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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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更不是所谓的“女人”。
在他眼里，惟有前者是好的，后两者却个个不好，这样才有了他如下一段惊世骇俗的高论：“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２回）“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进而，凡出嫁后做了“女人”的都是坏东西（７７回）。
另一方面，贾宝玉去袭人家看她时，房中有三五个女孩子，他留心不忘的却只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因为只有她“实在好得很”，其余的长相一般，没能让他种下情根、情种。而宝钗让他留心进取、功名，他就觉得“好好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３６回）。
这些人在贾宝玉那里都不是好的，这就有点古怪。毕竟他深深爱着的贾老太虽然年龄大了，老伴儿死了，没有性生活了，可她是过来人，也在已经出嫁之列。何况还有他母亲、王熙凤等人呢？
林黛玉是脱俗清纯的，他才觉得她好，视她为知己。但他对她只有情爱，敬慕她，当她是女神，不对她产生情欲，只进行“意淫”。
上述所有那些发生了情欲关系的故事中，男女双方的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在那里女人是花，供男人去摘去采。
男人凭什么占有女人呢？不外有三，一者凭才情，次者凭财势，末者仗权力。
在我们的历史上，官越大糟蹋美人越是应该的；最高的权力者无疑是皇帝。所以皇帝糟蹋美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最残忍的糟蹋莫过于这样：隋炀帝杨广用专供的小车幸童女，小车上有暗机，可以缚其手足。因为所缚童女一点也不能动，所以行幸时可以毫不费力。他就把车子命名为任意车。炀帝得到此车后快不可言，就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月宾哄上了车，谎称要陪她去各处游玩。月宾不知是计，方才上去早有许多金钩玉轴将她的手足紧紧拦住，炀帝看着大笑道：“有趣，有趣。今日不怕你走上天矣。”隋炀帝将手来解她的衣服。月宾先犹不知，见炀帝来解衣，忙伸手去搪，却哪里动得一毫？这才心慌起来。炀帝见她这样更觉欢畅，哪里顾得她死活，便解了衣服恣意去寻花觅蕊，痛得月宾娇喘不递，浑身香汗沾沾……此刻她“含颦带笑，一段楚痛光景，就像梨花伤雨，软软温温，比昨夜更觉十分可人”。
更残忍的还不是这个，而在于这个孩子被蹂躏一两个时辰后的表现——月宾抽出手来，便不管一二，竟连身子倒入炀帝怀里说道：“万岁也太狠心，顾了自己快活，便不顾别人死活。”
她在经历了如此的磨难以后居然还能调情与卖乖，这确实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字。有了这点乖巧，炀帝才会抱住她笑道：“顾了你的死活，朕的死活却叫谁顾？”说完这些话，二人偎依了一会，方走下车儿，依旧同到绣闼中去玩耍。（《隋炀帝艳史》３１回）
在一切极权社会里，大大小小美女的命运大概也只能如此吧？
女人的情欲觉醒，从完全被动变作主动，并在文学作品里得以张扬已是晚近的事儿。现当代文学中对其感悟最到位的，我认为是深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影响的《红牡丹》（林语堂）。
牡丹不过２２岁就守了寡，她受不住，情欲强旺，对礼俗不屑一顾，精神上是完全自由开放的；在回家的远途中，不意邂逅自己的堂兄孟嘉。爱上了他，就毅然与他结合，可她心中对其初恋情郎也不乏温存，一直藕断丝连；那位堂兄出身翰林，仍旧单身，年龄已不小，后来她才觉到了这一点，感觉他做爱时的力道不够，因此她需要再找一个像自己一样的青春肉体，于是按捺不住的她走上大街找寻了起来。
与女主人公大胆追求情欲满足相互一致的是林语堂对情欲过程深入、细微的描写。在这里，他早已不遵守传统中国人的含蓄方式了，也不满足于以“柳腰”、“花心”、“露滴牡丹开”、“嫩蕊”、“香腮”、“酥胸”、“星眼”等朦胧、艳丽的语词来平面化地处理，只写外部特征或纯然的动作，而是将它赤裸裸地撕开来写、撕开去写：
“两人仿佛忽然沉陷入远古洪荒的时代，不可知的原始天地，只有粘液，变形虫，有刺的软软的水母，吸嘬的海葵。只有肉的感觉，别的一无所有了。他们仿佛在全宇宙的黑暗里，在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喜悦里死过去……牡丹的手正在堂兄身上，以无限的甜蜜温软的情爱在移动、寻求、探索、捏搓、紧压、抚摩。……孟嘉所感觉的，在一次满足之后，并不是一种解决，也不是肉体压力的解除和摆脱，而是在亲密的了解她的肉体之后，而对她的心灵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力量，新的目的，因为他们的结合不只是肉欲的满足，而且是天生来的两个心灵全部的融洽结合。这一夜使他对爱有了一个新的体验，是他前所未知，以前认为断然不可能的；并且由于牡丹给予他的光与力，已经深入他的身心的光与力，更加大了他人性的深度。”（８章）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文字背后的东西，这就是人性的真正扩展和完善，也许都得归功于异性的滋补——异性间灵肉的完善结合能够成就其事，有了这样的结合，孟嘉对于牡丹的爱才能随之增进。
