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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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知情人士纷纷为那位日本夫人打抱不平。在《进步日报》北京办事处，大家的态度基本上一致，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子冈和萧凤。大家因此戏称子冈是大侠，萧凤是小侠。
　　另一件事：1949年新政协开会，子冈是代表兼记者。会议在翻修过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怀仁堂的正门朝南，又在西墙开了个小门，规定记者在那里出入。子冈对这一做法表示不满。她认为开会的代表很忙，记者采访要见缝插针，一起出入，正好顺道交谈。专门开个门，不便于记者工作。她为此还大发议论，有的言辞涉及反对等级问题，显然出了圈儿。因此，有人称她为“大自由主义”。了解她的人，以为她为人坦率、豪爽，是极大的优点，但却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她的口实。
　　类似的典故绝不止这两件。1957年鸣放时期，她依然口无遮拦，公然表示不赞成搞政治运动，说那既费时，又无益，触及到了最敏感问题。
　　这样，她被罗织入网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多次受到大会批判。我曾几次被指定去旁听，以接受教育。说不定当时已将我列为她的同伙了。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日报》社楼上的小礼堂举行的。因为那天会前发生了《北京日报》一个右派分子从顶楼跳下的自杀事件，批判会的空气显得格外凝重。
　　那天，批判子冈，主要发言的是杨刚，也是出自《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其时已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令我惊异的是，一年多不见，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当时她不过五十出头。她发言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手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香烟。我还记得她批判的题目是彭子冈怎样从资产阶级妇女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妇女的。调子很高，恐怕难免有违心之论吧！
　　子冈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听着，她似乎被批判得有些麻木了。
　　据说每次批判会后问她，她都表示不服。真是倔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最后定为极右分子。
　　此后二十年，一代女杰杳如黄鹤。
　　1980年以后，我听到一些她的消息。说她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打过零工，和新闻界另一位女杰浦熙修一道，当了一些年的“旧闻记者”。（指为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组织和撰写稿件）。粉碎“四人帮”后，子冈曾在北京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可惜我当时远离北京，没有读到过。
　　不久，她不幸患老年痴呆症，说话不着题了。坐在椅子上看报，报纸常常是倒着拿的。
　　1986年初冬，我陪原《大公报》记者谢牧兄专程看望了徐、彭二位。他们住家在西四北六条34号。那是西四北大街向西的一条深巷子，差不多走到尽头才找到。院门朝北，走进去是个窄小的院落，南、北房各三间，东边是院墙，一小间西屋。院子里有两棵带着枯叶的小树，房顶上匍匐着一些枯草，显示出年久失修的迹象。
　　徐、彭二位住的是北房，各占一间，中间是堂屋。徐公先引我们到西间看望子冈。小屋约七八平米，一张单人床和几个旧箱柜外，只有两张方凳。
　　子冈侧面向内躺在床上，双眼闭着，人虽然不算消瘦，但面色苍白。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名震大后方的记者，就病卧在如此简陋的卧室中，令人心中感到有些沉重。
　　1988年1月，子冈与世长辞。她终生的信条是：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澈赤诚的人。对此她是贯彻始终、问心无愧的。
　　她的遗作已结集出版的有：《时代的回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挥戈驰骋的女战士》等。
　　在徐、彭二位中，我接触较多的是徐盈，那时候我们年轻记者都习惯称他为徐公。
　　天津《进步日报》创办初期，曾任上海《文汇报》主笔的宦乡担任临时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久他转入外交界，徐盈接任这个职务。他领导整个报社的编采工作，还兼任北京办事处主任。当时不过四十岁出头。
　　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长者，我从未见他疾言厉色。虽然是名人，又是领导，但和年轻人常常称兄道弟。我第一次听他称我为永良兄时，有些吃惊，以为他叫错了。后来知道他对许多人都是这样称呼的。
　　他工作十分勤奋。1949年，我还在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的时候，《天津日报》一位负责人去上海，途经济南，应邀到《大众日报》和采编人员谈进城办报的体会。他说城市报纸工作的特点就是要快速，记者要有满场飞的本事。特别举徐盈为例说，《天津日报》好几个记者在同一天里都碰到徐盈去采访，他有满场飞的本事。
