱的项
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线经费捉襟见肘的现象并不重视。有限的经费转用于满足
消费者的需要，以避免公众骚乱。
　　一次，我同牢骚满腹的科学界里的熟人交谈后，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
间谍既然可以渗透到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里面，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呢？虽然
搜集政治情报是我的拿手好戏，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科技部的潜力却越来越入
迷。家里的人开玩笑说，童年时期我憧憬在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梦，现在终于有
个机会圆了。我仍然订阅所有能订到的航空杂志，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
国家的。
　　我看到，由于西方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技术，加上东德科学技术人员
出国机会有限，我们在化学工程、微机械学、机械工程和光学领域的一批出色的科
学家在高科技领域辛苦的结果等于重新发明轮子。我琢磨着，通过非法手段设法搞
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们能在减少本国工业部门
的亏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话，也许国家领导人会更重视我们谍报机构。
　　不用说，我们局当时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与情报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讨论
了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间招一批人。施蒂勒
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卡尔·马克思大学里的一名成绩出色的物理专业学生。我们
在当地的征聘人员看中了他。通过了当地政府的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
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
的全部力量”。他还仿照年轻时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人的惊险小说里的人物，选择了
施塔尔曼这个化名，德语里意为“铁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这个化名。签名
的笔迹未干，他与两位负责他的官员已干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兰地。
　　施蒂勒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劲。我
没有跟他这样级别的人亲自打过交道。不过他后来常吹嘘说，他认识我。就他的性
格而言，他属于那种工于心计的人，而不是我们用的另一种有坚定信仰的人。施蒂
勒被分配到科技部第1分处。该处负责跟踪西德的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并监视在西德
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统。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10余名告密人以及7名西德间
谍，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学家多贝廷。《注》、在位干卡尔斯鲁厄的核
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级研究员菲勒、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以及在汉诺威的核工业部
门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施蒂勒的叛变，西德还破获了在哥廷根大学任原子研究
部主任的豪费教授。他是克格勃发展的人，但由我们在东柏林控制。
　　除了重点搜集最新核技术外，科技部还扩大了搜集工业情报的范围，设法了解
西德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业的情况并寻找愿意绕过西方禁令与我们做生意的商人。这
方面我们干得最出色的间谍之一是阿诺德，化名施托姆。年轻时即被派往西德，奉
命长期潜伏。如今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职，利用工作之便将
公司内部有关新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资料递送给我们。阿诺德这个人有点让人琢磨
不透。政治上他早与我们拉开距离。我们给他的钱，他也不收，但出于对东德感情
上的依恋继续向我们提供情报。
　　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
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
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
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
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晋升为大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