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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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报社三楼的公告栏上，贴出一张公告，宣布高汾在中共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位1938年十八岁时就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著名女记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为新中国奔走呼号亘二十年，最终竟然被戴上一顶右派的桂冠！
　　当年11月初，可能是待决之囚的废物利用吧，报社整风办公室通知高汾、单于越和我——已经定罪尚未发落的三个人集中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查阅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又以1926到1948的二十二年为重点。范围是社论、经济论文、文艺副刊。要求抄写篇目，摘录论点。目的何在，指导思想是什么，无一字交代。这也是出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指导思想吧！说来，也算是缘分，我们竟有机会在一百多天中翻了一万多份《大公报》。
　　三个人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与五百多本报纸合订本为伴。桌凳之外，还有一张小床，是我睡的。当时我的妻子已经调到重庆，我单身住在报社。
　　那时候，报社反右派运动虽已基本结束，而交心运动、双反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楼下有的楼层的过道里，还是大字报的海洋。我们三个人如在世外桃源，整天就与那些旧报为伍。动作要小心翼翼，因为报纸纸色已经泛黄，纸质则已变脆，稍不留神，就会哧的一声撕开一个大口子。
　　虽然没有人监督，三个人都仍然呼吸着多年积尘并埋头苦干。工作时不苟言笑，只是认真阅读，振笔疾书。至于是否心无旁骛就不好说了，沉甸甸的右派帽子戴在头上，压力不小的。
　　前后约四个多月，每个人都抄录了几大叠资料。但究竟干什么用？我一直没想通。当然如今那些东西早已成为垃圾了。但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精神总算有点寄托。我当时只身在北京，而周围的熟人又格于“孤立右派”的规矩，不相往来，确有“举目言笑，谁与为欢”之感。三个人一打堆，轻松一些了！
　　想起那段日子，更令我怀念单于越兄。他当时几乎每逢周末，都与我作伴的。下班以后过十来分钟，等报社人员纷纷离去后，两个人慢慢踱出来，沿着永安路向东南方向的天桥走去。
　　那时的天桥还有综合市场的味道，卖吃的、用的，小摊林立，小戏园、相声场等也还有几家。我们两个人则径直地朝一家小酒馆走去。常常是花生米、五香豆腐干各一碟下酒，然后是每人半斤炒饼。偶尔一两碟小炒，就是打牙祭了。吃喝什么并不在意，要紧的是三杯入肚，顾忌全消，各种话题，纷至沓来，自得其乐了。今天看来，那些话都可以在大马路上高声嚷嚷，但在当时，只能两人对座，窃窃私语。
　　当年12月间，一个寒冷的夜晚，他请我到东城小经厂一家剧场去看了话剧《右派百丑图》。因为剧名有点刺激性，我们要去看看右派们的种种丑态。但看下来，两个人摇头不已。因为这出戏不过如同报纸上的拙劣记事，毫无喜怒哀乐真情蕴于其中，太令人失望了。
　　用单于越的话说，没能糟踏到右派，反而把戏剧给糟踏了。他于戏剧是内行，当然是对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戏剧界的托儿，何等无奈。
　　1958年3月，我们各自得到应有的发落。我去了北大荒，过了三年流放生活。
　　高汾也去了北大荒，做了一年多的流人，干过多种农活，长期当过炊事员。人们在那里看到的，再不是秀丽出众的女记者，而是满目灰尘烟火色的伙夫了。由于长期劳累和饥饿，当年冬季，她的脸部已经浮肿。常言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大公报》的伙伴们都很为她担心。所幸的是她于1959年夏季调回北京，仍留《大公报》副刊部工作。1966年报纸被迫停刊后，曾被分配到北京市新华书店仓库工作。拨乱反正以后，她回到新闻界，在《经济日报》编辑副刊，写作甚勤。离休后，至今仍然为上海《新民晚报》所倚重。她在北大荒的一些情况，我将另文介绍。
　　单于越下放到青海省。到西宁之后，被安排到文教厅。说实话，我后来深为他庆幸，他身体比较单薄，如果他去了北大荒，经历那么多的苦战夜战，加上1959至1960年的长期饥饿，能否生还，很难说的。
　　我们每年都要通一两次书信，保持联系。他的生活虽较北大荒的流人稳定，但中间仍经过流离播迁，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拨乱反正以后，他才活跃起来。调到青海省文艺研究所，搞创作，写过《秦王新政》、《马五哥与尕豆妹》等剧本，主编刊物，俨然成为一方权威了。
　　1981年，他有机会带着几个小青年出省交流，地点可以自选。他不选北京，不选上海，偏偏选了贵阳。一意想和难友相会，共话二十余年的别情。
　　一见面，我们共同念出杜甫的“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句子。二十多年过去，他满头白发了，而当时只有五十八岁。可见多年处境之艰涩。