　　徐盈每次从北京到天津，都睡在副刊部里一张单人床上。晚间，大家有时到他那里聊聊天，我曾躬逢其盛，得到不少教益。
　　记者如何做采访工作？徐盈强调目光四射，不搞单打一。记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下去采访，要带齐十八般兵器，钩子、抓子、叉子都带上。能钩的就钩，能抓的就抓。他爱说的话是，记者要做好事之徒，有枣的树打三竿子，没枣的树也要打它三竿子。
　　有段时间，我编发“史学”和“经济学”两个专刊。主编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授。徐盈负责联系。他一再嘱咐我要尊重这些专家、学者，说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是国宝。他说：“他们的玩意儿，够咱学一辈子的。”
　　1952年，徐盈奉调到政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任副局长，脱离了新闻界，老同事都为此感到可惜。1953年，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先在天津，后迁北京出版。两报合并之初，风传他可能归队，大伙儿听了很高兴，但终未实现。
　　1957年他如何陷入右派沼泽，我不得而知。但依常理分析，一位多年从事自由职业而襟怀坦荡的人，当时被划为右派，怕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吧！改正以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组长。
　　1986年我和谢牧过府访问时，曾向他请教如何编好企业家列传。他很赞成编这套书，并协助作了些谋划。他告诉我们，多年来他积累了不少资料，现在四处堆放，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了。我们看到他那间小屋里堆放着一些箱柜，对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移动都困难，更不用说清理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公报》老人们的一次聚会上。那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召开的收集《大公报》史料的座谈会。徐盈在这次会上遇到二十多位老朋友，他很兴奋地和大家打招呼，十分活跃，仿佛又看到五十年代初期他的身影。
　　1996年12月，徐盈病逝于北京西四北六条寓所，终年八十四岁。他留下来的作品中，已出版的有：《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北平围城两月记》等，小说集有《战时边疆的故事》、《前后方》等。
　　大好年华遭遇厄运的萧离、萧凤
　　在我的右派定罪材料中，一再提到的是我和萧离、萧凤夫妇的关系，话里话外，都暗示我们过往甚密，沆瀣一气。其实是不确的。
　　我们相识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虽同在一个报社（进步日报），但他们在北京，我在天津，只是偶尔见面。《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后，我调北京在社长办公室，他们伉俪则在贸易合作组，工作上联系不多。
　　当年，他们两位都已年逾三旬，萧离常常开玩笑地自称“一把年纪”，且是知名度甚高的记者。我是初出茅庐的后学之辈，又生性疏懒，不善交际。我们之间生活交往甚少，如司马迁所说的“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要说来往比较密切，则是萧离和我结伴为流人之后的事。在北大荒，我们同戴一色帽子，同睡一个通铺，同吃一锅饭菜，同干一种活路，属于“四同”的患难伙伴。当年相濡以沫的情景，我另有文字记叙。
　　我从北大荒幸而生还归来，已是1960年年底。回京后，有半年被安置在《大公报》资料组干剪贴报纸的杂活儿，到1961年下放贵州。这一期间，我去萧府串过两次门儿。那时他们还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羊尾巴胡同。但在那种年代，我们又是“有身份”的人，口欲言而心惕息，没多少话可说的。
　　我后来一去贵州十八年。中间曾几次到天津探亲，路过北京，一般不敢惊动熟人们，但因为有“北大同学”这份关系，萧府和高汾的府上我总要去看望一下。平时也偶尔有书信往还，互道健康而已。
　　新闻业务方面，我没有亲聆过他们的多少教诲，但从阅读他们的手稿和作品中，学到不少东西。
　　萧凤出身于北师大，敏而好学，博览中外文学名著。撰写文章，无论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挥洒自如，不落窠臼，不时杂以口语，显得生动活泼。她写作时十分认真，身旁的字纸篓里，总扔有一些废稿。不像时下一些作者，运笔如飞，总是一种腔调，雷同词语，粘贴复制，自我抄袭，不堪卒读。她写一笔漂亮的楷书，端庄秀丽。手稿卷面十分整洁，不作涂抹。这种稿件，说实话，当编辑的都舍不得删削。
　　萧离属于专家型的记者，所写人物大多是专家、学者，诸如俞平伯、梁思成、裴文中、常书鸿等，都是各方面的大师。他出身北大，十分熟悉这些学者，了解他们的专业，因而也掌握了大量的知识，是记者中的专家。他自称“一把年纪”，大家和他开玩笑给加上四个字：“学问很大。”
　　他运笔老练，无可挑剔。不过由于所写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文句较为舒缓，活泼和流畅方面要较夫人稍逊一筹了。可能由于临过碑帖，字脚较长，而稍稍向右倾斜，字常常写出稿纸格子。大家开玩笑说，他的字“右倾”并且“不拘一格”。
