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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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教，我们马上自动遵守了这一怪异的礼节。许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一时期
共产党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斯大林个人应负的责任。但在当时，他是领袖，一个
父亲般的人物。学校教室的墙上高高悬挂着他的画像。那张有着方下巴，蓄着胡子
的脸好似一个预言家似地俯视着我们。在我们眼里，他和他的著作都是丝毫不容指
摘和怀疑的。1937年，这部杀人机器达到最高转儿。我们认识的一个熟人弗洛赫被
捕。他以前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及其他国家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他给妻子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同志对此完全不知情”。
当然，父母尽量避免让我们觉察到他们对这场血腥清洗的恐惧。尽管心中怀有
疑虑和失望，但他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仍视苏联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31年，他们首次访问苏联后，曾不无骄傲地这样告诉我们。
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时也发发可危。虽然妻儿因在苏联居住已成为苏联公民，
但他本人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并不是苏联公民。他仍可持德国护照旅行，尽管
德国已剥夺了他的国籍。他向苏联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请。他想以医生身份参
加正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法西斯势力浴血奋战的国际旅。纳粹军队在西班牙这
块土地上检验了他们可怕的军事实力，为日后侵略其他弱小国家做准备。欧洲各国
的左派志愿人士纷纷涌入西班牙，与反对西班牙军事叛乱分子的共和派并肩战斗。
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还把参加国际旅当做离开苏联、逃避清洗的一条生路。几十年
后，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父亲在谈到去西班牙的计划时说：“我不会乖乖坐在
这里，等他们来逮捕我。”虽然我听说此事时已是一个成人，这话仍让我感到内心
一阵刺痛。显然，30年代父母对我们隐瞒了他们深深的忧虑和真实的想法。我们因
此也无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许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亲最终没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请被搁置了一年，始终没有回音。在苏联的德
国人圈子里，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继失踪。父母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绝望般的痛
苦。一天晚上，门铃突然响了。一向举止沉稳的父亲一下子弹跳起来，歇斯底里地
骂了一句脏话。原来是一个邻居急着跟我们借一件家什，他这才恢复了往常的机敏。
但从此以后他的手总是颤抖不停。
也许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人保护了他。我知道这段时间他曾与其
中的一位领导人威廉·皮克通过信。皮克对父亲极为尊重。也许他不过是运气好而
已。1938年、父亲终于获准离开莫斯科，前往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
被当做敌国公民拘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国护照。19
40年夏天，纳粹入侵法国后，情况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关押在韦尔内集中营的犯
人将被转交给德国当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死无疑。这期间他好像有过一次机
会流亡美国，但为此他必须在表格上申明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放弃了。无论
何时何地，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三年中，母亲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当局批准父亲
成为苏联公民，这样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苏联这个他曾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方。
1940年8月，他终于获得了苏联国籍。
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们更是举日维艰。
苏联当局一直把我们当做遭受第三帝国迫害和追捕的对象加以保护，如今却接到指
示，今后要注意与希特勒的关系。像我们这样被纳粹赶出德国的人，对苏联领导人
同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尤其难以理解。上面向我们共青团员传达说，这是斯大林挽救
伟大的苏联的惟一办法。西方大国曾巴望这个共产党国家在纳粹的剑上“流尽最后
一滴血”。当时这个解释似乎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抵触情
绪。他们认为共产党跟多年来逼他们流亡的这个独裁者做交易实在令人作呕。
我和弟弟急于适应新环境，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俄国人。在学校，我们
整天讲俄语，晚上回家才听到德语。同学们叫我米沙我很开心，因为这样人们会以
为我是俄国人。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从广播里听希特勒讲话他声嘶力竭地鼓吹
第三帝国如何辉煌伟大。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开始攻读航空工程学。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
根据巴巴罗莎计划对苏联大举发起进攻后，我的学业猝然中断。1941年，德军步步
逼近莫斯科。作家协会成员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4000英里以外的
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市。时至今日，我对那次穿越乌拉尔山的长达三周之久
的艰苦旅行仍然记忆犹新。每隔一小时左右，我们的火车就要停靠到一边，给对面
开赴前线的军车让路。父亲一路上照顾体弱多病的俄国著名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
她的两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踪，一个儿子被关进监狱。经过批准，我负责每天给她
