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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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母是长期经验和高度思维的结晶，没有高度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字母不是“自源”的创造，而是在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丁头字和圣书字中的表音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字母的发源地是产生丁头字的两河流域和产生圣书字的尼罗河流域之间的走廊地带。这个地带包括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和东地中海中的岛屿群及希腊半岛。所有的字母遗迹都是在这个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字母遗迹属于三千七百年前，这个时期看来很早，但是跟丁头字和圣书字相比，晚了两千年。这两千年就是字母的襁褓时期。
　　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原来跟汉字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脱离表形之后的表意兼表音的文字。在苏美尔时期发展出用表音的假借符号来书写虚词和专名。苏美尔传给阿卡德，从书写一种语言改为书写另一种语言，需要给前代古文字注音，于是产生有系统的表音符号。阿卡德传给巴比伦和亚述，发生更多的表音符号，接近一个音节字母表。后来传到两河流域以外的民族，表意符号减少，表音符号增多，最后形成音节文字和半音素文字。
　　尼罗河流域的圣书字，原来也跟汉字相同，是脱离表形之后的表意兼表音的文字。在书写专名、特别是书写外来人名地名的时候，需要专用表音符号。这是催促表音符号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表意文字中间逐渐产生了表示音节和辅音的字母，既用于“形声”结构，又用于“纯表音”结构。丁头字和圣书字的历史说明，文字是从表形到表意兼表音，再向完全表音发展的。
　　东地中海和周边的民族，从丁头字、特别是从圣书字中的表音符号，得到字母记录语音的知识，各自创造不同的字母形体。其中北方闪米特人的字母表发展成为后世传播开来的字母。从走廊地带发现的字母遗迹来看，字母形体的创造有许多种、是多元的，可是最后传播开来的字母只有一种、是一元的。字母使用方便，不胫而走，大家学习那最方便的一种字母，放弃比较不方便的字母，成为西亚和欧洲的文字，后来散布到全世界。
　　以上的例子都说明，文字类型不是由语言类型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特别是宗教的传播而形成的。这个认识已经成为比较文字学的基本认识之一。
　　我今年（2001）九十六岁，耄耋之年，知识老化，所谈一定有不妥当的地方，敬请多多指正。

　　搅烂一塘泥的刺猬

　　
　　…读刘小枫《刺猬的温顺》
　　？　古　木
　　一
　　《书屋》是好杂志，我十分喜欢，喜欢就喜欢在它坚持真实、倡导言之有物上。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它在这方面就做得尽善尽美了。也许有些苦衷难以为外人道，中国的杂志常常会发一些文章，让不明白个中原委的人感到纳闷，好好的，杂志怎么自己砸起自己的牌子来。二○○一年第二期的《书屋》，首篇登载的就是这样一篇稿子。还未到手，就有朋友嘱咐，一定读读这期刘小枫的大作。杂志一到，我首先就看起了《刺猬的温顺》。这位朋友素来为我所敬佩，他的叮嘱，不敢不听，因而，几次放下杂志，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去。不得不说，我的朋友虽然足以信赖，这次却是让我扎扎实实头疼了一阵：平生尚未读过这么搅成一塘烂泥的东西。文章是昨晚翻的，平白不舒服了几个小时，本来是打算也就拉倒，只是早上一觉醒来，那种踩了粘不拉几物似的感觉仍在，只好爬起来写几句，也让乱扔这种东西的先生不舒服一下。
　　说句实话，昨晚是在那位老兄的谆谆叮咛下，第一次读完了刘小枫一篇东西。多少年前，有波士顿的朋友推荐过他，因此碰到他的大作，都要拿起来，却总是被开篇的无聊挡了回去，故而虽有腹议，从来也没有敢吱出声来。这次既然读完了，至少就这篇还是可以说上几句。
　　二
　　苏东坡之言，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用在《刺猬》身上，看来还是太夸奖了它。扬雄之说，虽然浅易，到底还是一说。谁又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刘小枫写了五万多字，涂满了二十四页十六开的白纸，千描百画，推出来一只巨型刺猬，站在《学界新论》名下，挤眉弄眼，是要告诉大家一点自己的什么？吃学术饭的人都知道，一篇研究文章，如果不能用一两句话把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概括出来，作为研究文章，大抵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意思。《刺猬》其实也不过是一篇介绍文章，原本没有什么作者自己的“主要意思”。作为介绍文章，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只《刺猬》却偏偏太爱俏，太喜欢打扮自己，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什么“思想的事情”。明明是在介绍“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之类，是在“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之类，却总在给读者制造一种印象，这是刘小枫本人的“告别一九九九独白”，这是刘小枫本人在探讨“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施特劳斯和伯林两位“大师”的作用只不过在于，给了与大师“那么相近”的刘小枫一个独白和研究的“感觉”而已。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刺猬》要东拉西扯，左顾右盼，有意无意搅得个玄而又玄，令大家“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只是恐怕到了后来，刘小枫自己也晕乎了，未必清楚自己在说什么。那么个啰嗦，那么个粘糊，那么个乱乎，尤其那么个卖弄，你叫人读起来，怎么能够不头疼。