　　那两天，我们先是在他下榻的贵阳云岩宾馆，后来又在我住的南明堂宿舍中，扺掌而谈别后沧海事，感慨万千。谈话中，我介绍了北大荒三年的实况。一幕幕的惨剧，他听了目瞪口呆，为我庆幸说：“你受苦了！真称得上是劫后余生啊！”
　　我说到寒冬时节，在零下四十度的马架子里，半夜起来解手，从被窝里出来，满身热气腾腾，就如新出屉的包子一般，他为之动容说：“比喻太生动了。”
　　1985年他从西宁迁居南京，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从事文史研究。虽年逾六旬，仍十分勤奋，屡有新作问世。上海《解放日报》曾连载他所著的《七君子之狱》，后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5年初，传来他脑血管栓塞的消息。1997年我去上海小住，专程到南京凤凰西街去探视。
　　他当时曾第二次发病，出院不久，躺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中。半身活动障碍，只能扶着床栏围床绕行。言语迟缓，说话时，间断地吐着单词。
　　他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目光呆滞地缓缓陈述病况。此情此景，我们已经无法流畅地交谈了。
　　1999年3月，于越兄与世长辞。遗孀郑定英女士撰写的怀念文章中，录其遗诗一首：
　　一事无成两鬓斑，文章拱手让后贤。
　　少年得志缘小慧，根基浅薄醋半坛。
　　平日自省无他短，短在老始识愚顽。
　　有心追鞭心已颤，聊坐夕阳看远山。
　　诗句多自谦之词，但从中仍可以感到多年来他的苦涩与苍凉的心境。
　　朱启平晚年留下了又一名篇
　　《大公报》社当年流放北大荒的八个人中，到2002年秋为止，四人健在，三位逝去，只有尤在兄情况不明。
　　健在的，除了我，有徐文兰、高汾两位大姐，和年龄最小的一位——石文华。能平安进入二十一世纪，得以呼吸在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中，是很值得庆幸的。
　　逝去的三位是朱启平、萧离和余悦。其中萧离的情况，前文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余悦的情况我所知不多，八十年代初在她贵阳的府上见过一面，并承她带病下厨，为我做“肉丝面”一大碗。后来听到的则是她已故去的噩耗。
　　朱启平兄，是我们去北大荒八个流人中的老大哥。从1958年7月在云山畜牧场分散，就无缘再谋一面了。1960年夏天，他从北大荒回京，调到张家口部队的一所外国语学院，多年从事外语教学。拨乱反正后，1978年恢复香港《大公报》工作，1985年退休。1990年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93年末病逝于加州，安葬在那里碧草如茵、青松挺立的墓园中。
　　我们相识于《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那时他在香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工作。从四十年代开始，他曾任《大公报》驻国外记者多年，发表过多篇佳作，是一位名记者。我当时是个小编辑，工作上和他并无接触。只是因为我担任工会小组长，他是小组组员，每月一次，我要去收会费，有机会聊聊天。另外，他喜欢运动，我们常常一起打羽毛球，他是把好手，因而相熟起来。
　　他怎样落网的，我一点不记得了。后来就走进同一个战壕，同到北大荒了。起初三个月——1958年4到6月，我们同在萧离当组长的二十一小组中。他身体敦实，不管干什么活，他都可以顶一个棒劳动力使唤。那时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后来劳动组合打乱重组，他被分到烧炭组，进入完达山麓某处，以后就失了联系。直到1960年底我回到北京，才听说他已先我半年返京了。“文革”前他和萧离时有联系，说他在学校很受学生的欢迎。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又在美国多年。教英语是小菜一碟。
　　拨乱反正，他回到香港《大公报》后，常有新作发表，可惜我彼时身在偏僻山区，看不到外地的报刊。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他的新作《伟大的平凡——科龙贝行遐想》，我深深地受到吸引并为之感动了。我再三诵读，以为语言的优美、意境的深邃、感情的纯厚，超出了他的名作《落日》。
　　他在文中描写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照阶级划分，戴高乐应该属于资产阶级吧，作为伟大的反法西斯民族英雄，他的墓地应该选在巴黎或者其他通都大邑，然而不然，他和他早夭的爱女却埋葬在距巴黎数百里之遥的一个小小村落——科龙贝。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伟人的墓地十分简朴，位于一个教堂的墓地群中。他写道：“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就在小径尽头，也是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
　　“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石是普通的石头……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接着写道：“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现的！”说得何等好啊！
　　很遗憾，关于尤在兄近几年的情况，我所知甚少。