送饭。分配给她的口粮是400克黑面包，外加温开水。她躺在那儿，失神的脸上满是
倦容。昔日俄国文学之魂就这样被当局打入另册。但同车的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
对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图是个闭塞之地，根本听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消息
了。这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有40万居民。现在突然涌入100万前来避难的外地人，居
住条件变得拥挤不堪。1942年，康尼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航空工程专业的学生被
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没有被征入伍。虽然外面谣传红军损失惨重，我那时
少不更事，盲目乐观，想也没想弟弟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学习期间，我接受了军训。
我在班里个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华氏100多度的高温下扛着马克西姆重机枪沉甸甸
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500克。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次体尝挨饿
的滋味。好在从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识分子帮了我们的忙，尤其是莫斯科电影
制片厂的人。晚上，我们跑去找著名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听他朗读电影剧本
《恐怖的伊凡大帝》里的片断。电影开拍后，我们成了群众演员，扮演被击退的德
国武士。沾了过去受过跳伞训练的光，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都交给我演，报酬比一般
人高三倍。战时清苦单调的生活因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得到了一点调剂。
大学刚读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电报，署名“EKKI尔科夫”。“EKKI”
四个字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缩写。签署人是执委会干部部部长。电报命我立
即赶赴偏僻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首都乌法报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流亡的德
国共产党领导人已从重围中的莫斯科转移到了这里。
党决定送我上位于乌法40英里外的库什纳连科沃村里的共产国际学校。来自沦
陷的欧洲国家及朝鲜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做准备，并为今后的政治
任务接受培训。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已习惯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暗暗为自己无法
成为一名苏联飞机设计师而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我当时深信，抗击希特勒比我
的学业更重要，更光荣。
共产国际是一个宣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秘密。
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已完全长大成人。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观念早已在脑
海中根深蒂固。党要我们跳，我们马上问：“跳多高？”学校里施行严格的保密制
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我的假名是库特·弗尔斯特。我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带
劲儿。虽然学校里所有的德国青年早在莫斯科时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称。
这是我们早期接触到的一点秘密工作知识。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机枪、步枪和手枪，
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弹，以及秘密接头和传递情报等间谍的基本技术。政治教育
则着眼于战胜希特勒之后的日子。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学员日后将组成一个反法西
斯的民主力量统一战线。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宣传技能方面的全面训练。在一门课
上，老师让我们轮流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纳粹敌人的观点。另一些同学则
运用反法西斯的观点予以驳斥。我对这种挑战很感兴趣，绞尽脑汁想出赞成纳粹的
种种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学也许是害怕自己共产党员的声誉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
事地重复课本里的话。一次，老师严厉批评了我的同学未能有力地反击我提出的纳
粹理论。“真要有一天需要你们跟纳粹分子面对面地辩论，你们这些人岂不傻眼了？”
他大吼道。在这种展开意识形态交锋的辩论会上，我遇到的惟一劲敌是莱昂哈德。
1949年，他从东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后在德国以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成为
一名屈指可数的苏联问题专家。我的一生充满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莱昂哈德教授
最终运用他在共产国际学校里练就的本领反对苏联，而我却利用学到的知识一直捍
卫这一制度。
在共产国际学校，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米·施腾策。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
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亲施腾策曾是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在达豪集
中营被纳粹杀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我俩刚认识时，她有一位
西班牙男友。我们的相爱始于离开学校之后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欢她独立的
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时，她的母亲在一次对涉嫌从事反苏
活动的外国侨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后来被释放）。埃米从小在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城
