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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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资本论》第一至三卷都是由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创立了狄茨出版社。为了党的利益，爱琳娜·马克思在恩格斯逝世后和考茨基、狄茨共同商定，《资本论》第四卷不能像前三卷那样交由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而应交由狄茨出版社出版。但是，根据原先同马克思签订的出版《资本论》所有各卷的合同，加以在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和宣传方面都已做了巨大的努力，迈斯纳当然不会同意放弃出版《资本论》的任何权益。于是，考茨基和狄茨就不得不寻找一个使迈斯纳不能诉诸法律的解决方法。所以，在1896年3月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爱琳娜·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问题”这样写道：“我还没有明确地给迈斯纳写信，一来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当时与他达成协议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我又不想让他怀疑我不知道；二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狄茨打算见迈斯纳，想同他谈谈出版第四卷的事，而且，由于分开出版对我们都有害处，所以想把前三卷的版权全部买下来。”〔18〕1902年7月，狄茨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不准确了解马克思签订的合同，也许不能在‘《资本论》第四卷’的标题下出版这本书。不过，要为这一卷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也许并不太难。”〔19〕1904年3月，狄茨再次致考茨基信说：“迈斯纳和马克思之间的合同内容如何？还看能否选择‘《资本论》第四卷’的标题……或者从一开始就放弃这种打算，把这一著作不作为《资本论》的续篇出版，而是单独出版。”〔20〕显然，考茨基最后和狄茨商定采取后一种做法；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的序言中，考茨基一开始就宣称：他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能算是《资本论》第四卷，不能算是前三卷的续篇”，而是“与前三卷并行的著作”〔21〕。遗憾的是，这在后来却成了一些人批判考茨基“篡改”马克思著作的重要“罪证”，而忘了它原本不过是争取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种策略。
由此可见：通常说《资本论》一共三卷，这既对又不对。对，因为它合乎马克思本人原定的写作计划；不对，因为它背离《资本论》后来被分成四卷编辑出版的事实。而我们在介绍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时，则必须破除这样两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一）、《资本论》共分三卷，第一卷由马克思本人最后定稿，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的；（二）、恩格斯是《资本论》的完工者（如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的《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两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有的甚至还出现在章节的标题上），——因为这两种说法恰好背离了《资本论》在马克思逝世后被分成四卷出版的事实。至于考茨基将《资本论》第四卷更名为《剩余价值理论》出版，那当然更是“功”而不是“过”。
注释：
〔1〕旧版《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第2册第95页。
〔2〕〔3〕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马克思传》中文版第260页；《恩格斯传》中文版第443页。
〔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页。
〔5〕〔6〕爱琳娜·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第76—7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页。
〔8〕〔9〕〔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60、463、459页。
〔10〕〔1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57、9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1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9页。
〔18〕《马克思女儿家书》，马澜、越位译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
〔19〕〔20〕桑德尔：《〈剩余价值理论〉第一版（考茨基编辑）出版史》，《经济科学》1975年第7期。
〔21〕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理论史》，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第4页。
徐志摩情爱不能这般剖析
——时下学风一例
？ 陈学勇