我之所以说《红牡丹》写得最到位，是因为林语堂本人环境、条件的得天独厚，他作品的手法和精神肌理中已经汇通了中、西方成分，他对情欲有自身系统而别致的看法，因此，支撑他作品的东西不仅是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智慧，娴熟的技巧，可贵的想象力，还有敏锐的思想和深厚而兼容中西的文化底蕴。
今人的小说《废都》《坚硬如水》《檀香刑》等有所承续，可是自整体看来，当代作品中很难见到如此充满思想光芒的人性意识与觉悟，他们没有先辈们的环境、条件，只好在大师们到达的光辉起点上倒退，退回单纯的描写——就事写事式的平面性描写了。
写得好看的当然也还是有的，比如：“她被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尖锐的感觉刺成一片网眼，意识已经幽幽地从躯壳里飘了出去……欧阳洪梅感觉到李金堂像掀动一页页宣纸一样熟练地把她的衣服一层层地剥去，似乎在寻找那最可心的一页字。……好像是干得焦渴了，又仿佛是因为太阳太毒了，李金堂选准了那块丰腴肥美溪水涟涟的三角形森林，一头扎了进去。她感到那种一开始就萌生出的恐惧刹那间长成一只青面獠牙的怪兽，吓得她灵魂也飞出了躯壳，本能地想到了搏杀。……她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像条窒息了的白鱼一样漂在床上。”（《北方城廓》１２１—１２２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即使是这样的文字，现在也已经不再多见了，通常所见的都是纯粹的叙述，像如下这样的叙述：“他胸口发慌，浑身支持不住了，便慢慢趴了上去。玉琴却是美目紧合，微微张开嘴，紧张地呼吸。……朱怀镜在上面轻轻试探。玉琴先是双手无力地摊着，突然，朱怀镜一用力，她便啊地叫了一声，全身都绷紧了，在下面颤抖个不停。”（《国画》７８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如果说这些叙述中还带有一些情感色彩，男女双方尚是自动互愿的话，那么到了所谓“新新人类”的笔下，情欲、性事就成为动物性的吸引与交配了，毫无美感可言，也没有了任何情感，一切都那样干干巴巴，人物感受的范围也缩小到最短，几乎消失不见。
典型的叙述方法是这样的：“他……把我顶在紫色的墙上，撩起裙子，利索地褪下CK内裤，团一团，一把塞在他屁股后的口袋里，然后他力大无比地举起我，二话不说，就准确地戳进来，我没有其他的感觉，只是觉得像坐在一只热乎乎而危险的消防栓上。”（《上海宝贝》７３—７４页，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兴许我们这代人真的迟钝了、麻木了、无所谓了，只配来读读这一类的东西了。
如果我们还没有灰心、绝望的话，那就应该去看看西方的文学经典，看看它们比我们多一些什么。
在我看来，西人文学作品中比我们多出的东西，主要是作品背后作家们的“思想”——他们对情欲及其心理动机的认识、理解比我们早了一百多年，而伟大的作家对情欲及对象无不有自己全面与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巴尔扎克写过《婚姻生理学》，司汤达写过《爱情论》，其后的大师们又深受他们以及弗洛伊德、霭理士等人的精神分析和性心理学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准备不多，向来也不重视，笔底枯干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还是具体地看一看司汤达吧，不妨也从“偷情”开始。
“几个小时以后，于连从德·雷纳尔夫人卧房里出来时……他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得到一次胜利，是靠了由他激起的爱情，以及她的诱人的魅力对他所起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单凭他那拙劣的心计，他是决不可能获得这次胜利的。但是，荒唐的自尊心的受害者，甚至在最愉快的时刻里，他还企图扮演一个惯于征服女人的男人角色；他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中了注意力去破坏他自己身上的可爱之处。他没有去注意那被他激起的狂喜，也没有去注意使狂喜变得更加强烈的悔恨，职责的观念从来没有在他眼前停止出现。如果背离了他为自己树立的理想的榜样，他担心以后会陷入可怕的后悔之中，会永远成为别人的笑柄。总之，使于连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原因，也正是妨害他去享受就在他脚边的幸福的原因。……于连的出现把德·雷纳尔夫人吓得魂不附体，很快地她又受到最残酷的恐惧的折磨，于连的眼泪搅得她心乱如麻。甚至到了再没有什么好拒绝于连的时候，她也怀着真实的愤怒心情把他推得远远的，接着呢，又投入了他的怀抱。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图。她相信自己已被罚入地狱，毫无赦免的希望，她不断地给于连最狂热的抚爱，企图以此逃避地狱的幻影。”（《红与黑》８３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这样的“偷情”描写比之我们作家笔底的就有了极大的开阔度和纵深度，内中关注的重心落实在男女主人公做事时的心态变化上；这样的变化又受制于不同的人物性格——于连这个底层小人物想拥有一位贵夫人的爱就特别需要胆子，不过任何偷情人的胆子都是不小的，于连和旁人不同就在于他的幼稚与野心。他缺乏经验，不是情场老手，固而他的表现是可笑的；野心又给了他另一方面的力量，让他极力去征服那位高贵的夫人，同时，也因了这点野心，他做事情的时候才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理智与激情在躯体内彼此较量了起来，他所得到的幸福由是而大打折扣。
