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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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辛讲隳汛Γ谝皇遣牧衔侍猓诙切问轿侍狻！拔颐且喑上低常湃说闹髅挥锌梢腊模荒懿灰腊餮笕说恼苎罚苑茄芯抗餮笳苎返娜瞬荒芄钩墒实钡男问健！薄�1〕这里所谓形式是指体例、指导理念及方法等，因此，蔡氏在评价胡氏此书的“特长”时首先指出：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都与研究方法相关联。
然而，当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像潮水一样涌进，激烈冲击中国传统研究方法时，便出现了两种情境：一是激活了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给中国学术研究方法送来了新的参照系、新气象，换言之注入了新的激素。二是淹没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有取而代之之势，而且有全部拿来照办之意，从而忽视了如何使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的实际相结合，即在冲突中融合，创造出适应中国学术研究新方法的问题。
中国学术需要纳入世界，需要走向世界，需要与世界接轨，就需要汲收世界（包括西方）优秀学术，亦需要学习世界优秀文化的研究方法，“拿来主义”固然是一条捷径，但往往不知不觉中丧失自身学术的主体性、自主性，而成为某一种学术或研究方法的附庸。自清以来，除皇帝一人外，全国所有人都是“奴才”。中国人三百年的“奴才”做惯了，滋长了一种“奴才意识”，于是皇帝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一旦换了主子，也会心安理得也做新主子的奴才。在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传入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会出现这种心态，这对于中国学术及其方法的发展极为不利。
我们主张中外、中西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和合，即冲突融合而和合。中外、中西学术及方法有冲突，才有融合，有融合、冲突才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新学术、新方法〔2〕。如此，中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才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薛其林博士把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放在冲突而和合的视野下，并以冲突而和合作为这个时期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指导理念，而把民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视为古今中西新旧融合创新的破壳脱茧时期，学术方法上的东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方体的融合与创新是推进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他们在接受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同时，并不摒弃中国传统的学术及其研究方法，换言之，他们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融合中西而有所创新。如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会通而成科学实证方法；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的融合而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的融合而成直觉方法。薛其林博士依据这种划分，把胡适、王国维、金岳霖、陈寅恪、何炳松、李大钊、李达、郭沫若、梁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都分别加以论述，而发前人所未发，并在这块少有人耕耘的文化土壤上结出了可喜的硕果。其创新性有：
一是率先以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为对象，透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实际，揭示其成果及缺失；从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方法论范式的确立，凸现思维方式的变革而发生方法论的现代转换。以中西、古今、新旧的整合、调适，即冲突、融合为切入点，提出以科学实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直觉体悟方法为主体架构，按照社会转型、学术调适、方法创新的内在理路，建构了宏观与微观相资、整体与个体相辅的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体系。
二是超越中西体用论。中西体用论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命题，长期以来曾争论不休，以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仍然聚讼不止。薛其林博士以融合创新论超越中西体用论，认为人类学术文化的发展只有融合创新问题，而无谁体谁用问题，并以此来诠释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无论从学术及其方法的时间和空间的演进上，还是从西学东渐与传统思维方法、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上，都是融合创新的问题。按照和合学的提法是冲突而和合，和合即蕴涵着创新，亦即新生命、新事物、新学术、新方法的产生。由于该文以融合创新来反思以往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得失，与衡量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因而提出了诸多创新的见解。融合创新论对于现代跨文化的会通将大有裨益。
三是对人物的分析上，也有独到的新见解。譬如传统上把冯友兰、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视作实证方法，该文提出了冯友兰为实证方法与直觉方法并用，并将其归入直觉体悟方法中诠释，陈寅恪为考据实证方法与义理阐释方法兼用，而作为义理阐释方法的代表。这些诠释都有其理据，可见仁见智。这就为贴近其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本真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
是为序。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纳》（上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页。
〔2〕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第二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潘多拉的盒子或者所罗门的宝库
——《中外俏皮话经典》
？ 高建群
我点燃一支烟，带着期待的喜悦打开这本书。我感到像打开一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许多带着恶意的微笑的魔鬼。我感到像打开一座所罗门的金库，人类的至高智慧像金子一样在眼前闪闪发光，蜂蜂拥拥，熙熙攘攘，故世的或健在的语言大师们舌吐莲花，从我眼前列队走过。我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本书；是这本书给了我与他们交谈的一次机会。
其实在十多年前，中国出版界有名的选题大王、现在担任一家出版社总编的陈绪万先生，就曾经向我谈过这个选题。他说，将那些文学名著中的妙语警言，像提炼糖精一样地搜选出来，集其大成，编成一本厚厚的书，那该是一本多么奇妙的书呀！它肯定有很好的销路，它肯定有很多的读者的。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也常常有这种遍搜天下美物于一室的想法。我曾经说过，我阅读过的书籍可以开一座小型图书馆。而在阅读的途中，那些庄谐并出的大幽默，那些四两拨千斤、一指捅破伪善道德的大智慧，那些令人捧腹令人喷饭的俏皮话，那些人类的巧舌头所能说出的奇妙的声音，总带给我极大的喜悦，总让我流连其间而久久不忍离去。每当这时，我就想应当有这样的一本书才对。
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出现了，它的名字叫《中外俏皮话经典》。编选者是两位年轻人郭世平、高海潮。我想社会有理由向他们付出的巨大劳动量致敬。我们是这项劳动的受益者，而我是受益者中的第一位。此刻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就感到一种全身心的喜悦。这种喜悦是在接近智慧时才会有的，是在用大师们的智慧洗涤自己被世俗荼毒的心灵时才会有的。
我记得好像是拜伦说过这话：将全世界女人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然后让我去爱这个女人，让我紧紧地拥抱她。——面对这本书，我就感到这本书像是在实践拜伦的这句话似的。我还记得尼采说过一句话：我的虚荣心是，用一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此刻面对这本书，我能不能这样说，这是一本用无数个尼采式的“一句话”集纂而成的大书，它的厚度远比被你现在看到的要多得多！