　　他们所写新闻报道体裁的文章，部分收在《二萧离凤集》（中国城市出版社）中。
　　我们交往较多，又敞开心扉地无所不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萧府已经搬到北京西坝河东里，我去拜访过数次。而且承蒙赏饭，萧凤大姐亲自掌勺，至今仍觉齿颊留香。
　　话匣子一打开，往往滔滔不绝。五七年以来的遭遇啊，北大荒的风雪和故人啊，老朋友们的悲喜啊，事态的变迁啊，说不尽，道不完。
　　在这种场合下，萧凤简洁、明快的语言突显异彩。提起1957年的事，她说：“不是有个电影叫‘难忘的1919’吗？我的电影叫‘难忘的1957年’。”“一想起永安路《大公报》社的那座楼房，我的血压就升高。”
　　萧凤的快人快语，在《大公报》是出了名的。她的另一特点是喜怒均形于色。笑起来，咯咯作声，清脆响亮；偶尔生气的时候，脸色一沉，如同罩上一层寒霜，很有点威严。我怀疑萧府是牝鸡司晨的，在她所写的自传体小说《草木一生》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然这毫不影响萧氏夫妇伉俪情深。
　　萧离的谈话除去有关北大荒的老话外，侧重于宣扬他的家乡——湖南古丈，他出身那里的土家族，本来姓向。家乡靠近的张家界，现在已列为世界园林了。他谈起天子山、金鞭溪、猛洞河来，如数家珍，兴奋而沉醉。他们夫妻去过两次，不仅饱览了旖旎风光，而且饱享了故人的情谊。走到哪家，都是倾其所有地盛情款待。萧离谈起这些事来，情不自禁地面露得意之色。
　　萧凤则插话说，这些日子湖南的来客，我们应接不暇，我要不断地下厨忙活。昔为座上客，今为灶下婢了。当然，他们不仅热情待客，还为湘西的经济发展多方奔走。
　　1994年前后，萧离的脑萎缩症有所发展，为了得到照顾，老两口把房子换到北京西郊中央民族大学的职工宿舍，和小女儿向红笳教授为邻。中央民族大学隔我家一站之遥，我得以就近探望过几次。萧凤那时除了冠心病外，又患颈椎病，曾经平地摔过一跤，因此在室内常常躺在沙发上会客。但思维仍然十分敏捷，语言依旧犀利无比。
　　谈起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某位人士时，她说用三个字可以概括：“愚而诈。”说到运动最后她在结论上签字时，她说：“我拿过来，看也不看一眼，一挥而就。为什么？我藐视它！”
　　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是1994年春天。她电话约了高汾大姐、杨零沧兄和我，到家里叙旧。电话是她亲自打来的，声音还是那样清脆，对我说：“你年轻，早点来，帮着我招呼招呼他们二位。”
　　面对面坐在沙发上。我们先听萧凤介绍萧离的病况，被介绍的萧离坐在一旁，似乎也在专注地倾听。萧凤说，现在白天萧离的主要活动是睡觉了。晚饭后放下筷子，洗漱以后，就脱衣上床。这一觉睡到夜间一两点钟，就听到他起床了，然后就在他自己卧室的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遛累了，又躺一会。天一大亮就到萧凤的住房来要吃的。早餐和午饭后，走走坐坐，然后还是睡觉。
　　客人来了，有的好像认得，点点头，但不交谈。有的客人他则完全不理。
　　我们三个人这天受到特殊优待，不仅微笑，还握了握手，而且一直陪坐在沙发上，表情还有些活跃，并没有去睡觉。
　　我们交谈时，他不仅留意倾听，甚至还插了一句话。当萧凤谈到傅作义将军对他们双双打成右派十分关心的时候，萧离忽然插了一句：“傅将军认为我们受了他的牵累！”萧凤说：“萧离今天有点‘神’，居然插话了。”
　　那天萧凤特别高兴，本来小保姆已经做好了饭菜，她又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
　　吃饭时，老两口坐在一边。萧离坐在那里，拿着筷子不动，等待萧凤一样一样地给他向碗里夹菜，说声“你吃吧”，才动手吃饭。刚才的一点“神”气，似乎又消失了。老朋友们看着不由地感到一阵酸楚，叱咤一时的二萧，垂垂老矣！
　　此后不久，听说萧凤又约请了《大公报》四位老同事，谭家昆、严婉宜、张定华和孙观华去聚会了大半天，并且合影留念，被称为五婆合影。
　　很明显，她已经预感到来日无多了！1995年3月，这位杰出的女记者溘然逝去。终年七十八岁。按照她的遗愿，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甚至没有给老朋友们发一个讣告。这是符合萧凤的风格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走了。显示出那种“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的通脱精神。
　　她留下的作品，有自传体小说《草木一生》，小说《巴山不了情》。
　　其时，萧离已经失去了辨认事物的能力，于懵然不觉中失去了亲爱的终身伴侣。
　　一年多之后，1996年7月间，萧离谢世了。终年八十一岁。留下的作品有《故园篇》。
　　三个待决之囚在旧报纸堆中度日
　　在《大公报》划定右派时，听说曾拟将萧离、萧凤、单于越、尤在和我列为一个右派小集团。但五个人惟一共同点就是都属于记者部，可能过于牵强，所以未加张扬。在我的罪行中并未列有这一条，但隐隐约约地可以感到一点痕迹。
　　我和单于越兄的交往，在反右派运动之前，不仅不算密切，而且是稀少的。他来自上海报社，两报合并后，又留在上海记者站。直到1955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只听大家说他才气纵横，对戏剧情有独钟。真正交往是在我们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
　　1957年10月份，《大公报》社开大会宣布了划定的全部右派分子的名单，运动基本结束了。
　　在此之前，报社三楼的公告栏上，贴出一张公告，宣布高汾在中共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位1938年十八岁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