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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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这些间谍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国占领区之间以及后来的两个德国之间随意穿行。
那时西德的经济奇迹尚未出现，食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人们面对可以吃得
好一点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诱惑而当间谍。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们的经费却少
得可怜，只能从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我们在西德的许多跟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业
部门的鼹鼠，并非共产党员。他们替我们做事是出于消除德国分裂的愿望。他们认
为，西方盟国的政策加深了这种分裂。柏林墙修建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们分道
扬镳。在他们眼里，这堵墙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分裂的德国的象征。
着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事无巨细都要我过问。我的注意
力放在西方国家上，为熟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治动态，掌握它们战后情报机构的
近况花了不少力气。
我们亟待在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门发展我们的耳目。这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苏联人为我们情报局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条例。为了物色
到合格的间谍，必须对数干名被推荐的候选人逐一筛选。西德有亲戚的人不能要，
二战期间作为难民或战俘滞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时至今日仍有传言说，
我们明知有人是前纳粹分子，但照用不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们掌握了第三帝国时期部分纳粹党员的档案，并以此劝说西德那些隐瞒自己
纳粹历史的人与我们合作。更多的人主动要求为我们做事，声称想为昔日的罪恶赎
罪。这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他们的动机。实际理由很可能是，他们想确保自己在西德
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历史疮疤被我们揭开而毁于一旦。德语里用“双保险”（既为
将来，也为过去保险）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有一位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叫魏劳赫
（日后在西德的德国共同事务部任职），过去曾为西德共产党提供情报，而后向我
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报。我们发现他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任高级官员并犯有战
争罪行后，马上断绝了和他的来往。局内另一位前纳粹分子曾是前冲锋队队员，化
名莫里茨。他在我们对欧洲防卫共同体展开的政治攻势中出过力（欧洲防卫共同体
最终没有搞成是因为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梗，而不是我们情报局反对它的宣传）。
对于情报组织来说，一个人过去的历史是有力的武器。敌我双方都毫无顾忌地
使用了恐吓手段。正如我们通过揭露敌视我们的政治家或高级官员的纳粹历史把他
们搞下台一样，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一个由逃离东德的律师组成的反共
组织也如法炮制，在报上登出了隐藏自己纳粹历史的东德官员的名单。由于第三帝
国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高级情报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均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东德
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宣传战。
一些纳粹分子想隐瞒历史，改换门庭投靠我们。我刚上任不久，一位下属找到
我，局促不安地说，他注意到审讯处里有个人的胳膊上有党卫军的刺青。审讯处是
国家安全部里最粗野的部门。我可不想落到那儿的一些恶棍手里。可以想象，曾在
希特勒手下干这一行于得津津有味的人，在这里一定有如鱼得水之感。我不动声色
地把这人调走了。
恐吓是一种既卑鄙又危险的游戏。敌我双方都参与了这场游戏。西德的前纳粹
分子中，有的主动帮我们干事是出于真诚的悔过，有的是为了钱，或是为了隐瞒自
己过去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苏联人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缴获了纳
粹的档案，而且还抓获了像前党卫军成员费尔费这样的人。费尔费曾在纳粹情报机
构第三帝国安全局内任上校，战后被网罗进格伦的情报局，后来又成了苏联的双重
间谍。西德情报机构的所有重大机密经他的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给西德造
成的重大损失决不亚于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和奥尔德里奇·艾姆斯等双重间
谍。
德国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给我们提供了打入西方盟国情报部门的最初机会。19世
纪时，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为了对付德国皇帝的镇压，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经历
了血雨腥风的德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斯巴达
克同盟成员即惨遭杀害）仿效社会民主党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这一情报网很快
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苏联的秘密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本世纪德国共产党情报组织的缔造人是恩斯特·施内勒尔和汉斯·基彭贝格尔。
前者于1944年被希特勒杀害。后者死于1937年的斯大林肃反。德共情报网专门搜集
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情报，然后转交给苏联。希特勒年代，该组织是著名的情报团体
红色乐队的情报来源之一。
红色乐队是德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地下抵抗组织之一。它的少数成员是共产党人。
此外，还有少量来自苏联情报机构（人民内务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的人员。我面
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弄清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情报网是否可行。没多久，我即得出结
论，以旧的情报网为基础新组建的情报网不可靠。尤其是英国人成功地说服了一些
作为战俘被扣押的共产党人为他们工作。他们还在战时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中间以
及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网的新的年轻特工中发展了一些人做他们的间谍。
默库尔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这一情报网已受到严重破坏。默库尔的真名叫施洛姆。
我是在浩如烟海的材料堆里寻找西德情报机构的蛛丝马迹时发现了他。我查阅了他
的档案。上面说他与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有来往。此外，
他还认识许多波恩的政界人士。最近他向党提供的情报无论从细节、范围还是深度
方面均很有水平，包括西德议会里各政治党派的内幕，外交部和其他部的只许阅览
的材料，以及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内部组成。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间
谍。我于是派了一个人根据他的档案提供的地点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找
他。默库尔见到我们的人后说，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们与他联系，而且毫不犹豫
地同意来柏林。他是我打算招收的第一名间谍。
默库尔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我们在柏林郊区的一个隐蔽据点。他是个电机工
程师，30岁左右，细高个儿，一看就像是干这行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在汉堡上大
学时即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为党的情报组织搜集情报并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一个
右翼青年团体。以后逐渐爬到了帝国社会党主席弗里茨·多尔斯博士的私人秘书的
位置。我随后详细地盘问了他，可还是感到有点蹊跷。我们问到一些他说他认识的
人，可他的回答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符。我们让他回西柏林，第二天再来。我又
一次研究了他的档案。
第二天他来后，我和辛德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每当辛德对我们这位潜在
的间谍不耐烦时就大声呵斥道：“你小子给我放老实点！”默库尔越来越不能自圆
其说，最后终于交待，早在1948年英国就派他打入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现在仍在为