在徐志摩故里海宁参加了纪念诗人逝世七十周年研讨会回来即读到苗雪原先生的文章《伤感的旅途》（刊《书屋》2001年11期），苗文内容如其副题“徐志摩情爱剖析”所示，洋洋万言，淋漓尽致。苗先生认定徐、林有过热恋，只是由于徐志摩身上“仍旧背负了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负累”，“并没有能够真正汲取西方独立自省的哲学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意义上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于是造成了有情人未成眷属的悲剧。这是颇具新意的看法。学界一直视徐志摩为西味甚浓的典型的自由主义作家，就像他刚去世时茅盾就下过的结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苗文还涉及关于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等历史人物的理解、评论，亦均新意迭出。如说“梁（启超）的手腕可谓‘稳、准、狠’，置徐于绝望境地而不留痕迹。就心性而言，以维新改良运动成名的梁在涉及到家族利益的问题上，暴露出在仁义道德外衣包裹下极度自私的阴暗心理。”乃致“徐对梁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又如怀疑“梁（思成）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疑过之后断言：“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起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实际上梁与林的婚姻本质上极为不幸。”称林徽因悬飞机残片于卧室之举，是“女诗人对不幸婚姻的无言控诉和对忆中人无限的深情”。诸如此类的见解新则新矣，但与史实查核起来时见谬误，因此很可商榷。
苗文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状态，苗先生怀疑梁、林婚姻中的爱情基础，这在林徽因研究中可谓是一个石破天惊或无事生非的命题，苗先生之外尚无人对此置疑。林徽因婚前追求她的才俊除徐志摩外不乏其人，而且他们无不拥有某一优势（否则哪有追求资本）。如果梁思成真没有浓烈爱意，难以设想他能紧追不懈，力排群贤占了鳌头。梁、林婚后，尽管由于两人性格的差异，不免龃龉口角，然而彼此感情甚笃为世人所知。梁思成曾诙谐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见梁思成后妻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一生爱恋着林徽因的金岳霖，先欲取梁而代之，后来了解到梁爱林之深，很理智地对林徽因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此金岳霖终生未娶（也见《困惑的大匠梁思成》）。苗先生推断梁思成“不爱”林徽因的结论，依据之一是，梁替林拣回那片徐志摩罹难的飞机残片，天天悬挂在林的卧室。他说：“几十年如一日悬挂于卧室墙壁中央的焦木片所包蕴的涵义远远超出梁最初的定义，在它面前，梁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及其对妻子的感情直至整个婚姻，在每一天每一晚都将受到挑战、考验和折磨。”通常的中国人都惯用这样的心态和思维看待此事，卧室里的飞机残片确实被许多人视作林徽因爱恋徐志摩的铁证。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林徽因、梁思成是颇具西方绅士风度的知识分子，林、梁处世的态度、方法非他们所能理解，惟有梁、林夫妇自己是彼此相知的。我们未可把卧室悬挂飞机残片的事看得过于特别，以己之心度梁、林之腹，不然如何理解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角”感情过后仍长期为邻（仅一门之隔）、亲密无猜的关系呢？还可补充一点，抗战时林徽因三弟林恒驾战机牺牲于成都上空，林徽因也搜到一块飞机残片悬挂于卧室的，可见此举在林徽因并不专含男女之情的意思。苗先生又以林徽因病故后梁思成再婚证明梁于林的薄情：“林徽因于1955年辞世后仅一年梁就有了新夫人林洙的事实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人之常情而言，即便是缘分平常的夫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追思亡灵之痛尚未平复，遑论再议迎娶新妇？二人貌合神离的婚姻其裂痕一至于此！”这段话说得义正辞严，似乎十分有力。但苗先生没有想到，他这里吃了失察史料的亏。林徽因病逝后数年中梁思成并无再婚的意思，虽然不断有人（其中就有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关心他续弦问题，又曾有一位全国人大女代表自荐欲与梁思成结为伴侣，并且寄来了求婚信和照片，梁思成毫未动心，时在1959年，距林徽因病逝已四年多。梁思成续弦林洙前，林洙也在1957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即与打成“右派”的前夫离异。在1958年林洙有过两次与他人重组家庭的努力，前一位对象是画家，后—位是音乐教师。在此之前，梁思成与林洙一直处于同事或上下级关系，而拳拳思念着亡妻林徽因。至少在1959年之后梁思成与林洙才开始产生工作以外的感情交流，结婚之日已到了1962年，距林徽因病逝时整整七年。对于梁思成这样的人物，无论于私还是于公，丧妻七年后再娶，还苛求其时间过短吗？只要翻翻梁思成、林徽因的传记，能说明两人感情甚笃的材料举不胜举。林徽因是著名诗人，生前却没有出版过单本诗集。林徽因亡故后，梁思成于繁忙工作之余整理了林徽因的全部诗作，包括不少尚未发表的作品，并以工整小楷抄录在一本精致的黑皮封面的厚本子上，这可以说明他追思亡灵之痛的情感久未平复吧。
