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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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曾经带领一支工作队到陕西的长安县牛角村搞“四清”运动，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隐姓埋名地生活于乡村数月之久，坐老乡的炕头，吃乡亲的茶饭，在那里搞扎根串连和干部“洗澡”。虽然有人从相关情况中看出些特殊的征兆，怀疑其身份和来头，但是，当年的影像传媒远没有今天发达，几乎要天天从新闻联播中看到高层领导的出国访问和国内视察、会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直到一部新闻纪录影片在村子里上映，乡亲们才从一段较长的画面上认出了在这里指导工作的这位老者是何许人也，并且自发地热烈鼓掌。在乡村，杨尚昆经历了运动从两个“十条”到“二十三条”的转折。在“双十条”精神指导下，进村伊始，扎根串连，宣讲文件，确认和发展“根子”即最基本的依靠对象，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将大多数生产队干部都看做是问题严重，需要夺权，赶到“楼上”，只是一直压着火候，觉得条件不成熟，不要急于揭开盖子，不要急于召开大规模动员的“万人大会”和“三干会”，很有“不到火候不揭锅”的味道。这种高压氛围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上楼”容易“下楼”难。
1964－1965年之交，中共中央讨论和制定“二十三条”，杨尚昆从陕西赶回北京参加会议。各大区书记汇报“四清”运动的进展，态度非常严峻，对形势的分析，恐怕比当年战争时期还要危险得多：“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1/3打不住！”“农村富裕阶层和工厂中的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基层干部没有剥削的很少！”（以上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语）“全县二十一个大队，几乎全部不在我手，1959—1960进行过落后改造，也不充分，比不搞好。1962年来了个翻案，原先一批人又上台。”（以上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语）“县以上烂掉和有严重问题的有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也可能是反革命。一定要派工作队去才能触动！”“党要清洗，需要清洗多少，就多少！”（以上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语）“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八个重点县县委，已烂三个，常委七十二人有问题的三十八人；张家口地委烂了（开了八十三天会议——括号为原文所有），是三线，着急！”（以上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语）这样的发言，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刘少奇把清理对象放在从生产队到县地级干部身上的“四清”路线的。只有宋任穷的发言把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与“翻案风”联系起来，态度显得暧昧一些。此外，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魏文伯，他发言调子比较低，与诸位发言者相去甚远，而且他批判的是对准“单干风”的，——不知道这是因为由去世不久的柯庆施长期主持的华东局与众不同，还是因为华东的“四清”运动还没有展开，但他的发言中的确没有什么内容是谈当下的“四清”运动进展情况的：“包产到户对贫下中农损害很大；好水田都包给干部，腐化；安徽是单干占优势！”
这样的一片将“敌情”看得无比严重的嘈杂声中，不知为什么，没有看到杨尚昆笔下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的相关发言，是有意疏漏，还是那两位在一线上的指挥者有难言之隐？当然，也没有如在某一部传记文学中所写，那充满了戏剧性的一幕：因为毛泽东被刘和邓先是劝阻他到会参与制定新的“四清”文件，后来又在会上打断他的话所激怒，就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冲劲十足地站出来抗争，维护自己的与会权和发言权。仔细想来，那样的场面好看是好看，却有些将政治斗争过分地文学化了。日记中所记的是，在诸人汇报中，毛泽东频频插话，倾其全力地“扭转运动大方向”，其声色俱厉的程度，从语气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后来被阐释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对立和斗争）“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后来被认为是指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列宁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小生产者大量存在会发展资本主义。打倒了的阶级长期存在！这些斯大林都丢掉了！”“小学教师也严重不纯啊！”“（关于文艺问题）我有责任，讲了一篇空话，延安座谈会，没有去抓过！”一连串的黑体字和惊叹号，用一句滥俗的话说，如同一颗颗小炸弹。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给正在制定的“二十三条”定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基调，排斥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等提法，还提到1962年的旧帐：
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的规定行不行？三种提法好不好？商量过还是以第三种提法为好。因为运动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前两种的运动！北戴河到十中全会就是搞社会主义，当时单干风很大。
