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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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当中，朝朝代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祖先征服自然的时期当在战国以前，即由畜牧业进到农业时期。自从孔、老、墨等相继而起的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为重的学说兴起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大都放在人的行为和内心的修养上了，间或谈及自然，如老、庄，但却取迎合和屈服的态度。秦汉以后则连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几乎没有了。以致中国的历史文化归根到底是政治和道德。一个人要有好的修养，要善于“自省”，经常检查和端正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使之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准则。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就其整体而言是“臣民社会”：从上到下是各级的“专制主义”，从下到上是“臣民主义”，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就在这里。
欧洲的历史，特别是近代西欧就大不相同，它是那样变动不居，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改变着社会面貌。只有从五世纪到十世纪是五百年的“黑暗时期”。以后欧洲社会就开始变化。恩格斯说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3〕。从十五世纪起，欧洲先后或交迭地发生了人们所熟知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荷英法革命（还有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革命）等等历史性的事件。西欧用三四个世纪的时间，阶段分明地齐备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在制度上是以代议制为特征的、与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宪政；在经济上是以利益原则为制动力的市场经济机制；还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几大社会政治思潮以及几个世纪的积累起来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的精神。到今天，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网络革命，全球性的金融体制，无孔不入的市场力量，等等，都属于水到渠成的欧美文明进程中的事（这里只是就文明社会发展史而言的，至于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和“异化”效应当另作文章，此处不赘）。
从以上叙述可见中、西两种历史，两种传统的不同。何以中国传统没有也不可能开出现代文明，而欧洲文明何以能衍生现代化，其理由已可昭然。
二、中、西不同的思想方法
通常说，中国人偏于讲“人情”，不怕道理说不通，就怕“人情”上过不去，属于“自修”、“内省”的文化。西方人偏于讲“理”，讲逻辑，偏重于对客体的探究。从古希腊就讲本体，以后发展为自然哲学。中国也有自己的“本体论”，但落脚点是“万物体仁”，转到道德论上去了，中国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就情与理来说，中国人是情重于理；西方人是理重于情。重情则重“人际关系”，重理必重“求知”。
这可以联系到一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即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张东荪称之为“思想底格”不同；涉及到运用思想时是从那里入手和布局的。中国人在思想时有中国人的范畴和概念，西方人在思想时有西方人的范畴和概念。
上面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或基本上是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中庸》里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着重点是人在待人接物中“应当”怎样，它与“义务”是连在一起的；或者表达某种预期的愿望，例如我们常说的“要”怎样怎样。所以中国人运用思想的模式通常是“应当怎样”或“理当怎样”，用英文来表达就是“ought
to be”的模式。
西方人运用思想时比较看重“是什么”，即“to
be”。哥白尼要把宇宙天体弄个明白，这就是“to be”的问题。所以有了“日心说”的“哥白尼革命”。科学思维、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都是追问“是什么”。前些日子，到处在议论所谓“李约瑟难题”，其实要解开这个“谜”并不复杂，就是中国传统中没有或者缺少穷追不舍地、一以贯之地探究“to
be”的精神和实践，即求“真知”的精神。因此，我们的古人常常是从直觉出发并把思维局限在直觉所及的范围内，以致不能越出直觉到达理性推理；工艺技术很难（甚至不可能）不经过理性思维而飞跃到科学思维的水平。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常常习惯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或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搞唯意志论，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求真知”的精神和习惯。
