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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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多半放浪形骸，要么不喜欢做官，要么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一辈子，直到晚年才混出点名堂。中年时，他得刘忠诚荐举，奉旨晋见过慈禧太后，后者问了些江南的情况，他都一一回答了；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乃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在彼不在此。“彼”者为何？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文人狎妓，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愧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挲，兴犹匪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姜妙香饰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便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爱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驰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怒中人火气顿消。这件轶事妙就妙在两方墨守输攻，第三方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引人临风怀想。
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哭庵更是倾心以予。他起先最喜欢刘喜奎，可刘对这位老狂生毫不措意，不肯稍稍假以辞色，哭庵便转而力捧鲜灵芝。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在广德楼，刘在庆乐楼，争巧竞妍，比拚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落荒而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屡作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地描画了自己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拚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抛撒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机，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味”的心思便全部暴露无遗了。管它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眼中除了有鲜灵芝，他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哭庵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有句话叫做“人到六十万事休”，已到这把年纪的人肯定闻之刺耳，大为怄气。此话可作幽默一点的解释：“人到了六十岁，无论在哪件事情上，都算是退了休。”可那些不服老的前辈肯定力持反见。是啊，凡事总有例外的，至少哭庵就老当益壮，晚岁仍偷学少年，薰衣刮面，涂脂抹粉。樊樊山抓住这十分趁手的老来俏的题材，多次写诗挖苦讽刺：“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意犹未尽，又补一刀：“妇衣乍可更何晏，男色将来毋董贤。”何晏是何许人？他是曹操的养子，姿容俊俏，是位搽粉专家，世称“傅粉何郎”；董贤是何许人？是汉哀帝的宠臣，二十二岁就官至大司马，权倾一国，其所以暴兴如此之盛，因为他是一位男风（同性恋）专家，正投合了哀帝所好。樊樊山的诗谑而至于虐，真是高手的恶作剧啊。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曼妙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人口，传诵一时。诗中称名伶金玉兰“好娃娃”，赞之为“美味玉兰片”。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南皮（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有一般女伶不易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为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岂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詈不止，迅疾转身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方知此讯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死时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专管制钞）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
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他“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五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为之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而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心之癫痴，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你也许会说，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到达台湾，拟参加刘永福的黑旗军，抗击倭寇。但谁也不理睬他，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在封建社会，国家只是帝族的私产，人民只是皇家的奴婢，主子嫌你忒多事，你还能不敛手抽足，识趣而退吗？哭庵是寒了心的，那时无数士子也都寒了心。若超越历史的固有时空，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眼光去打量，用现代的头脑评议：我们既要赞许一些人为国家大政、民族大义浴血牺牲，也应准许一些人为自我本色、艺术本真而苟全性命，只要他们不曾背叛良知，出卖灵魂，就恁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清末民初的史料中，涉及哭庵笔墨不少，常有其同时代人在肯定他天纵诗才后，即笔锋一转，骂他“色中饿鬼”啦、“花间老蝶”啦、“丑态百出”啦、“文人无行”啦、“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啦，诸如此类。哭庵好涵养，所有诟谇他都照单全收，一一笑领了，并不计较，也不反驳。应该说，他心中了无障碍，活出了自己的本色天真，根本不在乎那些伪君子的詈辞。
三尺积尘依然掩不住血光泪光熠熠然的近代史，多少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联翩而至，复活于眼前，可谓“惊才绝艳”，非此四字不足以形容。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乱世固然是悲哀的，又何尝不是美丽的？哀感之后的顽艳，何等凄其！
哭庵殁于一九二○年，终年六十二岁。有好事者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卷走了，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倘若还要继续问下去的话，后人的问题就会提前浮出海面：“寄迹于这等人间，托身在如此时世，你们为什么而哭？或者，你们为什么不哭？”你我该怎样回答呢？
乱世出英雄
？ 李大星
少年时读旧小说，常见“乱世出英雄”这句话；看样板戏，《沙家浜》里草头司令胡传魁也昂昂唱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那时琢磨不明白：为什么乱世反倒会出英雄呢？按说，从理论上讲，该当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才本是英雄辈出的。乱世之时，民不聊生，斯文凋弊，英雄当是不大适应的才是。
当然，这是少年之见，而且是呆少年之见。英雄的确需要培育，但他们更缺乏的却是那有些宿命成分的机会。从培育上说，即便在所谓乱世，也并非是书生们凭断烂史乘所臆想的百姓们整日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般的情景。当是时，老百姓包括那些英雄们，照旧得先吃饭，而且还得过日子——平平常常的日子。阮小二可以打鱼度日，樊哙可以屠狗为生，破落皇胄刘玄德也能织席编履养活自己。连“不能自食”的韩信也还有机会到南昌亭长家去吃蹭饭，而一位洗衣服的漂母大妈也可以凭打工所得给这位比自己更穷的“王孙”几十天饭吃。天下归谁，说到底，原本是可鄙的肉食者们的事情，“乱哄哄你方唱我登场”，老百姓其实顾不了那许多。再者，那乱世也并非一蹴而就的，是渐渐地变来的。任何制度即便在其走向终结时，也有它合理性成分的惯性作用。而且这种并非占主流的合理性成分往往愈是到最后愈趋向于完善。因为任何统治者原本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即所谓“失去自己的天堂”，他们当然都会竭力维护现行的制度。再说，世事如浮沤，变幻无常，其实，那身在其中的人或阶级其实谁也并不像后世如我们这样清楚地知道某朝某代的究竟起始，所以林教头思量待雪晴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破败草屋过冬，原是平民们的平常心态。上述所谓完善云云，大约也是一种合理——事情总是在向完善的顶级发展，发展到最顶级时，理论上应当是最完善的。尽管这最完善也同时孕育着终结的危机。举最切身的例子，机器化或曰科技化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方便和愉悦，但也同时潜在着莫可测知的危机，比如高智商机器人对人类的反控制（不能简单言之为失控，因为即便人类主观上想控制，有时也未必能控制得了，这还不包括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