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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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她的权力是怎样得来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10〕终于，
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她的真面目，对她越来越反感。于是，这个权势欲极强的女戏子与这个像耗子一样沉默、有耗子那样极强的繁殖力的民族之间开始了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虽然她使出浑身解数，但最终还是被这个民族彻底抛弃。其实，是她“自动破坏了她征服民心而到手的权力。真不知她怎么会获得这种权力的，其实她很少了解民心”。而“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11〕。
当时谁能想到卡夫卡的这则“临终预言”会如此灵验！这不就是四十多年后，江青和我们全民族关系的写照么？这位“女歌手”的脾气特性、所作所为、突然权倾一时又终被这个民族抛弃的经历与江青何其相似乃尔。更令人称绝的是，卡夫卡还反复强调“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从小就习惯内斗，正是这个民族竟曾被这样一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原因，“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卡夫卡甚至预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对苦难的易于淡忘，善将历史中沉重苦涩的殷红褪成轻淡甜腻的粉红，所以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结尾，他有意增加了这样一个不无突兀却意味深长的情节：有一次，一位乞丐来到“我们”中间讲述我们民族过去的苦难，结果，这个打搅了我们的甜蜜生活因此不合时宜、使人扫兴、令人厌烦的乞丐被“我们”推赶出了房间。因为“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12〕。——时下，
不是有人认为“文革”记忆妨碍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所以要竭力淡化“文革”记忆、有意强化民族的健忘症么？不是有人一方面对国人说现在对“文革”的记忆已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没有任何意义，一方面为了迎合西方“学院左派”的玫瑰色“文革想像”而把“文革”塑造成“盛大的节日”么？
人权与主权的冲突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世纪之交的时刻，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骤然尖锐，成为一个让政治家头痛、让学术界激烈争论的全球性问题。然而，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几乎无人意识到这一潜在问题时，卡夫卡就洞察到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写于1914年的《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不仅表现了人权与主权的激烈冲突，而且卡夫卡还异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一位“旅行家”来到“流放地”观看一位军官对犯人的行刑时，与这位军官就司法程序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结果令人大出意外，这位军官最终不仅释放了犯人，而且自己突然走上为处决犯人而精心设计的机器自我处决。——这便是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的故事梗概。
“这是一架不寻常的机器”，小说一开始就是这位军官对这种杀人机器的夸耀，而后便以不小的篇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法对这架机器杀人的残酷、复杂和精密作了细致描述和表现。这架机器为流放地的老司令官一人设计，从下往上分为“床”、“耙子”和“设计师”三个部分。犯人在这架机器上要经过这三部分共十二个小时的各种残酷折磨然后才被处死。这些不同的酷刑按设计好的程序一环紧扣一环、一道紧接一道地循序进行，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更绝的是，一个外行的旁观者根本分不清各种刑罚之间的区别。而且，整个流放地的机构都是精心设计的，正如这位军官得意洋洋所说：“流放地的机构已经十全十美，即使继任者脑子里有一千套计划也会发现，至少在好多年里，他连一个小地方也无法改变。”〔13〕因为他知道，流放地的新司令官多少有改变旧制之意，
委托这位异国的“旅行家”实地考察、汇报。
卡夫卡可能没有想到，就在他写完这篇小说二十余年后，这种“精心设计”的杀人机器和“十全十美”的集中营就真的出现了。成批成批屠杀犹太人的杀人工厂、焚尸炉、奥斯威辛、索比堡、古拉格……杀人、流放的确达到了高度的组织化、机器化和程序化。但这篇小说篇幅更多、更为精彩，也更令人深思的，还是旅行家与军官之间的观念冲突和辩论。
