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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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全恃舞文刀笔吏。河漕奏销尤钜利，一准一驳百万费。缺可补，可不补；级可去，可不去；翻手覆手敢予侮，能令公喜令公怒。何况捐房与库吏，宝玉大亏频睥睨。府吏胥徒非世业，谁道尽握六官法。若言部胥不可捐，何故刑部胥无权？任法任人孰操券，请看汲黯张汤传。”
四忧人才之虚患，恨八股取士之荒谬绝伦。由于满族入关以来，与汉族臣僚之间逐渐形成的主奴关系，和满汉之防的高压政策对人才的压抑与消磨，清代到了道光年间，能官良吏以及魏源、包世臣式的幕僚，已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而充斥官场的，已多是庸鄙乡愿之大臣，狡猾奸贪的胥吏。魏源对此忧虑万分，痛感“天下之无才”〔8〕，“无一人堪称军吏”〔9〕，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之虚患”，“人心之寐患”〔10〕。面对“万马齐喑”的时代悲哀，他与龚自珍等都言词激切地大声疾呼。魏源不仅撰《圣武记》以弘扬“列祖列宗”在军事上的赫烈战功，以鼓舞民心士气，呼吁“人才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而且在《寰海》、《寰海后》等组诗中发泄自己对朝廷用人政策的强烈不满。如《寰海》之四：“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已闻狐鼠神丛托，那望鲸鲵遚渤攘。功罪三朝之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安邦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这是诗人不顾个人安危，在锋芒毕露地斥责朝廷的战和不定政策及贪生怕死的鄙夫小人。《寰海后》十首之一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浪攻浪款何如守，筹饷筹兵贵用才。”本来人才匮乏，而真正的栋梁之才却得不到重用，高踞宰辅之位的多是曹振镛之类只知“多磕头，少说话”〔11〕的奴才，国家怎不衰败垂危呢？
造成清中叶以来人才虚患的另一社会大弊，是腐朽的以八股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像魏源这样的“崎磊落之才”〔12〕，名闻当世，试卷每每奥博弘肆、高才卓识，却每每落第，惨遭主考官扼杀。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魏源已五十一岁，入京参加礼部考试，中第十九名。谁料会因为试卷涂抹，竟罚停殿试一年！令人长歌当哭、悲愤之极的是，不仅魏源，与魏源同时的不世奇才龚自珍，一代名幕、循吏汪辉祖，以及前前后后许多的卓荦之士，也都在那小楷书、八韵诗的考试上，虚耗了大半生本来可以大展抱负、济世利民的光阴！可见“代圣贤立言”的时文——八股文取士制度，是何等的僵化腐朽，何等的扼抑人才！魏源在《都中吟》中对当时科举、吏治的感怀之作，便足见其自身际遇及声讨科举制度之激愤与辛酸。
其一曰：“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八扇天门荡开，玉皇亲手策群材，胪唱喧传云五色，董晁花样毛锥来。从此掌丝纶，从此驰谾铎，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绣鸳鸯。借问枢密职何事，佐上运筹议国计；借问谏臣职何秉，上规主缺下民隐。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屠龙技竟雕虫仿，谁道所用非所养！君不见前朝待诏翰林院，书画琴棋艺原贱，工执艺事可进谏。差胜手搏可方面，差胜琵琶可封王，斗鸡可乘传。铨部竹签且得材，润色承平况文绚。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
又其三曰：“数开科，数开捐，开科遴材为得士，开捐输粟为助边。借问开科得何士？项槁盐车悲騄駬。宋代得一张齐贤，一榜赐第方能尔。借问开捐何所润？中外度支财益罄。漕盐河兵四大计，漏卮孰塞源孰盛。开科开捐两无益，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市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
魏源五十二岁才殿试中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得到一个权理扬州府东台县的芝麻官。“贾生少年前宣室，那识君臣际会难！”〔13〕雄才饱学入仕的魏源，刚刚施展抱负，官阶仅至知州，不意咸丰三年（1853年）登耳顺，就遭人暗算参劾而被朝廷稀里糊涂地革职了。政治上的失落感加上对清王朝统治者的失望交织在一起，使他悲愤、痛苦，心灰意冷，由热心“经世”最终还是选择了“出世”之路，虔修佛教净土宗，并于六十四岁时辞世于杭州僧舍中。其一生的勤奋、劳碌、挣扎、忧患、痛苦及种种不能超越历史条件的微妙所造成的人类自身局限，它们与大地万物亘古时空相形之下所产生的深沉感慨，都由魏源的如椽大笔随机挥洒出来，并衍成一条长流不止的生命情愫。这就是魏源“包孕时感，挥洒万有”的不朽诗作。它们大都字句间缭绕着生命的消耗感、人生的消磨感，而字句之外都是无尽的沉痛，真所谓忧能伤人者。请欣赏如下数章：
“江行恒患风，峡行恒患石，上水惟苦迟，下水惟苦疾。人生万事内，如意安可必；……上水君勿愁，下水君勿喜。”（《出峡谷》二首之二）
“披衣坐复行，仰视天宇翔。蛩急树根响，萤流荷露光。群动何有始，列宿何有芒？每念生灭由，精微莫能详。穷年事糟粕，谁极无何乡。乐哉空山空，悲哉长夜长。”