　　1960年他从北大荒返京后，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县里的中学。不久，遭遇婚变。“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怎样一来，他到北京过起流浪生活，粮票和饭费全靠亲友接济，夜间，就睡在公园、医院或车站的长椅上，重温儿时的流浪岁月。这大概是他欢欣鼓舞迎接解放时，料想不到的吧！八十年代初，被安排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约在1985年离休。那两年他曾到《经济日报》社来过几次，我们还一起在一家饭铺小酌。
　　其后不久，他和在北京工作的前妻复婚，迁回北京居住，料理家务，照顾小外孙，坐享天伦之乐了。九十年代初，听说他的夫人病故。又听说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后来就失去联系，听不到什么消息了。
　　他年轻时是很有冲劲的记者，敢闯敢干敢写。惜乎生不逢时，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有不少创新建树吧！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现在我写这篇怀念老友的文字，决非谬托知己，品评他们的生平风貌，只不过勾画一鳞半爪，聊表对故人的尊敬和怀念而已。

　　家书后面

　　家　书　后　面
　　？　费振钟
　　今年十月，到上海参加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研讨会。我本不是胡风学术研究中人，只因筹集会议者的邀请，加上也想看看这个难得召开的会如何开法，所以不惴以旁观者门外汉的身份准时忝列会中。这天薄暮到达会议报到地点，一看与会人员，有许多斑白老人，且又扶着搀着，上下电梯，身边还跟了同样老态的妻及年轻些的子女，顿然觉得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会。算一算，胡风的生辰已是百岁，他过去的友人和弟子，活到今天，已属不易，还能够参加这样的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则更加不容易了。后来在楼上，又见到有一屋子，老者云集，各各招呼寒暄，大概都因视听不好，所以彼此大声说话，竟然满楼喧腾。推想这次会议的性质，有既为死者之祭亦为生者之聚的意思。
　　且说会议，到底还是以学术为重，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会场，就有一大袋论文发下来。论文作者大多为胡风研究方面的年轻人，这与昨天所见的感受又多有不同，看来年轻一辈对胡风虽说隔了不止一代，无直接的感情联系，但学术上却又相当认真，要把胡风当作一种严肃的历史对待，做深入的思想文化研究。我自然也索取一袋，且不顾台上的演讲，一篇一篇翻看下去。忽然就看到厚厚的论文中另有一份《胡风致梅志家书选》。正文前有短短的说明：
　　1949年9月至1953年7月期间，胡风因各种原因经常客居北京。此时，他与梅志间有不少书信来往。现在，特从中选出若干封，加以整理辑注，提交大会，供研究者参考。其中略去了一些涉及私事内容的部分，有的姓名则用“＊”代替。文中着重号原有实心圆点、空心圆点、双圈点和圈中点之分，为方便处理，现将实心圆点、空心圆点用着重号表示，双圈点和圈中点用双下划线=表示。
　　晓风附记2002年9月
　　胡风的夫人和儿女来参加会议，这是已经知道的，但不知道他的女儿还为会议带来这份资料。任何一种研究，首重资料，自不待说，现在胡风女儿带来的“家书”，想必是尚未公开的第一手原始材料，这就尤为难得了。我自己一边翻看，一边先就产生了若干想法，以为这份“家书”，比会议上其它所有的论文都重要，不只在“供研究者参考”，研究胡风的论文总归属于分析推论之类，不如这份“家书”能够直接察看胡风的处境和心迹；至于胡风女儿晓风的意见，也不以“家书”为私人之藏，愿意贡献出来，公诸学界，此皆因胡风之事在中国牵涉之众之深，凡有当时之蛛丝马迹，均有可资讨论研究之用。“家书”在胡风事件未发之前，其中即已隐含了种种先机，似可进一步了解胡风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有此想法以后，再看这份“家书”，就不会浮光掠影一带而过，于中特别留心关节，尤对文字含糊之处加以揣想，意作者必有藏锋，以至读得十分入神，不知不觉上午的会议就溜过去了。好在我原本是旁听，只管开小差做自己的事情，与会议无碍。
　　自然，会场上没有条件写文章，想法暂时也就搁在那儿。现在重新捡起来，时间上过了近两个月，原有的想法中或许又增加一些东西。还是从“家书”开始。
　　1。召见。晓风所选家书第一封，是1951年11月胡风由北京寄与上海的妻子梅志的。据注中说明，其实胡风该年4月下旬，曾应文化部邀请到京参加“五一观礼”，这已是胡风本年每二次进京了。第二次进京在9月，说是周恩来召见，但写此信时是11月，周还没接见他。为什么旷时如此之久，信中没有反映。也许周的工作太忙，胡风没有什么事，多呆几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胡风就有闲遐每过一二天就给梅志写“家书”了。家书中谈什么？谈梅志深入工厂生活，胡风谆谆嘱咐，要了解人，了解普通工人的生活。这与胡风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一致的。
　　2。改诗。11月20日为梅志改诗。过去胡风先生也是经常要为他的朋友和弟子改诗的，想起“七月诗派”的产生，胡风该花了多少心血！现在住在文化部招待所等待召见，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只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