无论这位军官如何喋喋不休，受流放地新任司令官邀请的“旅行家”对这架机器不仅毫无兴趣，而且愈加反感。他感兴趣的是司法程序问题，是对犯人的审判、处决是否公正。他发现犯人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就被判决，流放地司令官的命令就是一切，于是向军官问道：“他难道既是军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师、化学师和制图师？”军官马上回答：“他的确是的。”这样，犯人便没有任何辩护的机会。旅行家认为这太不公平，一再向军官提出要给犯人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对此，军官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从方方面面论述了让犯人自我辩护的种种弊病和现行“审判”的好处：“这一切都很简单。要是我先把这个人叫来审问，事情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他就会说谎，倘若我揭穿他的谎话，他就会撒更多的谎来圆谎，就这样没完没了”〔14〕。经过一番争辩，旅行家感到左右为难，“私自盘算道：明白地干涉别人的事总是凶多吉少。他既非流放地的官员，又不是统辖这个地方的国家的公民。要是他公开谴责这种死刑，甚至真的设法阻止，人家可以对他说：你是外国人，请少管闲事”。这里，卡夫卡明确提出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在双方交锋中，军官表示了对老司令官的无比推崇和对新司令官要改变旧制的强烈不满：“新上任的那位当然露出想干涉我的判决的意思，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把他顶了回去，今后一定还顶得住。”〔15〕这番话使受新司令官邀请而来的旅行家不禁更有跃跃欲试干涉此事之心，“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和处决的不人道是明摆着的。也没有人能说他在这件事里有什么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与犯人素昧平生，既非同胞，他甚至也根本不同情这人”〔16〕。因此他认为自己似乎应该对新司令官施加影响，促其下决心改变旧制。
这位军官仿佛看透了旅行家的心思，依旧滔滔不绝，极力想通过说服旅行家来使新司令官改变主意，坚持旧制。他承认，现在几乎无人赞同旧制，只有他是“惟一的拥护者”和“老司令官传统惟一的信徒”，所以今天只有旅行家一人来旁观行刑，而过去却是人山人海，群情高昂，“我们是多么心醉神迷地观察受刑的人脸上的变化呀，我们的脸颊又是如何地沐浴在终于出现但又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我的同志！”〔17〕说到动情之处，
他几乎忘了是在和谁说话。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是老司令官的去世和新司令官要变法。此时，军官几乎是在哀求旅行家：“今天是您来到岛上的第二天，您根本不了解前任司令官和他的做法，您一向受到欧洲的思想方法的拘囿，也许您一般地在原则上反对死刑，对这种杀人机器更是不以为然……您见识过也知道尊重各个民族的种种奇风异俗，因此不会像在自己国内那样，用激烈的方式反对我们的做法。”〔18〕他不仅要求旅行家不明确表示反对，甚至希望旅行家连“在我们国家里审判程序不是这样的”或“我们从中世纪以来就不用酷刑了”这类话都不要说，因为这仍会给新司令官以变革的借口，“他的话准是这样的：‘一位有名的西方旅行家，他是派出来考察世界各国刑事审判程序的，他刚才说我们执行法律的传统做法是不人道的。出诸这样一位人物的这样的意见使我再也无法支持过去的做法了’”〔19〕。不过，他向旅行家说道：“我并不是要您说谎，我绝无此意；
您只需敷衍了事地答上两句，例如：‘是的，我看过行刑了。’或者是：‘是的，人家对我说过了。’这就行了，不用再多……”〔20〕卡夫卡意味深长地借这位滥杀无辜、
草菅人命的军官之口点明了“旅行家”身份：他是西方人，是“派出来考察世界各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而且，他的话极有分量，会使新司令官感到“再也无法支持过去的做法了”而执意改革。揆诸今日之世界，卡夫卡近百年前的洞见确实入木三分，令人咋舌。
更令人深思的是，卡夫卡不仅预言了人权与主权的冲突，而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小说结尾，经过反复激烈辩论后，旅行家始终坚持一定要向新司令官表明自己的看法。眼见事情已无法改变，这位军官沉默片刻后便将犯人释放，却又一件件脱光了自己的衣裳，走上这架杀人机器，自己残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以身殉“道”？是不愿见到变化？还是害怕以后会受到惩罚？……对此，卡夫卡惜墨如金，未著只字，要读者自己来猜测、想象、体味。小说中的这位军官是践踏人权、不讲法治的象征，卡夫卡以他的死亡作为小说的结尾当非偶然，而是有意隐喻这种体制的必然覆灭。
这种人权重于主权的观点，来源于卡夫卡对国家和人民关系的看法。在小说《往事一页》中，他甘冒触犯众怒之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篇小说写于1917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进行，千千万万平民百姓正在慷慨激昂地为国家浴血奋战，为“救亡”而英勇牺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是气焰万丈。对此，卡夫卡非常不以为然，决心用小说来消解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以一篇全文还不到两千字的小说消解千百万人着魔般亢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无疑连杯水车薪都不如，但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不仅表明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性，更表现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非常简单，却能使人久久回味。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小小的鞋匠，修鞋铺就开在皇宫面前的广场上。一天清晨开门一看，发现全城不知何时已被来自远方的游牧民族占领。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从平民开始，鞋匠、肉贩等都备受骚扰。这时，“我”来到皇宫门口，看到皇帝站在一扇窗后。“平常，他可从不到宫内靠广场的房间来，而总是生活在最里面的花园中”，这次却垂头丧气地站在靠广场的窗后，眼睁睁地看着宫前发生的事情〔21〕。
