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梁素以擅随风尚迁移著称，他说魏晋文的好话，足以印证其时崇尚魏晋文风正成风靡之势。与章太炎一度同主排满革命而学术上始终颇为相得和彼此推许的刘师培，除后来曾为北大撰有《中古文学史讲义》，讲授《汉魏六朝专家文》之外，早年即写得一手好骈文，并对开清末推重魏晋风气之先的阮元表示服膺。章太炎则更为决绝地从排满民族革命立场出发，对位至清朝重臣的阮元嫉恶如仇，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处处将阮元《文言说》、《文韵说》诸论竖作靶子，梳理汉魏六朝有关文笔之辨的各家意见，力辟阮元以沈思翰藻、俪词韵语为文，将经、史、子排除于为文之外和归之于笔的荒谬，主张对文须作无所不包的宽泛理解，不仅经、传、诸子皆应包容在文的范畴内，而且较之敷文缡彩的俪词韵语，更属为文的重头。但这并不妨碍在文宗魏晋这一点上，章与阮元间有殊途同归之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折衷于乃师和阮元之间：“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认为太炎先生是从大处着眼，阮元则是就根本立论，两造可以说都没有错，只是各有偏重，若能参合互补，正好可以补纠为文之偏失：“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阮不可法，太过亦足召讥。”
章对自己学文之得失及终至独崇魏晋的经过，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有所交代：最初羡慕韩愈为文奥衍，后又学步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三国两晋文辞及宗师法相，窥得其谈玄论政仪容穆若、气度舒卷，遂放弃承袭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及文宗唐宋的桐城派，对清代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也感到不满，不欲与之同流，格外推服综刻名理、清和流美的魏晋玄理文章，认为其析理绵密，托体高健，义蕴闳深却平易而有风致。自称中年以后撰文，“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与清末民初诸家专着眼于魏晋六朝文文学修辞上的闳雅流美明显不同的是，与其说章氏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华辞，毋宁说他看重的是这一时段的思想及对思想的有力表达。从章氏于三国两晋文中称赏的是并非以文采而是以思辩见称的王弼、裴輎、范缜辈，以及推重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隋唐间思想学术文章第一家，都清楚不过地表明，章氏其实更为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致思方式的优长，即思想和学术的奇峻独到与析理的缜密深入。章氏称道魏晋是有真正的思辩和学术的时代，《论中古哲学》明言，“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魏氏始”，并力倡“五朝学”，称赏钱大昕《何晏论》力排成见替何氏辩诬之举，对历来诟病的魏晋玄学清谈有很高的评价，并力诫人们打破以世道盛衰褒贬汉晋的传统史家习气，对历来相沿成习的推崇汉唐盛世的史见，及将魏晋归入文学“衰世”（苏轼即据此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的传统评判，作了有力的匡正、颠覆和消解。唐代以诗赋取士，文学大盛而学术反遭荒疏，章以学术思想史家的立场，一向看不上有唐一代的学术文章，以为乏善足陈，自然容易理解，但汉代是经古文学的本家，清代朴学本以批判宋学、重新接续汉学为抱负，章氏指认三国两晋文不仅唐代无以比肩，而且超迈汉代，这评价自然就非同寻常的高了。
章太炎对三国两晋思想学术文章的重新估定和高度评价，不仅在清末以降的魏晋文复兴思潮中显得别开生面，而且对及门弟子，并经由章门弟子的中介，对新文学也实多启导之功。章氏旧学上的嫡传弟子黄侃，即研治《文选》甚力，并有功力深厚的名著《文心雕龙札记》行世，他的《汉唐玄学论》和一手好骈文，也均表明受五朝学和六朝文的浸淫披溉之深。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其“词笔高简，初见方讶其奇字涩句，细玩又觉隽永深醇；小赋可追魏晋；五言有晋宋之遗；则固足以绳徽于炳麟而为高第弟子焉”。新文学家中，鲁迅已见前述，周作人意在将新文学的源流再度上推到六朝，这一已见端倪而最终未能完成的筹划，以及屡屡撰文述及对《颜氏家训》的推重，也都与章太炎大有关系。
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系列讲演中上靠下挂，以晚明公安、竟陵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印证五四新文学的主张自我，反对复古，断言“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相同”，深信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指认明末公安三袁的小品文写作为新文学的正宗源头，无疑蕴含有为30年代标举“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写作争得合法名义的意思，并与30年代渐成强势的以“阶级”、“政治”等关键词取代五四的“个人”、“人道”、“民主”、“科学”等知识谱系，即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倾向相抗衡。