“往往梦中句，欲追旋已忘。万物各汲汲，吾生亦皇皇。”
“沉沉万梦中，中有一人晓。置身天地外，何羡红尘浩。”（以上《五言古诗·村居杂兴》）
“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五言绝句·晓窗》）
魏源一生集改革家、思想家和诗人于一身，当时龚魏并称，而“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14〕，这对作为诗人的魏源来说，未尝不又是一种不公，且是身后的不公。近闻马积高先生言：“平心而论，论文章学术思想和经世之才，魏大大高于龚；论诗赋文学，魏只是稍逊于龚。”这种评价是比较全面而公允的。与魏源同时且交往甚深的张维屏，曾著《清代诗人艺谈录》，评介魏源云：“默深学问渊博，才气纵横，其性情兀傲，几若目中无人。……其诗文发扬纵肆，字句纸上皆轩昂，洵一代之奇才也。”窃以为此论可资治文学史者参考，以利纠偏正视听。其实，诗人对此亦有夫子自道：“文章声价贱，书史患忧真。”〔15〕这就是说，可能魏源的诗篇更使我们能真切地看到其思想和情感的复杂性以及作为一个有灵魂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所提供的启迪。“梦里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16〕窃以为要真正读懂魏源，了解魏源，还要特别注意他的忧患诗。
注释：
〔1〕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引“道州何子贞师”（何绍基）语。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3〕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序》。
〔4〕《魏源集·五言古诗·偶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
〔5〕《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
〔6〕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一：“默深太守《金陵怀古》八首，隐括史事，感慨苍凉，视厉樊榭作尤觉雄伟。”
〔7〕《清史稿·列传·文苑三·潘德舆》载：“其论治术，谓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养之治者。”
〔8〕《魏源集·〈书古微〉序》。
〔9〕《魏源集·〈圣武记〉叙》。
〔10〕《魏源集·〈海国图志〉叙》。
〔11〕朱克敬
《瞑庵杂识》卷二记：“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问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由于此。近更加以滑浮，稍质直，即不容矣。有无名氏赋《一剪梅》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又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又云：‘八方无事年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隆。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又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便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12〕《龚自珍全集·曹籀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魏源集·七言律诗·游别海淀》四首之二，题注：“殿试后引见出都，遍眺三山，留别直内廷诸翰林耆旧。”
〔14〕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
〔15〕《魏源集·五言律诗·京师接家书》七首之七。
〔16〕《魏源集·七言律诗·寰海后》十首之九。
谈谈语言和文字的类型关系
？ 周有光
不久前，一位朋友借给我看一本《书屋》杂志。一看之下，我就爱上了它，因为它有清新的气息。前天，这位朋友又借给我看《书屋》新的一期（2001年第2期）。我首先翻看王若水先生的《试谈汉字的优点》，因为我一向喜欢看王先生的文章。
王先生的文章不长，谈到好多个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论点，很有趣。有的论点我完全赞同，有的论点我不能完全赞同。这里对不能完全赞同的论点之一，谈谈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王先生和《书屋》杂志的编者和读者。
王先生说：“汉族之所以没有采用拼音文字而采用了方块字，这是由汉语的语音决定的。”“西方的多音节语言注定了必须采用拼音，而汉族语言注定了只能用方块字，这不是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
去年我在另一种杂志上看到一位作家说：“汉语音节分明，没有词尾变化，因此创造的汉字；英语音节复杂，有词尾变化，因此采用字母。”这个说法跟王先生基本相同。从比较文字学来看，这就是所谓“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说”。这个说法今天在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流行。
可是，在比较文字学的研究中，发现许多相反的事例：类型不同的语言使用类型相同的文字，而类型相同的语言使用类型不同的文字。例如：中国、朝鲜和日本，语言类型迥然不同，可是共同使用汉字。汉族和藏族，语言类型同属汉藏语系，“汉藏语系”这个名词就是以汉语和藏语为代表而称说的，可是汉族使用汉字而藏族使用字母。这不是跟“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说法正好相反吗？