幽默是人类挂在腮边的一颗无可奈何的泪滴。人类的童年大约是没有幽默的，它只有青春的欢笑和小夜曲。当人类那小小的胸膛有一天被苦难、被悲怆、被世俗填满时，它需要排遣和稀释，这时，幽默出现了。幽默之于人类，正如牛黄之于牛、珍珠之于蚌一样，既是宝物，又是一种病。
面对这本书，面对人类的天才们用自己的智慧浇灌出的这些宝物，我突然一阵阵心疼。十九世纪的欧洲，当所有的有闲阶级都躲在沙龙里争先卖弄自己的俏皮话时，全欧洲最会说话的一个苍白青年却悄悄地远离热闹，躲进他的斗室，用笔对着他的纸说话。这人叫普鲁斯特，他说出的那厚厚的一本子话叫《追忆似水年华》。还有我们的短命的天才王小波，他的那些闪烁其词的痴人痴语，字里行间，其实都是在向我们暗示他将不久于人世，可是粗心的我们竟然毫无觉察。直到他撒手长去，我们才发觉这一点。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串长长的受难者名单，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的类似上面那样的故事，那么这里不说也罢。
天下最厉害的是三张口，一是乞丐的口，吃遍四方；一是媒婆的口，传遍四方；一是文人的口，骂遍四方。这是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两拍”里的话。文人的舌头，是何等的尖酸，何等的刻薄，简直让人读了有如芒刺在背之感，但是同时，那种悲天悯人的大怜悯又令我们生出怎样的暖意呀！
朱起凤发愤编《辞通》
？ 顾关元
前些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辞通》，全书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是仅次于《辞海》、《辞源》的一部古双音汉语词典，并称“三辞”。它的出版为我国的辞书填补了一项空白。
关于《辞通》的诞生，得先从编纂者朱起凤说起。
那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朱起凤在他外祖父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的提携下，任海宁安澜书院教师（实职为阅卷，吴任该书院院长）。在一次阅改学生的课卷时，他把学生卷中“首施两端”错认为笔误，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前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后者见于《史记》、《左传》。朱起凤遭受到这样的奚落，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此发愤，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
要弄通古双音词，这要在大量的经、史、子、集等典籍中搜集有通假现象的词，并一一地进行考订、辨析，工程是非常艰巨的。朱起凤以个人的力量花了三十个寒暑，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这部《辞通》。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极罕见的。
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词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到正式出版时遂定名《辞通》。
朱起凤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他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一九二四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起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二人。商谈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多方奔走并著文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出版。最后书稿为夏丏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所赏识并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全书六千元买下书稿，至此《辞通》遂告正式出版。
《辞通》分为上下两卷，章太炎、胡适都为它作了序，对它的学术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三四年上卷五千本在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一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
道德的理想高度
？ 李 跃
据某报报道，一位小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从飞驰的火车车轮前捡起一分硬币，是因为硬币上有庄严的国徽，不忍其被车轮碾碎。《南方都市报》上有一篇评论，对这种乱加概念人为拔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并辛辣地嘲讽道：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将硬币掉进了阴沟里，是否就是对国徽的玷污并据此判其有罪呢？
我心有戚戚焉。长期以来，我们对待道德范畴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理性，总是无节制地将其提升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比如说，过去记者在采访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时，总不忘问上这么一句：“你在挺身而出时想到了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么做了？”如果当事人回答说没想到什么，记者便会加以提示、启发，直到有了令他满意的答案为止。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变，但我们在稍稍留意那些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时，依然能从中发现刻意为之的神化的痕迹。
先进人物当然需要宣传，值得报道，但是，整个社会自有其一套相应的道德评判标准与价值尺度，如果一种道德超越了其历史局限让一般人远远望尘莫及，那就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我们在宣传某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时，常常会罗列一些细节加以佐证，如某某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昏倒在岗位上；如某某家乡拍来电报，父亲或母亲病危，希望其从速赶回，我们的先进人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以工作为重留下来，自古忠孝难两全……不知为何，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不知道作者到底要向我们灌输些什么？健康无价，生命可贵，这一份工作真的重要到连身体也不顾了吗？连请假上医院检查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主人公的这种献身精神值得钦佩，却不宜提倡。
至于为了工作，连亲人见其最后一面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则令人不止是不解，更近乎于恐怖了。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首先面对的就是亲情，它是爱之源，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出发点，又是我们与强大世界对抗时，身后那只温暖的巢。一个置亲情于不顾的人是可怕的，不爱亲人，很难指望他去真正爱别人，这样的人眼里往往只有利益。记得一则典故：古代一位皇上得了头疼病，太医说要服食少女脑髓方可痊愈。于是，一位佞臣将自己的女儿杀死取出脑髓放在盘中，进献给皇上。结果当然是佞臣失宠了，一个如此残忍的人，留在身边是不是令人害怕？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这样的比方太过言重了，那么我只就事论事简单提一个问题吧：这份工作是否真的他人无法替代，而使其不能分身回家尽人子之情？我们努力工作，当然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快乐，然而当其与人伦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冲突，无论如何也是悲哀的。我们并不排除因岗位特殊性等因素使上述设问成为可能，事实上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也并非罕见，但问题是不要宣扬和拔高到刻意表现主人公舍小家、顾大家之英雄气概的层面上来，因为那似乎有悖人道。
我们需要反省的其实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完全从那个造神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我们应拒绝政治图腾崇拜，而更多地回到对生命、自由、尊严的关注，回归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