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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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提及的另一个“神话”，即所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与《知圣篇》”说，其实也暗藏着维新派与洋务派之争。
康有为原来所治为古文经学。一八九○年春，康有为于广州拜访廖平并读到其《辟刘篇》与《知圣篇》后，认为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是“通经致用”也就是能够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极佳武器，便改崇今文经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作为后来改制变法理论依据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书。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的：“今文学运动的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康）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也。（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然（康）有为之思想受其（廖平）影响，不可诬也。”（《清代学术概论》）“康先生之治《公羊》、治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一持平之论，得到了后世康有为研究者、廖平研究者乃至廖平后人的认同。例如廖平之孙廖宗泽所撰《六译先生年谱》中说：“康（有为）得先生改制之说而倡之，并引《公羊》、《孟子》自助，以为变法之据。天下群以作俑归先生……闻北京政变电讯……谓朝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各书。”（见廖平之女廖幼平所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廖平研究者陈德述在《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说：“康有为承袭廖平的学说时，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又都有自己的见解，多有与廖平不同之处……而且对于证明刘歆伪学提供了新的证据的观点加以说明，从而看出康有为对廖平学说的发展。”继承发展与抄袭剽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言以蔽之，廖平的书是纯粹的学术（经学）著作，而康有为的书则是披着学术著作的外衣借古喻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论性著作，两者的性质旨趣完全不同。原书仍在，有兴趣者自可查阅比较。如果真要究本穷源，廖平的学术思想也不是他自创，而是受到其授业老师湘潭王运的影响。他的《辟刘篇》一书中的“观点”，除“《毛诗序》之伪则为廖平的创见”外，其余“多数是综合了（已往）今文经学家已有的意见”（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第89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这种转相承袭，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常见不怪的通病。须知，在始终强调与统治者保持高度一致的专制禁锢语境中，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学术史上，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原创性的东西呢？在与封建政治密切相关的经学史（与神学史无异）领域尤其如此。如果套用一句现代的习惯用语来说，在中国经学史上始终存在着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从学术史（经学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廖平的《辟刘篇》与《知圣篇》，还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大都缺乏缜密论证，牵强附会论断甚多，学术价值低下，但康有为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则另有其中的重要意义在。
康有为从未否认过自己受到了廖平的影响。而这件公案之所以被后人热炒，仍然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斗争。廖平是张之洞的门生。廖平曾经两次参加院试均落选，第三次参加院试时，其试卷的破题因违背了八股的格式，考官只看了开头的三句，就将其弃置不取；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细心披阅，反而将廖平取拔为院试的第一名。廖平终生都将张之洞视之为恩师，并受到张的器重培养。在戊戌变法以后，张之洞日趋保守，张、康之间的关系也如同水火。为了打击名重天下的康有为，康氏抄袭剽窃廖平学说的传言便在张派人物的推波助澜之下产生，并愈演愈烈。这一涉及到晚清政治斗争的历史公案，在《康文》的笔下又作为新的问题和“神话”提出，并以此对康有为的学术乃至做人的品格进行质疑，确实使人惊讶。