　　最为简单的例子，是所谓《题记》。删了它，于文章本身，于作者形象，实在都有益而无害。花了近二千字的《题记》，不过是要告诉大家：
　　1．“萌萌”向他约稿，他“没有理会”，而“萌萌很有耐心，整整一年不断晓以大义，终于没有说动”他。
　　2．他“想说的当然是思想的事情，因为想的仅（？——引者）是思想的事情”。
　　3．“九八年底，想要说的论题明确了：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
　　4．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想要说的论题”的“感觉”。
　　5．有人给他送书，而在这以前他已经买了一套。
　　6．“困惑马上来了。施特劳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拯救与逍遥》〔1〕的立场吗？”〔2〕
　　7．“我怎么会与这个人（指当代政治哲学的要人、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引者）那么相近呢？”
　　8．他“读过不少”书。
　　9．重读施特劳斯和伯林的文章，给了他“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
　　10．他读施特劳斯的过程，开始怎么不懂，后来碰到好“运气”〔3〕，读到迈尔的“疏解”，“意外”地（！）知道了，“原来施特劳斯确大有名堂”，最后施特劳斯令了他“震惊和坚毅”。
　　11．“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4〕
　　12．他什么时候开始写这篇文章，因为什么耽误了定稿期，但是，“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
　　13．在这期间他还有“其他有时限的研究任务”。
　　14．他“到欧洲及美国出差”。
　　等等。真是一筐烂泥，一筐什么都多、惟独少了那种与文章本身必要关系的烂泥。当然，没有了《题记》，读者也就无从知道，那是刘小枫本人在研究“思想的事情”，刘小枫与大师“那么相近”。倘若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么两点，也用不着那么个*4嗦呀，用不着别人给他送书，而“此前我自己买了一套”也上呀。照这个样子写下去，刘小枫在这期间，在这前后，还拿过笔，吃过饭，喝过饮料，上过WC，是不是也应该告诉大家呢？怪不得旁边都有人瞅得连连摇头：“怎么像个女人写的东西。”就是要像个女人写东西，他人又怎么管得着。只是我替《书屋》心疼，知道杂志经费紧张，可惜那么多好纸张，幸亏有公司肯打折扣。当然，更为心疼的是读者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有人自恋，喜欢照镜子，以为自己是一大美人，一颦一笑俱动人，吃喝拉撒都要公之于众，惟恐天下不知，那也不难理解，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弄不明白的是，偏偏还会有那么些人，愿意给他捧镜子。常常觉得迷惑，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偌大一块园子，怎么满地爬着的都是些刺猬，一只只奇怪的刺猬。文学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能气得屈老先生再次跳下江去。其实只要稍稍平下心来，原本也不必大惊小怪。文学青年崇拜某个下脚料“大诗人”，那是他们虽然文学，总还是青年，因而中了哪位编辑的圈套，沦为书商赚钱的工具，情有可原。刘小枫却似乎是学术圈中人，读者应该年岁稍长，至少也是在这个圈中已经混了几年饭吃的人。真是让人想不明白。
　　三
　　注释不规范，也是这位学者的一大特点。读学术文章，老先生常常“倒行逆施”，从注释看起。先看注释，能够简单迅速地了解文章本身的根基如何。一篇文章，且不论其根基怎样，如果注释连规范都谈不上，从学术角度讲，这位大学者的基本功，恐怕还有应该从头开始练练的地方。随手拈出《刺猬》的两条注释来看看：
　　注〔6〕：“Leo　Strauss；〈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Isaiah
　　Berlin；〈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均见James　A。
　　Gould/Vincent　V。　Thurshy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等译，北京：商务版1985，页58—86和页404—441。（以下随文注页码。）”
　　注〔25〕：“参Leo　Strauss；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见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古典与现代的自由主义），Uni。
　　Chicago　Press1989；页10—15。亦参《柏拉图论教育》，郑晓沧译，北京：人民教育版1958。”
　　大家都知道，注释的一个基本功用就是注明作者根据的出处，以便读者查询。这就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列出出处的作者、文章、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和出版社的名字，以及出版的地点和时间等内容。关于这些，国内外学术界都已经形成自己的规范。比如，在国内，注释中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要求列出的是发表后的作者中文译名，因为在国内，较为正规的出版机构出版的读物，汉译著述的作者名字都已经译为中文，按照准确原则，注释应该列出的当然是所用著述作者的中文译名，也就是应该准确地按照所用著述的原有样子列出，否则会增加读者查询的难度。我们看到，刘小枫在这里偏偏不管这些，硬是不列汉译著述作者的汉译名字，而是仅仅列出作者的原名。其本意也许是要告诉读者，他知道作者本来姓谁名何吧。但是，这样一来，刘小枫自己也许满足了自己的什么心，却是害苦了想要查找该书的读者。要是不信，请哪位亲自到北京图书馆走一遭，用“James