苗文用更多的篇幅认定“梁启超是阻隔徐林爱情的现实障碍”，“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暴露出在仁义道德外衣包裹下极度自私的阴暗心理”。他为此论提供的依据是：1922年徐志摩追逐先已离开伦敦的林徽因也回到国内，“正是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在徐尚未归国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双方似乎并不急于订婚——老于世故的梁（按，指梁启超）这一手给了局囿于师道尊严的弟子以沉重打击”。“1924年因新月社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林得以经常聚首……梁启超无疑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遂不动声色地决定林与梁思成一起立即赴美留学。这既能彻底断绝徐的‘痴心妄想’，又能让梁思成‘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地与林发展感情直至独占花魁”。苗先生如此指责梁启超颇费心机地为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及选定留学时机以售其私，但所列两条依据依旧经不起质疑。其一是订婚时间。梁、林于1922年才开始产生恋情，当事人双方还谈不上急不急于订婚。一方家长梁启超于儿女婚事相当开明，过问而不干预，如他1923年11月5日就梁、林婚姻致信在美国的长女思顺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何况此时梁启超夫人嫌林徽因过于新派，尚未同意这桩婚事。即使梁夫人去世后梁、林恋情已成定局，梁启超也未急于为他们订婚。直到1927年梁启超于病中致信林氏亲戚卓君庸，请与远在福建的林氏族人（按，此时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已逝）正式商谈此事。11月25日的信中说得十分具体：“鄙意用旧式红绿庚帖各一份，合写男女（籍贯）生年日月时及三代，想徽音生日或其诸姑当能记忆耶。交聘以一玉器为主，外更用一小金如意配之（两家所用可同一样），公谓何如？大媒此间拟请宰平，林家请何人，公当能代定。”此后多日不断有信磋商并告知留美的梁、林。准确订婚日期是12月18日，地点在北京。当天又函告梁思成：“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引文均见《梁启超年谱长编》）其二是决定梁、林赴美时间。梁思成赴美留学早在泰戈尔访华一年之前已成决定，完全与接待泰戈尔时徐、林聚首无关。所以延迟到泰戈尔访华以后成行，是因为一场交通事故。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上街，被政府官员金永炎的汽车撞倒，左腿和脊椎遭残，住院治疗日久，不得不一年后成行。至于林徽因一并同行，是恰好她这一年考上了半官费留学。两件事都属于客观因素，非梁启超主观所能左右。苗先生为梁启超构筑的罪名实在是捕风捉影了。
苗先生先把梁启超虚拟成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一大障碍，于是接着论证“徐对梁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徐“在梁启超无形威压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宁愿眼睁睁看着一生的最爱被残忍而巧妙地掳走”。进而下结论说：“诗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能够真正汲取西方独立自省的哲学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意义上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但更反映出其个性上貌似坚强实则懦弱的一面。”这般评价徐志摩与学界共识相去甚远。问题又不在远近而是立论依据确凿与否。苗先生对徐志摩情爱的详细剖析，所据材料仍然缺乏必要的全面考察，而且多有误收、错读，反映了对材料漫不经心的研究心态，有时漫不经心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譬如苗先生读解徐志摩的诗作《偶然》和《你去》所用篇幅不少，因为他认为这两首诗“长期为研究者所忽略”。这又是虚设箭靶。我收存的几种徐志摩传记无一例外地引用了《偶然》这一首，《偶然》无疑属最为研究者注目的几首诗篇之一，读解、评价、欣赏这首诗的文章随处可见，而且它作为大学生不可不读的徐志摩代表作品选入众多大学教材，“忽略”之说从何而来？正是漫不经心的研究心态，致使一些有关的无需辨析的常识或史料连连被苗先生错用。林徽因生于1904年，徐志摩生于1897年，明明相差七岁，苗文却说成徐“比林年长九岁”。苗文说，“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指1922年）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事实是梁、林订婚迟至他俩结婚前夕的1927年12月18日才有隆重大礼（见《梁启超年谱长编》）。虽说此前有过口头的婚嫁之论，然而只是说说而已。苗文又说“1921年春夏季节徐已与林徽因在英伦展开了中国新诗史上最出名的恋爱”。这场以讹传讹的著名“恋爱”，至今并未得到有力证实（参见拙文《林徽因、徐志摩“恋情”考辨》，载拙著《才女的世界》），其实只是徐志摩的单恋，连苗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林（徽因）生前的岁月里一直没有清楚披露过当年在英伦恋曲中是否爱上了诗人（徐志摩）”，前后自相矛盾。苗文还批评徐志摩后来“在国内追求林徽因的行动上懦弱踯躅，裹足不前”，这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林徽因从伦敦回国与梁思成恋爱，直至林、梁双双赴美留学，徐志摩始终没有放弃追林。梁实秋有一篇《赛珍珠与徐志摩》回忆，说梁、林热恋期间，每周在北海公园的松坡图书馆约会，而“徐志摩时常至松坡图书馆去做不受欢迎的第三者”，梁思成不得已在门上贴了一张谢客告示：“Lovers
we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因而“志摩只得怏怏而去，从此退出竞逐”。对于研究徐志摩的学者，这不算一条太难找的史料。而1924年接待泰戈尔的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