世界上有一百多种语言使用罗马字母。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语系吗？当然不是。这些语言千差万别，为什么没有各自按照自己的特点创造文字呢？比较文字学告诉我们：文化的传播，同时传播了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承载体，承载体跟着承载物一同传播到接受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文字跟着文化走，文字类型决定于文化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特点。
在东亚，中国文化发展比较早。中国文化以汉字为承载体，中国文化和汉字一同传播到近邻国家，形成一个汉字文化圈。近邻国家接受中国文化，同时接受汉字，虽然汉字跟他们的语言格格不入，学习和使用汉字十分困难。
印度文化较早就在南亚和东南亚传播，形成印度文化圈。西藏语言跟印度语言的语系不同，可是早期接受印度文化，属于印度文化圈，因此西藏采用印度字母，发展成为拼音的藏文。藏文拼写法脱离语音，那是后来语音变化的结果。云南的傣族有四种傣文，他们的语言也跟印度不同，可是都从印度学习文化和字母，变化成今天的文字形式。
人们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从“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到“文化传播决定文字类型”，是一次超直觉的认识发展。这很像地球跟太阳的关系。东方日出，西方日落，大家看见太阳绕地球旋转，这曾经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谁提出相反的说法，认为地球绕太阳旋转，那是扰乱视听的邪教，要受到火刑处分。可是，天文学家经过深入观察，终于认定地球绕太阳旋转才是真理，今天成为大家的常识了。这不是直觉得来的知识，而是从科学实证得来的超直觉的知识。
西方人常说，“字母跟着宗教走”。宗教是一种文化，字母跟着“宗教”走，就是字母跟着“文化”的传播走。欧洲中部从北到南有一条字母分界线，线西信天主教的新教、用罗马字母，线东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同样是斯拉夫语言，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等国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信天主教、用罗马字母。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由于宗教不同，同一种语言写成两种文字：塞尔维亚信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信天主教、用罗马字母。
印度的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实际是同一种语言，叫做印度斯坦语，可是由于印度信印度教，用印度字母，巴基斯坦信伊斯兰教，用阿拉伯字母，形成印地文和乌尔都文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
文字有“自源”和“借源”的分别。自己创造的文字称“自源”文字。外界传来的文字称“借源”文字。英语的文字，最早采用原始的鲁纳字母，后来采用爱尔兰变体罗马字，最后采用近代罗马字。这不是语音的变化使英语的文字变化，而是文化的变化使英语的文字变化。日文是“借源”文字，“借源”于中国，经过四步变化：第一步，学习汉语汉字；第二步，借用汉字书写日语；第三步，模仿汉字创造倭字；第四步，简化汉字创造假名。借用方法有三种：一、训读，借字义、读日语；二、音读，借字音、记日语；三、借词，日本没有的事物，字义字音兼借。假名的创造，在形体上没有离开汉字，只是简化了笔画，在原理上学习印度。假名的排列方法，“伊吕波歌”是一节佛经，“五十音图”传说是空海和尚的设计。这说明日本除中国文化之外，又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的民族借汉字的部件，叠成自己的新字。例如越南的“喃”字和壮族的“壮”字，这是“孳乳”仿造。有的民族借汉字的原理，另造自己的字形，很像汉字，不是汉字。例如契丹字和女真字，这是“变异”仿造。不论“孳乳”还是“变异”，都没有离开汉字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它们是：五千五百年前的丁头字和圣书字，三千三百年前的汉字，一千七百年前的马亚字，五百年前的彝字（年代是最早文字遗迹的时期）。此外的文字都是有意无意借入原理而自造形体，或者原理和形体一同借入。
马亚字的产生比较晚，当时的中美洲没有更高的外来文化。从它的符号形体如此朴素来看，它是典型的“自源”文字。彝字创造更晚，最早的遗迹属于明代，传说创始于唐代。从它的符号形式来看，它没有经过“图符”阶段，直接进入“字符”阶段，可见受了外来文字即汉字的影响。彝族今天还是各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云南彝字原有一万四千二百字，规范后有表意字二千三百字、表音字三百五十字；四川彝字原有八千字，规范后有音节字八百一十九字。从整体来看，彝字是“自源”文字，虽然受了汉字的影响。
字母是长期经验和高度思维的结晶，没有高度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字母不是“自源”的创造，而是在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