有的人听进去了，有的人听了不表态，没有主张，不能回答问题。当时我得到电话，说有重要问题要报告，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说形势好，只有几个军队同志说形势好，如杨得志、许世友、罗瑞卿、韩先楚等……
这大约就是毛泽东后来认为部队可以依靠，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却需要全面夺权的依据之一吧。同时，毛泽东这位既注意务实更注意务虚，为自己的激烈批判寻找理论依据的政治家，在新年前夕的一份批示上，再次提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问题。于是，连一向出言谨慎，在日记中也不讲他人是非，不讲他每日接触的中央领导的短长（即使对彭德怀、黄克诚等庐山会议上被打倒的人物，日记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评说，虽然因为工作关系和毛泽东的指派，他仍然要经常与他们联系和面谈），更不谈论中央政策是否可行的杨尚昆，一面开始阅读相关书目，研究什么是“形而上学”等哲学问题，一面也不能不写道，“现在要注意，刘（少奇）话不灵了，不蹲点了！再是大轰大嗡”。曲笔之中，感慨良多。
接下来，他再次回到陕西的农村，又开始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把运动再来一遍。文件一公布，原先的憋足了劲儿准备向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们开火的积极分子，当然泄了气，原先紧张低沉的干部们又活跃起来，好在工作队运转有方，到底是中央来的人，很快控制了局面。1965年5月16日（第二年的这一天，正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彭罗陆杨倒台的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杨尚昆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牛角村，参加庆祝社教运动胜利大会，这次长达七八个月的下乡“蹲点算结束了”，不知道杨尚昆此时心头是什么滋味。不过，关于“四清”运动的内容和过程，从一个小村庄的切身体验到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中央局一级的汇报讨论，直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讨论和转折，杨尚昆日记加上该书所收入的相关的记录，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四清”运动之三部曲了。
日记写到1965年末，这段时间，正是时代和杨尚昆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点。10月29日的日记题头写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正文为“上午10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非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去富春同志处谈了今天谈话的事！”“晚间散步后，同田家英同志谈到两点才回家睡！”这一天，三位最直接的首长与杨尚昆谈话，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他们通知杨尚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将其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要职，发落到广东省委当一名书记处书记，在那时，各省的主政者都是第一书记。这样的突然变故，似乎丝毫没有前兆，至少在前几天的日记中，没有任何心情不佳的流露。事起仓促，数千里贬谪，对杨的打击可想而知。10月30日，“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10月31日，“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这一时期，身体也是病相频频。11月9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反省，对命运的大跌落，终于被迫接受，心情似乎也平静许多了，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据脚注中的文字，这封信向毛泽东要求见面谈一次，并且检讨自己的错误说：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二十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我指示和鞭策。
让杨尚昆感到欣慰的是，第二天，11月10日，毛泽东就找他谈了话，还交待了他下去以后的两个任务，了解当地情况，“第一是看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第二，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你给我理顺一下”。这样的嘱咐，在听者听起来，似乎仍然是寄予了厚望，要给毛泽东充当耳目嘛！但谈话中也表明，杨尚昆重新回到中央要害岗位上的机会恐怕是非常渺茫了，毛泽东要他在地处南方的广东工作几年以后，再到北方的黄河流域去工作几年。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艺术，不知道这个时候，最终要打倒杨尚昆的决策是否已经在心中作出，全面清算罗瑞卿的行动可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两个人同时被从这种处理日常的机关事务、协调和沟通从中央到各级领导之关系的“大总管”位置上拿开，和行将掀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什么关联，后来人回顾往事，不难揣测，可惜的是，杨尚昆此时还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做了检查身体等准备工作以后，他要求先到长安牛角村去看一下（日记中说当年那里的粮食增产40％），然后赴广东。12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都去上海开会去了”。