　　A。　Gould/Vincent　V。　Thurshy”这两个名字，去查查《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试试看。我们下面给出施特劳斯和伯林那两篇文章的中文译本有关信息；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
　　利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杨淮生译；艾赛亚·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周琪译；分别见詹姆斯·A·古尔德和文森特·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杨淮生、王缉思、周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86页和第404—441页。
　　同时，该书版权页还给出了该书书名和编者名字的英文：
　　James　A。　Gould　and　Vincent　V。　Thursby；e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这里多说一句，让读者明白。刘小枫把该书写作：James
　　A。　Gould/Vincent　V。　Thurshy〔5〕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来，商务印书馆给出的英文书名并没有中文版所有的副标题：“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给出的中文版的编者名字当然是中文译名。刘小枫把这两者混在一块，且不说是否让读者查询不方便，首先实在是给了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关于英、法、德等文字著述出处的列法，最为基本的常识是，按照国际惯例，要用不同的方式把文章和文章所见杂志或书籍区别开来。常用的方法是，文章名字用正体，加引号或不加引号，杂志或书籍用斜体。关于出版者和出版地点、时间，一般的列法是：“地点；出版者，时间”。比如，上面举为第二个例子的刘小枫注释中施特劳斯的英文文章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写作：
　　Leo　Strauss；　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in　Leo
　　Strauss；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Chicago：〔6〕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10—15。
　　刘小枫看来全然不屑于照规矩办理，或者根本就是不懂得有这些规矩。
　　此外，在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刘氏列出“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时，中文译名连个书名号也未加。还有，第一个例子中所谓“（随文注页码）”，刘氏注的是“（〈什么是政治哲学？〉，页77）”之类。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哲学？〉只是一篇文章，它本身没有什么“页77”，有“页77”的是，《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这部书。
　　顺便再提一句，“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从字面上看，明明是“《〔人文〕教育与责任》”，不知何故偏要译作“〈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我辈不敏，百思不能理解其中“微言大义”，小枫先生有以教我。
　　算了，不挑注释的刺了。刺猬身上如果不是满身都是刺，也就不叫做刺猬了，哪里不能挑，何苦一定要扎在注释堆里。随手挑的几根注释的刺，就写了这么多，认真挑起来，那还了得，恐怕得专门写一篇文章。我们还是来看看别的更加漂亮的刺吧。
　　四
　　让人十二分不舒服的是，《刺猬》还特别喜欢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尤其是文字本身都常常别扭到了极致，许多甚至到了不通的地步，比如：
　　“这个题目的感觉来自读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
　　“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推进。”
　　“……我向基督教神学推进，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显得更为坚毅。”
　　“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对照读，‘告别一九九九独白’的感觉就这么出现了。”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拯救与逍遥》的绝对价值论立场并没有完全放弃，而是借助舍勒的价值绝对论与韦伯的价值相对论构成一种紧张，以至于有明眼人责我立场含混。”
　　“……注经学的思想方式……”
　　“……舍勒令我尖锐……”
　　“……非要作出贡献的心愿……”
　　“……信念‘睿智而肝胆照人’……”
　　“……这位现代休谟‘睿智而肝胆照人’的使命……”
　　“……这些问题显得已经被论争了好几千年也没有取得进展……”
　　“〈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