市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的这种性格。
布莱希特在给妻子的信里谈到俩人之间始终存在的“第三因素”，即他俩共同
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们对这种看法似乎不屑
一顾。但在一个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狱或掉脑袋的年代里，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
中维系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纽带。尽管我与埃米在结婚将近30年后离婚，
以后又结过两次婚，她始终是我的一位知音，并且通过管理柏林我父亲的档案馆一
直与我们全家保持联系。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发生一次突变。这天，我们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
赫然写着：鉴于纳粹仆从国与热爱自由国家的情况迥异，共产国际及其学校将予以
解散。毋庸讳言，这一决定背后有政治背景。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西方盟国达
成的妥协。西方把共产国际看做是在他们的老窝里煽动革命的一个危险组织。
我分配的时机极其幸运。前一批毕业学员肩负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的使命被空
投到德国，却不幸中了第三帝国反谍报机构的圈套。德国的反谍报机构一直冒充抵
抗组织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而苏联当局对此信而不疑。结果这批学员尽数落入
盖世太保和军事反谍报机构的手中，全部罹难。他们的牺牲使我们这批人幸免于重
蹈覆辙的厄运。我们于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农庄里，搞机械维修，兼管给白采尔科
维河上的驳船卸货。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仍然令我们吃惊。老师不是总说，共产国际是永恒的，是
共产党的最高形式吗？但平时受到的教育都是让我们不加怀疑地绝对服从命令。我
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确的。于是，我们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许因为父亲是知名作家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德国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兼评
论员。党的领导人觉得我适合干这一行。该电台是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德国共产党的
喉舌。于是我回到莫斯科。20岁那年，我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并参加了在卢克斯饭
店威廉·皮克房间里举行的各次会议。皮克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
统。这家饭店在外国共产党人遭清洗的日子里曾处在风口浪尖上。正是在这儿，我
还认识了战后成为东德国家领导人的乌布利希和其他人。
与此同时，埃米被派往前线，通过麦克风用德语向德军喊话，对敌展开心理战。
她手持话筒沿着敌人的战壕走来走去，告诉德国士兵，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呼吁
他们缴枪投降。1944年9月24日，她在戈梅利受重伤。由于担心再次分手会是永别，
我们举行了婚礼。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俩始终天各一方。
翌年5月，终于迎来了胜利。法西斯德国被打垮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父亲与
莫斯科街头的人群一起欢呼雀跃的情景。康尼此时已在德国。他参加了攻克柏林的
战斗，并因作战英勇荣获六枚勋章。他写信给我们说，盼望在德国团聚。我开始收
拾行装。在共产国际学校的时候，人人都知道，送我们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将来盟
国最终战胜法西斯之后把我们派回德国。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隐面人
第三章 斯大林的学生
离开德国到莫斯科那年我11岁。11年后又重返德国。人们常笑称我是半个俄国
人，有时甚至带点批评的味道。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看做是对我的侮辱。俄国人的关
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在苏联度过的青少年
时代以及俄罗斯人民博大的气质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遇到同苏联人
发生争执时，我凭借与苏联非同一般的关系说话较少顾忌，也更有分量。
日后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机会，就从德国官员的身份中溜出来，像一个
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样漫步街头，与人攀谈。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对这座城市
和它的市民了解更深。我会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们住过的那栋楼。现在这座楼
的门口挂着一块铜牌，纪念父亲和弟弟。我还去探望住在阿尔巴特区的许多老朋友。
我和挚友阿利克一同穿过我们以前住过的小区，步行到高尔基大街。现在它又恢复
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维尔大街。阿利克在二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如今是一位德语
教授。学生时代，我俩常常排几个小时的队，为在著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看一场塔
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要么去看学校附近的一家犹太人剧场的主角上演的
戏。我俩都喜欢俄罗斯古典作品，还有19世纪欧洲大师的作品，如海涅、巴尔扎克、
高尔斯华绥和马丁·杜·加尔，以及文笔简洁遒劲的海明威。1941年夏天我俩重逢
时，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静的河弯处，一起背诵勃洛克和叶赛宁的诗。
离开莫斯科后的悠悠岁月里，这座城市常令我梦绕魂牵。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
朋友们不一样，从未打算在苏联过一辈子。德国仍然是我的故乡。再说党派我到共
产国际学校学习以及去广播电台工作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做准备。那时我23岁，踌
躇满志，对返回德国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我们在校时，意识形态教育占了很大
比重。训练的重点放在如何肃清战败德国的残敌上。然而，一旦面对国破家亡的同
胞、亲眼目睹了自己曾热烈拥戴过的大独裁者可耻覆灭，我受到的震撼难以想象。
我们这些从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