忧患于时势的鲁迅则在翌年的《小品文的危机》中，提醒其理解和接受上的偏失，力求复原晚明小品的完整真实形貌，尤其提请注意晚明文学对应危难和表述感愤的一面：“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并进而追溯到同样有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清言和唐末杂著，以为同样或更值得当代的小品文写作者效法。平心而论，周作人的眼光并未完全停留在公安三袁那里，就在倾力褒奖晚明公安竟陵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讲座中，他已隐略提到了六朝散文的魅力。是年替沈启无选编的《近代散文钞》作的新序中也写道：“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末，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几乎就在同时，他便在北大开出“六朝散文”。而早在此前的20年代，他就已在孔德学校兼任的国文课上指定《颜氏家训》作为主要授课教材之一。
千百年间，《颜氏家训》二十篇仅是被世人视作世事洞达，学识博杂，在谨慎处世和勤勉向学方面可以给人提供切实有益参照的训诫类读物，从来不曾为思想学术史家正视青睐过，第一次正式将其提升到思想学术史层面加以诠衡定位的，始作俑者不能不推章太炎。1914年10月至1915年初之间，被袁世凯幽禁的太炎先生于极度忧愤中复取《訄书》增删改定的《检论》卷四《案唐》篇，历数“尽唐一代，学士皆承王勃之化……徒能窥见文章华采，未有深达要理、得与微言者”，斟酌比较之余，乃下断语说：“若夫行已有耻，博学于文，则可以无大过，隋唐之间，其推《颜氏家训》也。”章氏推重颜之推的“博学于文”，对30年代的周作人说来，自然容易激发特殊的感兴。此期的周作人，正措意于以广博的杂学打底，通过对传统异端思想资源的敏锐接纳，支援调整自己的思想，在历史诠释中重新规范新文学知识谱系，从而与其时正方兴未渐成强势的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左翼文学知识谱系相抗衡。章氏推重颜之推的理由，与此期周作人的思路显得颇为对路，无形间形成了某种支持。周作人30年代中期至整个40年代，撰文屡屡提及颜之推“思想通达”或“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并深表不胜向往和钦服之情。《风雨谈·关于家训》称：“《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深厚，文章亦佳……”此一思想与文辞兼重的思路，与章氏从思想学术史家立场，重视三国两晋文的长于“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轻视任窻、沈约之流的藻丽俳语，虽不无小异，但基本同调。章氏晚年的国学讲演录中，对颜氏博学于文和深于感情的一面表示欣赏的同时，又不讳言对其“言处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64〕
一面的引以为憾和评价上的有所保留，而周作人爱重的恰恰是章氏表示保留的颜之推重常识、求节制、讲情理这些但求“取便”不及“深理”的一面，具体取向上则约略见出分殊。
新文学史上，废名对六朝文和晚唐诗的推重几乎是不留余地的。废名在《三竿两竿》一文中称：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的生长着，诗有盛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65〕
在对文章之美的讲究上，素来给人以“畸行独往”〔66〕印象的废名，趣味更是来得落落寡合，但却深得周作人“同情之理解”。废名早年的小说，几乎都是由周作人为之作序作跋的。周作人关于废名的长篇《莫须有先生传》在序文中说过的一段话，称道废名的小说像一道流水，凡流经什么汊港弯曲或岩石小草，总要灌注潆洄或推拂抚弄一下，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直至80年代，仍令心仪废名的小说家汪曾祺感铭不已，推许为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的评价。当然，废名也独对1937年北京城沦陷前的周作人的为人为文钦佩无量（沦陷后，自有碍难，另当别论），师徒间大有惺惺相惜之意。废名对六朝文的偏嗜自然直接得益于周作人对六朝散文的发掘和宣传，如果我们不想犯数典忘祖的毛病，则不妨将废名列在对清末民初魏晋六朝文风复兴运动起有重要作用的章太炎的再传弟子的名册里。正因为是再传，差异和离谱的地方，自然也就更多一些。
中西文学作品里的情欲世界
？ 蒋 泥 杜士玮
北京大学翻译《百年孤独》的教授赵德明先生授课时，曾问学生们看没看过性心理学，一屋子的人笑而不答。结果他也笑了，对大家说：你们不要觉得好笑，这种事成年人每天都做，不看怎能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讲究卫生、写好文章呢？
的确不假。人类历史虽说漫长，小说的历史也已不短，但我们的情欲世界却一直淹没在故事背后，仅仅在最近几个世纪文学作品才敢于直面它纷乱的光影。如果不去过分计较，只对它笼统作一下比较的话，那么西方文艺家对它细部上的观察、了解先于中国，这得益于他们理性分析技能的发达，至于总体性的情感把握，传统之中国却不弱于旁人，她对它有一套完整而成熟的说法和设计，它们是独特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包含的智慧则有待今人重新诠释与理解。