就是在由毛泽东主持的这次会议上，给罗瑞卿制定了种种罪名，撤销了他在党政军所负的各种要职。12月10日杨尚昆离京乘火车赴西安，“晚间11时14分开车，伯钊、妞妞、李楚离、乔明甫、田畴等同志到车站送行，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同车的有调查部刘志汉等三同志，还不算寂寞！开车后即睡”。“办公厅各同志我都通知了不要送，送的人多，心情十分不安！”“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待时间！”在时间中等待什么呢？他是认真地以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在时间中改正，还是坚信自己是清白的，要在时间中得到证明呢？惜乎日记中没有加一句富有感情色彩的暗示，可是，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谁敢造次留下文字授人以柄呢？我想，杨尚昆当时一定是觉得受了冤屈，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中，他既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什么反省，也没有流露出多少忏悔之情，更多的是愕然和不解，以及迷惘。
那一代人的身影也渐渐远去。翻阅一下这部日记，也让我们回到当年。
怀念几位《大公报》的老友
？ 吴永良
2002年6月17日，值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百年诞辰。百岁老人，世所罕见。《大公报》历经清末、民国，至今长达百年历史，则在中国是惟一的。曾经出版过这份报纸的内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和现仍出版这份报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份1966年9月14日在大陆消失的报纸，经过三十五年的尘封，终于在大陆新闻媒体上又显露了一下头角。
一些纪念文章中，提及不少老《大公报》人，引发了我的许多回忆。尤其想念1957年被列为同案的难友和1958年同去北大荒做流人的伙伴。其中一些人当年划为右派，多少和怀念老《大公报》有点关系。现在，读到这些怀旧的文字，不禁感慨万端。如果当年这样的文字能公然刊诸报端且不以为忤的话，那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957年，散落在社会上的大公报人落入右派网中的有多少，我不得而知。北京《大公报》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总计有二十人，约占编辑部人员的百分之十强。后期处理中，有八个人遣送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劳动，我是其中之一。没有去北大荒但和我案情有关的，有四五位。他们都是我常常念记在心的。
抗战时期徐盈、彭子冈在新闻界叱咤一时
被说成和我案情相关、但其实并无关系的是徐盈、彭子冈二位。
人生如白驹过隙，四十多年过去了。徐、彭二位早已先后谢世；我这个右派分子流放了二十多年，总算幸而生还。以劫后余生再来打辩解的笔墨官司，毫无意义了。
我现在愿意平心静气地记述一下我和徐盈、彭子冈这两位新闻界前辈的交往情况，聊表我对他们的怀念之情。
徐彭二位活跃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风雨晦冥的岁月，是新闻界叱咤一时的风流人物。
我曾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在当时大学生的圈子里，彭子冈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她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发表的《重庆百笺》，众人称道。后来，我成了《大公报》的经常读者，喜欢看那张土黄色的、厚薄不匀的疙里疙瘩的报纸。
子冈文笔犀利，语言泼辣，干净利索，畅快淋漓，直抒胸臆，受到读者的欢迎。
徐盈的作品也经常读到。他是位学识丰富、埋头钻研问题的记者，对中国经济问题尤有研究。所写报道材料丰富，卓有见解。四十年代他担任重庆《大公报》的采访主任。
1949年天津《大公报》更名《进步日报》出版，徐盈参与领导，但仍和子冈二位常驻北京，领导北京办事处。1950年我进入《进步日报》不久，因公到京，在办事处小住，第一次得以认识久慕盛名的徐、彭二位。
办事处设在灯市西口路北的一个院落里，沿街一排两层楼的房子，挂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牌子。其时办事处主任是潘静远兄，待人诚恳、热情，对新进报社的小青年十分客气。他热心地招呼我，并介绍我去拜望了那里的老大哥老大姐们。除徐、彭二位，也拜见了萧离、萧凤、王鸿和尤在。
几位大将挤坐在一间大屋子里办公，显得有些凌乱。每个人的桌上都随便地堆放着办公什物。他们随便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又随便地聊天，使人有一见如故之感。
当天，我只和子冈交谈了几句话。我很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她的老读者了。她不经意地把这个话题岔开说：“以后我们就读你的文章了。”很遗憾，后来我没得机会多向她请教，失之交臂了。
不久，她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后来又到《旅行家》杂志担任主编。
但关于她的故事，我却听到过一些。
五十年代初在北京的文艺界某权威人士，三十年代留学日本时，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曾经生儿育女，一往情深。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又娶了一位中国夫人。五十年代初，日本夫人携子女数人，不远万里，来京寻夫，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不欢而散。
许多知情人士纷纷为那位日本夫人打抱不平。在《进步日报》北京办事处，大家的态度基本上一致，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子冈和萧凤。大家因此戏称子冈是大侠，萧凤是小侠。
另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