三、关于所谓民族虚无主义
当说到中国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向现代文明时，常会被责为“民族虚无主义”，演绎下去，则“民族虚无主义”便是“爱国主义”的反面，如是便自然而然地在政治上上了纲。
以我个人经验说，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的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在传统和现代化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站在传统一边。但是在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地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传统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得不出相反的答案。我不像有的学者那样，硬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非要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勉强挂钩；以为这样就可能心安理得、“自圆其说”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所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我们自会感悟到它在以下三方面的特有魅力：
一、中国传统素来提倡一个人要有高尚的道德操守、正直的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诸如此类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观念，都应该“抽象继承”，其精神是超社会的。现在我们常常慨叹和责备那些不讲公德、缺少“私”德等等言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在“批判”一切时把旧道德批得一无是处，同时另一方面却是自私自利的恶性膨胀。
二、中国有很深厚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从历史来看，除了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二十四史等典籍外，还有数不胜数的稗史、野史、笔记等历史著作。从哲学来看，有诸子百家，有从两汉以来十多个世纪融会贯通起来的儒、道、释三合一的哲学，它们都蕴含着汲取不尽的精神营养。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表现在绘画、书法、雕塑、诗词、文学、戏曲等等方面。如每当进入博物馆，即有美不胜收之感；如秦汉文章、唐诗宋词元曲等等，莫不具有恒久的价值，等等。
今天品评一种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以能否推进现代化为惟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心”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它的优长之处，如上述，而不在“现代化”，我以为这是很明白的事。
至于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开不出“现代化”的意见，径斥为“民族虚无主义”，说轻些是轻率而武断，是简单化，说重些也不过是“帽子”一顶而已，是经不起推敲的。
魏源的忧患诗
？ 夏剑钦
我读诗不多，也懂得少，然近因工作需要翻览中华书局版《魏源集》，读其诗篇，却为“默深诗如雷电倏忽，金石争鸣，包孕时感，挥洒万有”〔1〕的非凡气势所震撼，经久不得平静。同时，也对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之说魏诗不无伤感。郭氏曰：“先生所著书流传海内，人知宝贵之，而其诗之奇伟，无能言者。”不仅清末以来很少有人真正注意研究魏源的诗作，甚至辗转相因，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史和大学文科教材，都很少谈魏诗，甚或竟有微词相讥。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接连出版的两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前者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写，谈嘉庆、道光时期的诗歌散文，用了很大篇幅说“这个时期在诗词、散文方面成就最高的是龚自珍”，竟只字不提魏源的诗文；后者由游国恩、王起等主编，则在“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一章中，为龚自珍独撰一节，说“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的腐朽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而对魏源，除在另一节中列举他几篇名作外，论述其诗文的文字仅寥寥数语，远不及义。更有甚者，在文学作品选本介绍作者生平时，竟以微词肯定：“魏源诗因用典过多，故不免艰深晦涩，而大部分山水之作，则更缺乏内容。”〔2〕如此旧论因袭，致使魏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每况愈下，恰如他生平仕途一样，命运多舛，天道不公。