英国人工作。他向我们提供的材料都是英国人拿来糊弄我们的。
审讯默库尔一事随后转到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第二把手米尔
克手里，最终由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处理。国家安全部部长对我们情报局始终怀有
戒心，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早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同是战友的辛德就搞不
到一起。对我就更看不上眼了。米尔克以双重间谍罪名逮捕了默库尔，把他交付审
判。默库尔最后被判了9年徒刑。
默库尔一案不仅使西方警觉起来，而且也给我们自己敲响了警钟。根据对他的
提审以及他的交待我们得出结论，他对德国共产党情报机构以及它与其他组织的关
系了解甚深，远远超出了一个情报人员应知道的范围。为此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德
共地下情报机构总数为40到50的情报人员逐一仔细地审查甄别。好像破谜一样，我
先把派到西德的联络员和信使找来了解情况。这样可以避免走漏风声，传到这些情
报人员的耳朵里。他们向我反映了违反秘密情报工作纪律的现象。我开始怀疑这个
情报网已受到敌人的渗透。
我于是坐下来，画了一张草图，标明所有情报网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看上去像
是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我像当年学航空工程学时那样，在一张图纸上画了这张
我自称为蜘蛛网的草图，上面用线条把所有信使、秘密据点和类似的内容联结起来，
把可疑的双重间谍，情报来源和当地情报员分别涂成红、蓝、绿三色。各种方块和
线条还显示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对一些疑难处和可能与敌方接过头的
事例标有特殊符号。
对别人来说，这张草图好似天书一般。可它却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
轮廓，明确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和任务。弄清敌人对这一情报网渗透到何种程度至
关重要。
我最终得出结论，如果西德情报机构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情
报网一网打尽。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聪明到这个地步。但这种危险始终存在。
倘若这一情报网被破获的话，西德共产党面临的危险尤其大。我打定主意，与其等
敌人下手，还不如主动解散整个组织，断绝与西德所有共产党耳目的联系。
我夹着这张草图约见了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的所有情报部门都归他管。事先我
向他强调了这次汇报内容的绝密性质。他于是邀我去他位于潘科夫小区的家里面谈，
而不是在办公室召见我。潘科夫被东柏林人贬称为“城中城”。这位东德领导人家
中的陈设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审美观，中产阶级偏爱的结实耐用的家具上面刻有装
饰性的花纹。
我在乌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摊开草图，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的分析结果。我建议
断绝与西德境内的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切往来。凡是与之沾点儿边的间谍一概不用。
来见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谈过这一想法。他与我不谋而合。当时西德当局准备取缔
共产党是我们做出此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年，西德正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
织。乌布利希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同。从此以后，西德的德国共产党成了我们情报
局躲避的禁区。德国政治气氛宽松后于1968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产党同样也是禁
区。
1952年，我们召回了在海外的间谍。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也受到“别
墅式的软禁”和严厉的盘问。人们常好奇地问，我们对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么手段。
当时主要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这批人一向因为自己属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
成的集体感到自我的价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对他们表示信任，他们的心理马上
受到极大的压力，根本无需威胁或是正式逮捕他们。只需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审
问，根据他们的回答就足以使我们确认他们是清白的，而不是什么双重间谍。当然，
他们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释放前，他们曾受到警告，不得把这一切说出去。
所有的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表现英勇。有一个人甚至当年和我父亲一
起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一连几周，他被软禁在房间里，问题弄清后才被释放。有
的人领到了退休金，有的则被分配到各省份从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我们为大多数从西德撤回的
同志恢复了名誉，并授予了奖章。布鲁诺·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
抗组织并肩作战。撤回东德后，他被发落到马克思城的一家工厂当普通办事员。以
后他曾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检察长。他指责我解散德共情报网的做法与斯
大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式的残酷手法如出一辙。事实并非如此。日后他听说了像
默库尔这样的双重间谍案子后，终于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怨气未消。
少数几名“予以保留”的间谍没有被撤回，以后又重新启用了他们，但我们把
他们与新的情报网严格区分开来。为什么要留下这几个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发
现敌人渗透的程度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西德的情报人员并不比我们多什么绝
招。
隐面人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
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
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大楼看上去也
不大起眼。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即使在
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衣冠楚楚，蓄
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
的办公室。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共事过。她
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他以前见过我几次，
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题。他的一贯作风是谈吐简洁务实，而且从不直视对方眼
睛。
乌布利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外国情报局成立以来一直任局长的阿克曼因为健
康方面的原因请求辞职。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职并非身体不佳，而是乌布利希不喜欢
他提出的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德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阿克曼因一段婚
外情被乌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辞职。50年代的东德好似清教徒社会，婚外恋属大
逆不道。
“我们认为，你应当接管情报局，”乌布利希说。这个“我们”来头不小。确
切地说，它是指中央领导人。他既没问我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也没征求我对此
事的意见。我毫无精神准备。当时我年仅20多岁，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我问乌布利
希，外国情报局归党内哪位领导人负责。他让我直接向他汇报。
不到一刻钟，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脑袋里却仍是一片混乱。回到办公室，看到
阿克曼下台后担任代理局长的施塔尔曼正在等我。我内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对这项
任命会如何反应。像他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难道会心甘情愿地把权力
让给一个飞黄腾达的毛头小伙子？没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
打开保险柜，取出里面不多的几份文件递给我。研究文件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却
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施塔尔曼把一串钥匙顺着桌面推给我，说：“没我事了。
祝你好运！需要我帮忙，尽管说！”我赶忙出去买了套西装，准备第一天上任时穿。
想到马上要坐到这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内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