正如《康文》所说的：“我们可以说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温故戊戌年》一书的结论。”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根据这本文学作品（据《康文》说，这是一本“历史报告文学”作品）所提供的“莫须有（或许有）”证据来“重新认识康有为”并对其进行大加讨伐呢？实际上，无论是在《康文》所说的历史教科书中，还是在专业研究者的学术论著中，从来就没有人如同《康文》所说的，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惟一主角”。在严肃的史家眼里，康有为不是神，也从来没有人将他当神看待；康有为本人及其弟子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如同某些专制者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人禁言而为自己造神。实际上，由于康有为晚年未能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同步，对其的批评甚至批判仍然多于褒奖，对康有为进行严肃的研究与公允的评价，“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沉默”过，更没有“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一）过去的神话”，当然更不是“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才重新认识康有为”。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反而对康有为感到同情，感觉到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太理性化、太政治化从而太苛刻了。不管他自己、他的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是否将他（自己）看成是圣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作为，与先秦的那位孔圣人何其相似：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不愿屈从于主流权势的自由意志，他们同样而因此如同丧家之犬到处流浪去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论他们的政治观是维新、是改革、是进步、是保守、是复古、是倒退，他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思想、理想与自由意志并为此热血沸腾地奋斗和惊天动地过。虽然这种兴奋不免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过于天真和不合时宜，在虽已日薄西山但犹作困兽斗的专制政治的强力下不堪一击，从而碰得头破血流，但毕竟曾经像人一样活着过。这些，难道不能使那些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便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地屈从于主流权势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活了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人感到脸红和汗颜？从这种意义上看，康有为又是一个“圣人”。中天的太阳也有垂薄西山之时，驰骋沙场的斗士也有人老体衰之日，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当一个斗士老了时，还能要求他怎样？
出身于官僚贵族之家颇有资财的康有为晚年在西子湖畔建造别墅，有什么证据说他享受的是“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康有为晚年生活巨大开支的来源，可参看清史研究者马洪林所撰《康有为大传》第570页，辽宁出版社，1988年。这里不赘）？在一夫多妻尚为法定制度下的康有为边写宣传众生平等的《大同书》边纳小妾的陈年老帐（其实对这件事最早提出批评的还是康有为的弟子陆乃翔、陆敦靧为自己的老师所撰《新镌康南海先生传》，见1929年万木草堂刊本，第48页），较之大力宣扬“天下一家”、主张男女平等“天下都是兄弟姊妹”、让他人夫妻之间禁欲如果不禁即“点天灯”及“五马分尸”而自己却妻妾成群、将妇女作为纯粹纵欲宣淫的性工具、稍不顺眼就对其“云中雪飞”（太平天国“斩首”之专用黑话隐语）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似乎也够不上值得翻出来言说的罪恶。既然对这些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多年来都是歌功颂德的齐声大合唱以至形成了时代最强音，对一位晚清遗老在当时尚属“合理合法”的些许家庭小事或“作风问题”，又何必兴师动众地大加谴责？有兴趣的人如果将道学家的目光从晚清遗老的身上往后世稍微移动，多关注一下那些贪赃枉法、用纳税人的钱建别墅、嫖娼妓、拥小蜜、包二奶但又一本正经、道貌岸然、自认为代表民意而神圣得不得了的“人民公仆”，将他们的“神话撕开一个口子”，揭穿他们“掩盖了的一切对他们不利的事实”，不是更能“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和更具有值得言说的现实意义吗？
《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
？ 周一良
谢泳同志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掌握丰富的资料，分析深入透彻，且富于同情，我读后常常深为感动。但这篇《杨联陞为什么生气》（载《书屋》杂志2000年第10期），我却有不同看法。
此文根据赵俪生先生的书，似乎杨联陞是一个毫无礼貌、不近人情、甚至自命为美国人的“高等华人”，我想这中间是有误会。大概赵先生和谢泳同志都不知道杨联陞是个有病的人。一九五八年，他开始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后脑子活动无法控制，烦躁不安，没有一刻安宁，身体虚弱无力。严重时甚至立下遗嘱想自杀，必须进医院进行电疗。一九五八年犯病后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份才开始好转。以后每一两年病一次，一般少则三五个月以后好转，长则经年，大体上三年里面有一年是在生病。