最终，不堪种种磨难之苦的平头百姓们聚在一起互相问道：“我们要承受这样的负担和磨难到什么时候呢？皇上的宫殿把游牧人吸引来，他却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宫门始终闭着；往常耀武扬威地出出进进的卫队，眼下全呆在装了铁栅的窗户后面。拯救祖国的事结果全得由我们工匠和商人来干，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须知，我们也从未夸过口，说自己有这种能耐。事情纯属误会；而我们呢，却将毁于这个误会。”〔22〕
卡夫卡这篇小说起码从某一角度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在“天下”“兴”的时候，皇帝们总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从不认为“匹夫有责”、“与有荣焉”，自然也就不许匹夫有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每当“天下”将“亡”的时候，皇帝们总是疾呼“匹夫有责”，仿佛事之所以致此人人都要承担一份罪责，匹夫自然就有承担“救亡”重担的责任与义务。话当然还要说回来，如果“天下”不是“一姓”之天下，而是所有匹夫也都享有一份权利的“天下”，那么自然应担起“救亡”之责；不过如果“天下”为某“一姓”之私物，当皇帝大呼“匹夫有责”时，鞋匠、肉贩……等所有平民百姓确应冷静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有责”。很可能，“拯救祖国”“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卡氏此言，可谓语重心长。
《在流放地》和《往事一页》表明，在卡夫卡的观念中，个人权利是高于、重于国家的基本权利的。同时他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个人权利观念的强调主要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传统中发展而来，但在全球性历史发展中将成为一种扩散开来的普世性观念，将与其他一些传统发生冲突。就此而言，或可根据已成学界时尚的“后殖民”理论说他是“西方中心论”者。但任何一种理念都产生于具体、特殊的“语境”之中，所以每种理念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倘因此认为任何理念都没有普世性，那所谓交流、交往将没有意义，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终将争战不休。事实上，正是在不同文明、观念的交往、碰撞甚至冲突中，某些符合最基本人性的价值观和理念终将逐渐演化成普遍性价值观和理念，成为全人类的基本信念和共识。
“饥饿艺术家”的双重隐喻
在写于1922年的《饥饿艺术家》中，卡夫卡塑造了一个以“表演饥饿”为生的艺术家。这位以展览自虐为生的艺术家不啻是现在十分走红的“行为艺术”的先驱，自虐能成为艺术在当时确难想象，所以不能不深叹卡氏的想像力之丰富、对未来的洞察力之深刻。当然，卡氏塑造的这位艺术家的故作姿态固然令人喷饭，但最后他确因“饥饿”而亡，倒还不失真诚。而这种真诚，恰恰又是今日另一类“饥饿艺术家”们所根本没有的。
小说的开始写道：“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了。从前自行举办这类名堂的大型表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今天则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另一种时代。”〔23〕在那个时代，这位“饥饿艺术家”风靡全城，
以致人们要通宵达旦排队买票来观看表演。表演以每四十天为一场，这期间，艺术家在一个地铺干草的铁笼中除偶尔喝点水外一直粒米不进，任人观看，触摸其嶙嶙瘦骨。他时而向人点头，回答各种提问，时而对谁也不理会，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完全陷入沉思。为了消除对他“偷吃”的疑虑，公众还推选出了看守人员，每三人一班，日夜值班。其实这完全是多余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他最感幸福的是天亮以后，由他出钱让人买来丰盛的早餐，让那些通宵值班的壮汉们狼吞虎咽一番，而他却根本不为所动，这样反衬出他的能耐。每四十天期满时，他仍拒绝进食，结果经理和他人不得不强迫给他进食。这时他总是忿忿地想，为什么在他的饥饿表演正要达到最出色的程度时打断他呢？只要让他继续表演下去，他不仅能成为空前伟大的饥饿艺术家——这一步看来他已经实现了——而且还要自我超越，达到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峰，“为什么要剥夺他达到这一境界的荣誉呢？”“他自己尚且还能继续饿下去，为什么他们却不愿忍耐着看下去呢？”〔24〕就这样，
虽然他度过了名扬四海、光彩照人的岁月，但“他的心情通常是阴郁的，而且有增无已，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体察他的心情”。对一些好心人的安慰和怜悯，“他就会——尤其是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饥饿表演之后——用暴怒来回答，那简直像只野兽似的猛烈地摇撼着栅栏，真是可怕之极”〔25〕。
时代的变化更加无情，人们对“饥饿表演”突然失去了兴趣。但这位艺术家对这种表演已经“爱得发狂，岂肯放弃”，便宣称“只要准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