德·雷纳尔夫人的本性也挺单纯，不懂世故，她不知不觉就被引入于连有步骤、有计划的圈套中，就是在无法摆脱的紧要关头，她对他也不是憎恨的，而是彻底地付予和给出，只把自己一个人罚下地狱。这样的爱才是纯洁的，也是全部的、简单的、完美的。
于连和侯爵之女玛蒂尔德小姐之间的“偷情”则另当别论。
玛蒂尔德处处刁难于连，既将他勾引，又大肆侮辱——她需要一个光芒万丈的爱情和情人，她需要身边的人都向她臣服，贡献殷勤。于连洞穿了她的心理后，仍然立下一个降服她的计划：当她骄傲时，他故意疏远她、打击她；当她引诱他时，他故意避开她，让她感到他在爱着旁人，吃一吃醋。
可是算计再狠也有所不周，当他发现不能再耽搁时，就不得不豁出去了——深夜一点，他把梯子架在她的窗下，爬了进去。玛蒂尔德为之振奋，感觉新鲜刺激，这种事又发生在她情感最无设防的时候，她缴械了：“她在他面前责备自己，她向他揭露自己。‘惩罚我那可怕的骄傲吧，’她对他说，同时把他搂得那么紧，几乎要把他闷死了，‘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应该跪下来，请求你原谅我曾经打算反抗。’她离开他的怀抱，扑倒在他的脚边。”
但是到了白天，玛蒂尔德的理智压过了澎湃的情欲，她冷静安详了，能够认真考虑了。
“她最后断定他即使不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至少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配不上她敢于为他干出的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疯狂事。总之，她不再想到爱情。这一天她已经对爱情感到厌倦。”（同上，３４２—３４５页）这样，就有了于连下一轮的勾引规划。
在这里同样是偷情，作家却把错综复杂的情欲与心理纠葛写得错落有致，而且既有前后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照，又不失其统一，共同托起了于连这类底层奋争者不屈不挠的生命形象——苦于没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苟且之事，实在出于无奈或迫不得已。
而作为上层闺秀代表的玛蒂尔德，她事事注重实际，有着顽固不化的虚荣心，他们的爱情永远那样虚妄，他们所爱的归根结底仅只是他们自身——他们爱了爱本身，因而，他们并没有为他人付出和给予，只想着得到，只想着拥有，只有着过剩的欲望，最缺的却是基于相互理解、敬重之上的真情。对于这种人，刻意要得到她的于连除了精心计划以外，能有什么办法呢？
除了这些不同以外，无论中外，“偷情”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男女双方住在同一个地方，能够十分便利地见面交流；都需要一定的障碍物，障碍物也都是二人世界以外的，但又不是能够轻易摆脱的，克服它需要信心、智慧，也需要胆略和周旋到底的决心，脸皮嫩薄的人只能半途而废。
偷情小说中，把情欲发生过程写得最入微、最妥贴，并且激荡着光焰与美感的可能要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
它这样写：“他已露了他身体的前部，而当他凑上时，她觉得他赤身的肉。有一时，他在她身中不动，坚硬而微颤。到了他在无可如何之发作中开始振动时，她的身中发觉一种异味的快感在摇摇曳曳地波动。摇摇曳曳的，如鸿毛一般温柔，像温柔的火焰腾跃、翻播，时而射出明焰、美妙，美妙溶化了她全已溶化的内部。像钟的摇播浮动，愈增洪亮。她躺着，不觉她最后发出细小的浪声……她的子宫的全部温润开放，像潮水中的海葵，温柔地祈求着他再进来，为她完结。她热烈地保住它，而它不全部脱出，而她觉得他的细蕊在她身中活动起来，而神异的节奏在神异的波浪中浮动充溢她的体内，起伏膨胀直到充满她缠绵的感觉，然而开始那不可形容的动作，其实不是真正的动作，只是一种感觉的清澈无底的漩涡，旋转直下，深入她一切的肉质及感觉，直到她变成一团旋不断的热情，而她躺着发出不觉的呜咽不明的呼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英文版《Lady
Chatterley' s Lover》。此处采用林语堂之译文）
这是一次为劳伦斯所期待的两个健康肉体之间发生的性爱——完满的性爱、全身全心投入的性爱、相互尊重理解善意回应的性爱，其内部不像于连们那样存在着其他的成分和杂质。
能写出这种文字的作者理应非同凡响，对于他的思想，我们不应放弃去见识一番。
劳伦斯很像一位中国的智慧老人，对万物抱着相对论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