杨联陞是很好客的，差不多每周都有两三次招待客人来吃饭，来客的留言簿三十年中就有十六本之多。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就绝对不会请客人来。据道申同志所抄录的留言簿来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留言簿全是空白，这恰是赵先生访美的时间。以后的五月、六月、八月、十二月共只有四次来过客人吃饭。道申同志从日记中查他父亲的诗词，一九八六年有诗十三首，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才又有一首，中间全是空白。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九八七年四月赵俪生先生去美时，杨联陞很可能尚在病中，或者大病初愈。
今年四月中旬，恰巧道申同志的儿子华岳赴美留学，于是叫他到祖母那里查阅他祖父的日记。华岳电话报告说，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这一天的日记是：“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71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气一女士照应不力。”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日记不同，显然是日后加上去的。
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首先，他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其次，两人那一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个字和赵俪生书中所说又似乎有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谢泳同志怀疑杨联陞那一席话，是他回想起清华做学生时期，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之情况而引起的，这种解释我也有所怀疑。
据我所知，杨联陞作学生时，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到美多年以后于政治更不关心。在他心目中，业务高于一切，他一九七三年回国主要是因为总理对回国探亲的赵元任夫人说：“杨联陞、毛子水（两人都是胡适指定为其整理遗稿的人）我都知道，我们欢迎他们回国看看嘛！”杨联陞当时很小心，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怕连累他们，只有周一良因为是“梁效”成员，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求见周。从这种心态看来，说他还斤斤于几十年前清华同学中左右派之争，似乎无此必要吧。
总之，杨联陞是否如此生气，如果生气是为什么原因，恐怕还是个谜。
关于杨联陞去美，并非公派。经过是这样的：我经洪煨莲先生介绍，给当时在北京的哈佛大学教授贾德纳先生搜罗并翻译日文资料。三十九年前我获得哈佛奖学金，将去美国，贾德纳很愿意我再推荐一人帮他，我当时初识联陞，对他极为佩服，但不知他日文如何，所以征询了钱稻孙的意见。钱认为可以胜任，我就把他推荐给贾德纳先生。后来贾回到剑桥，想让我继续帮他阅读日文杂志，而我那时已领取哈佛的全时奖学金，不得再兼职业，因此贾德纳先生自费邀请联陞来美一年帮他工作（贾家里比较富裕，故有此能力）。联陞到美后，在贾家吃住，以后因受知于赵元任先生遂领取哈－燕京奖学金，成为正式研究生。谢泳同志文中说：“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不够确切。
关于《胡风牢友张广天》
？ 令吾刚
在友人处翻阅去年的《书屋》杂志，无意中见到老威的《胡风牢友张广天》一文（此文后收入《中国底层访谈录》），细读之后，不禁哑然失笑。这张广天谈当年监狱的情况简直是信口开河，而关于胡风的叙述，也是半真半假。想来，那真的部分，大概是从“正宗的”胡风牢友那里听来的吧？
笔者虽然曾与胡风先生同吃一锅牢饭，但这么多年来，却一直不曾以“胡风牢友”自诩。坐牢的经历，本来是作为写书的素材，秘不示人的，但为了纠正老威先生记叙的张广天的瞎吹，避免以讹传讹，这里只好把自己当年与胡风同牢的情况公之于众了。
我是因为反对“文革”、反对个人迷信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判处死缓后被送到四川省第三监狱的。这监狱当时代号是一○一信箱，专门关押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戒备森严，有三道高墙。监狱左边确实有一条河沟，但张广天说“沿着河沟走，是铸造和磨砂车间”，这就错了。当时河沟两旁是一中队的菜地，后来到一九七七年左右，才将烈士墓下直到小河沟的一大片地方圈进监狱，修建了新的金工车间。而直到一九八一年夏我平反离开监狱时，铸造车间仍在监狱老工厂扩建后（1972年）的西南角。张广天说监狱“里头有八个队，两千多犯人”，这也不符合事实。我记得监狱犯人最多的一年是一九七一年，也不过一千人左右，还包括地处三岔河的煤矿中队在内。那时监狱里只有五个中队（并非“大队”）：一中队——农业中队，二中队——麻布中队，三中队——机械中队，五中队——建筑中队，还有一个医务中队。没有四中队的叫法，四中队是医务中队还是煤矿中队，我一直未搞清楚。
张光人（胡风）确实在二中队，但张广天自称是胡风所在犯人小组的“学习组长”，这“头衔”就错了。那时的犯人组长叫“记录”，含义是每晚犯人学习发言时负责记录者。所谓“劳改大组长”，也无此“头衔”，当时是叫“中队犯人值星员”；犯人互称“同犯”而不叫“同改”；管教干部，犯人称“干事”而不称“政府”；各中队队部有“指导员”而不叫“教导员”。张广天说“监舍主要是水泥通铺，排排躺十几个。我睡最里头，靠着桌子，我安排张光人睡我旁边……”瞎说！当时牢房确实是每组一排躺十几个人的通铺，但并非水泥的，而是约半米高的木框架，薄薄的谷草上面铺的粗制竹席，俗称“猪儿窖窖铺”。每间牢房两排，两个犯人组，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牢房内没有桌子，也没有放桌子的地方，只是通铺的最前端，靠铁栅门两边的铁栅窗窗沿条石上镶一块巴掌宽的长木板，充作“桌子”，以供睡通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