其实，纵观魏源留下的九百余首诗作，大体“古质如谣，明畅如策，栉比如赋……别为一格”〔3〕，如《湘雅摭残》所云：“雄浑似杜陵，奥衍似昌黎，傲兀似山谷，奇险似东坡，集古贤之长而自成一家。”尤其是他那忧国忧民、感时愤世，几于山河风景中亦莫不契入深悲大痛的忧患诗，更是使人回肠荡气，一经接读便不可辞。其忧患范围之广，涉及社会人生各个方面；其忧愤之长，绵延魏氏的坎坷一生。
魏氏之忧，一忧民生之多艰，灾祸之频仍。早在道光十年（1830年），魏源三十七岁前所作的古体诗中，就表白自己“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Н嵐恫获⒂硪嗪挝薄�4〕的远大抱负。当时的清王朝已日趋衰落，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思想僵化，国势日渐衰微，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加之黄河连年泛滥，长江、淮河也水灾不断，“几与河防同患”，人民生计十分艰难。魏源对此曾慷慨陈词：“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5〕其《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便是通过一路观感，描写当时的民不聊生。如“滑台阻运河，距卫百里圻。去岁大兵后，大薐今苦饥。黄沙万殍骨，白月千战垒。至今禾麦地，极目森蒿藜。借问酿寇由，色哽不敢唏”；“中野种荞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秀，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遂成坟。明年土依然，春风吹麦新。勿食荞麦花，复作坑中人”。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魏源不是消极悲观，而是积极进取、发愤图强；不仅提出过“人定胜天，造化在我”的口号，而且在许多诗歌作品中都抒发了自己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博大情怀。如他在《洞庭湖吟》中，一面追溯洞庭湖的变迁，一面感慨疾呼：“呜呼！八百里湖十去四，江面百里无十二。安能塞川川不溃，九穴复请九江初，七泽请仍云梦潴。以川还川湖还湖，宣泄阴阳宏噏嘘，那复洚洞忧民鱼。骚人骀荡经生迂，中流谁博千金壶。楼下帆樯吴楚送，楼上钟鱼傍晚动。雄谈空喟贾长沙，忧乐江湖复何用！”
二忧军事之衰弱，国家之式微。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天朝”的门户。一向闭关锁国、防内甚于防外的清政府，开始震动了。然而，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的与世隔绝，盲目自大，致使他们愚昧无知，战争爆发了，还不知道哪里是英吉利，哪里是俄罗斯，腐朽的八旗军队更是不堪一击。魏源对朝廷军事衰弱，不能担负御敌卫国职责的境况，无比愤怒和忧虑，不仅在《海国图志》这一旷世宏著中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而且在许多诗作中抒发了他对海患的忧虑感和坚决抵御海寇的爱国心。如《钱塘观潮行》：“世间瑰绝岂有此，江逆飞，海立起。天风刮海见海底，涌作银涛劈天驶。病者睹之气皆生，勇者睹之神皆死。如何十万貔貅夹江峙，但有死气无生气？”又《普陀观潮行》：“……浩浩天飙飘我出，寇艘遁后姿游佚。欲往观潮观龙观日出，先见天外飓风吹海立。江潮竖至一线摧，海潮横至如阵排。前阵方送日本至，后阵又自琉球回。天阵地阵相压摧，龙战鲸鏖万古雷。钱塘广陵何有哉，那数海艘万炮从天来！梵音洞僧眉尺许，入定廿年枯不语；潮音洞僧雄辩才，能话浩劫沧桑灰。僧言普陀虽岛寺，荷夷英夷两窥伺。台湾舟山割据还，归帆辄舣普陀次。炮艘倏若飓潮至，不干老僧坐禅事。……若无羽扇秉麾人，尽得炮艘亦何益！渔舟枭贩尽精兵，谁驱海贼攻夷贼？”道光廿年，魏源在南京作《金陵怀古》八首，“隐括史事，感慨苍凉”〔6〕，更是对清王朝气数将尽的预言。其二曰：“照残今古秦淮水，磨灭英雄晋石头。地气辄随王气尽，前人留与后人愁。春秋吴越灯前垒，台榭齐梁雾里讴。凄绝多情天上月，年年长恋冶城秋。”国家式微之忧与魏源无力回天的凄绝之情，已在诗句中流露无遗。
三忧吏治之腐败，弊政之殃民。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吏治腐败到了极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大智大勇者，魏源亲眼目睹了清王朝政治的腐败，认为那些官僚伪君子的祸国殃民，是造成国家民族种种危机的总祸根。因此他在诗歌中总是以极其愤懑的心情痛斥官吏们的腐败无能。如《秋兴》十一首之三：“大漏卮兼小漏卮，宣防市舶两倾脂。每逢筹运筹边日，正是攘琛攘赆时。海若蛟宫奔贝族，河宗宝藏积冯夷。莫言象数精华匮，卦气爻辰属朵颐。”那些中饱私囊的大小官吏，像蛀虫一般吞噬着国家的财产，且贪得无厌到如此程度，国家怎能不衰败？
又如新乐府体《江南吟》十首，可谓集中反映了东南地区各种病国病民的弊政，涉及治江、治河、盐政、漕政、催科、禁烟诸方面。其三曰：“防桃汛，防伏汛，防秋汛，与水争堤若争命，霜降安澜万人庆。两河岁修五百万，纵不溃堤度支病。试问东汉至唐亦漕汴，何以千岁无河患？试问乾隆以前亦治河，何以岁费不闻百万过？沙昏昏，波浩浩，河伯娶妇，河宗献宝。桃花浪至鲤鱼好，酒地花天不知老。板筑许许，鼍鼓逢逢，隆堤如天，束水如墉。不闻治河策，但奏防河功，合向羽渊师黄熊。”诗歌一面揭露当时的所谓“治河”不过是“防河”，只知一味加高堤防，结果一年到头在防汛，“与水争堤若争命”的劳民伤财陋政；一面痛斥那些吞噬朝廷巨额经费的贪官污吏，诅咒他们理应得到处以极刑的惩罚。其四曰：“再清查，三清查，新旧款目多如麻。前亏未补后亏继，转瞬又望四查至。借问亏空始何年，半缘漕项半摊捐。帮费愈加银愈贵，民欠愈多差愈匮。戴星税驾岂无人，但有催科无抚字。吁嗟呼！催科之难难于上青天，补亏之难难于塞巨川。欲为彭泽五斗吏，先师刘向淮南术，始知旌阳稚川作官易。”诗句对贪官污吏催征税赋的形象描写，亦足见清朝吏治腐败之烈，人民受害之深，诗人忧愤之激！
更有《都中吟》十三首之二，将“吏、例、利”〔7〕三位一体蠹空天朝大国的当时天下大病，可谓揭露得淋漓尽致。其诗曰：“吏兵例，户工例，茧丝牛毛工会计，全恃舞文刀笔吏。河漕奏销尤钜利，一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