其智慧核心就是，情欲像饮食一样，再自然不过，没什么神秘，越过它，人们倒是看重了处于其上的情或爱。后来，自宋朝以后，它被描述为丑恶的东西，属于应该祛除的东西，之所以不加阉割，只因为人需要靠它传种接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文艺思想的角度看，情欲与文艺家几乎是无缘的，他们是平行的两条线，其间没有交点、叉线，中国传统文艺乃以清虚、含蓄、怨刺为最高境界，从而乏有激越、旷野、嘹亮的作品。
单论主流文学，它的源头为《诗经》、《楚辞》，二者对人性的发现都只于美好的情思上。在那里，美人们若隐若现，可望不可及，勾起我们无穷的遐思与怀想；其间既有美感，又有怅恨，人们深情婉转、凄迷哀感，内里搀不进“欲”的成分。
曹植的《洛神赋》第一次正面描细写了美人的风姿，可终因人神相隔，只能“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
该文的价值在于它承继屈原、宋玉之风流，而开启后来——这位丽人形象是高度抽象的，不具个性色彩，因此在《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出现以前，它就成为许多美人形象的模子和影子。
只有深入美人的内部，还她以个性，那个形象方能撑开，具备真实的欲望——优秀的作家所着力描写的，也便是这些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动机、冲突等等。
一切具有现代品格的经典文学作品里最出色的部分也许就是叙写人们的欲望，这欲望是那样透露了勃勃的生机，可是外界或内部却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力量迫压它，让它得不到通畅的落实，由此引发许多叛逆、挣扎、反抗和觉悟。
《西厢》能够卓然标立，在于它所写的正是偷情，并把这偷情当了春心萌动时的处子们合理、正常的情欲需要。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可算大逆不道，而且男女之身份悬殊判若霄壤，作家却以平等的眼光欣赏他们的爱情。
《西厢》偷情的那段文字殊为精致而大胆。请看：“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但蘸着丝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吻香腮”；“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可爱”。
同样是“偷情”，小说中写来要细腻不少。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时的云雨之事就比《西厢》详实。它主要写的是女方潘金莲的外在特征：“罗袜高挑，肩膀上露一弯新月；金钗倒溜，枕头边堆一朵乌云。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云怯雨，揉搓的万种娇娆。恰恰莺声，不离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苔。杨柳腰脉脉春浓，樱桃口呀呀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颗；酥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心”（《水浒传》２４回。又可参见《金瓶梅》４回）。
仔细看一看，我们会发现这两段描述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想想也是，如果我们只关注外在的状貌、动作、行为本身，那么从古而今这事儿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情欲层次上人性也是共通的，即使有差异也没有太大分别。决定人物命运的不在这些，而在情欲背后的那些动机以及由动机带来、引发的后果。
西门庆的动机不纯，含有邪恶的成分；潘金莲受他诱引，不自觉地陷进去；本来这对她不合情理的不幸婚姻是一种彻底的反抗，值得我们同情与谅解，但是她为了使偷情合法化，后来参与谋杀亲夫，这才走上了犯罪之道，可谓所托非人。
他们代表了一对极端——作家把情欲当成丑恶之物，当它是犯罪的药引子，尤其是《金瓶梅》，它干脆就把对所有美人的喜爱与忘情当成罪过，其经典的叙述语言就是“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１回）
西门庆的纵欲无度诚然能耗干他的精力，他对女人也是无情的，他的癖性就是什么美女子都想霸过来。但是霸占别人是有条件的，没有他那种条件的人根本无望。何况，我们这个社会的流氓毕竟是少数，有他那种条件的也不一定就会像他那样，因此，该小说想通过这样一位特殊人物的经历故事去教人戒色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姑妄听之。
《红楼梦》的主题之一也是教人“自色悟空”，但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身上没有露骨的情欲冲突，仅有的一次是他大梦醒来后觉得好奇，就袭人偷了一把，但作者一笔带过，未予停留。其他地方也都极力隐藏，不能言传，只可意会。从中不难看出曹雪芹对于人性中正当的情欲表现没有直接去面对，或者说他是有意回避的，潜意识中把它当成了丑事，觉得应予超越，当它为“空”的，一首“好了歌”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一部《红楼梦》虽然“大旨谈情”，但是贾宝玉所爱的却只能是那些清纯、娇美的“女儿”，既不是所有的女儿，更不是所谓的“女人”。
在他眼里，惟有前者是好的，后两者却个个不好，这样才有了他如下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