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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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欲为，公然以自然的主宰者和地球的管理者自居，是到了该迷途知返的时候了。苇岸先生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些，从而开始了自觉的观察与思考。苇岸先生认同梭罗陶冶内心世界的主张：“人必须忠于自己，遵从自己的心灵和良知；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生命十分宝贵，不应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人在获得生命所必须的物质之后，不应过多地追求奢侈品而应有另一些东西：向生命迈进。”他像梭罗一样，过着“朴素到禁欲程度”般的隐士生活，他的所有文字和血骨相研磨，他是用克己自制、厉行节俭的生命形态和同情弱小、怜恤生灵的悲悯胸襟向芸芸众生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有限的地球除了要养活人类，还要养活人类的奢侈和虚荣。工业革命发生仅仅二百年间，人类便为此走到了自身所造成的各种毁灭性灾难的边缘。”“如果不遵循土地道德，人类智慧的成就同时就成为了人类愚蠢的表现，最终人类将自掘坟墓。”“人类如何挽救自己？……超越人道主义。即转变人类‘自然界的面貌都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利益安排出来’的观念、态度与生活方式。”“在万物中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价值和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也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人在其中将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他的这些闪耀着诗意光泽和穿透力的作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罕有的那种不随流俗也无法模仿的精神遗产，使众多文人学者精心编撰的兑水文字相形见绌；大地同时也失去了一颗谦卑地和万物荣辱与共的仁爱博大的独特心灵。环顾世纪交替的中国文坛，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徒步吟游过来，代替苇岸先生，把他的清澈、晶莹、温良、朴素、谦卑和纯粹还给我们。
苇岸先生秉持“土地道德”，朴素、节俭和克制地生活着，并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动植物结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进行了一项关于农事的仪式——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去感受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来临。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仍一以贯之地保持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他主张大自然的权利，人类与自然应和谐相处，不能因为贪欲而毁坏人类生存的根基。苇岸先生认同的这种“土地道德”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近年来在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又可称生态伦理ecoethics，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它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力图通过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负效应，确立起人类实践行为的伦理原则及其规范，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它的实践性很强，同时又可构成为一种至高的精神信仰），而体现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生命准则和精神向度，是一种与当代人灵魂处境息息相关的大地美学和存在哲学（即依据一种具有地域性、全球性和历史性的环境伦理，把地球视为充满生命的千年福地，一片由完整性、美丽、一连串伟绩和丰富的历史交织而成的大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他第一个表达了土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思想，他的《大地上的事情》是惟一一部把土地道德作为一个文学观念和思想主题来抒写的启示录和赞美诗。在一片“世界温和、大道光明、石头善良”的描述中，苇岸先生引领我们回到大地——人类及万物荣衰的母体，唤醒了我们作为大地之上一个诗意的人所具有的信仰和良知。不管立足大地还是平行于大地，谁会不爱宁静、充实而意蕴深远的生活呢？在我们拥有城市文明、拥有高楼大厦、拥有网络股票、拥有地铁汽车的时候，在我们四周充斥了太多血腥的、阴暗的、晦涩的、无聊的文字垃圾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莫名地烦躁，会倍感孤苦，但是苇岸先生却朋友似的进入我们的灵魂：让世界突然安静下来。苇岸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我们身旁空旷，坐在暗淡和怀念里，抚摸苇岸留给我们的那些有足够温度和亮度的文字，抚摸他“光明的豆粒”一样的圣徒境界，抚摸他平静而美好的大地上的事情，我感到希望的限度和无限，感到作为人的高贵和谦卑，于是咏叹“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该有多美多好啊！
现代写作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谋生写作、效率写作，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写作。苇岸先生的写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他以一种静默倾听的方式反观自己的生存境况，对工业化中国的未来命运忧心如焚，对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所带来的痼疾、对人性的扭曲、对地球家园的不负责任（人类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充满忧思。在一个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他以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和古典的审美方式生存，并将自己沉重的肉身和人格超凡的生活自然生成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性写作：以农业文明来反抗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他的这种诗性写作超出了一般作家对博大、深厚、柔润的乡土母性的热爱，蕴涵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的、文明的批评力度和深度。他用他的诗性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不断拯救被破坏的人类文明的可能。海德格尔说：“纯粹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无诗意的。”苇岸先生的天赋、血质、秉性、信念、精神，使他最终选择了散文这种文学方式来确立他与世界的关系，他早年的诗歌时期对他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自觉地实行素食主义；倡导土地道德；过着简朴俭省的生活、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山山水水；居住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带等）来写作对抗现代化的诗意篇章。他的散文作品中所蕴含的最纯洁的诗意汁液远比当下流行的诗歌要饱满丰富得多。他写作视角和创作姿态的源头来自西方，譬如取材、写法、描述、语言等就深受西方零度写作、陌生化写作的熏染（如德国的现象学、法国的新小说派等），当然也有古汉语的浸润。他让“原生”状态的大自然对象与原根性的记忆在文本中“自动呈现”和“自我叙述”，从而开始了人与自然和好的建设，即主体与对象物之间建立新型的主客体关系。他的这些文本提升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内涵、性能、质量和美感。苇岸先生是喧哗与骚动的当下文坛之外的另类作家：他生活和行吟在养育自己的本土上，关注四方；他知道大地的脉络，河流的走向；他熟悉劳动的姿态，农事的细节；他了解普通人的尊严，简朴的内涵；他懂得家园的意义，人类全部生活的根基。其实他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罕有而弥足珍贵的异数，他似乎不太可能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这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是革命与恐怖、救亡与启蒙、和平与发展，没有他生存的文化氛围和精神谱系，但他还是执拗而清苦地生长于田园、泥土、动物、植物、季节、蓝天和青山之间，独自一人以羸弱的身躯主动承担了对创伤累累的大地母亲的守护。在他饱含诗意想像力的文字中，他凭借着柔韧的审美触角，穿越了恐怖与仇杀的文革年代以及冷漠和喧嚣的商业时代，直抵创造的本原和灵魂的深处，把他自己对存在的追问、对生命万物的关爱楔入人类精神文明的拱顶。在如此泛滥放纵的浮躁文化里，苇岸先生对人类文明的主动承担和不懈努力有可能被滚滚红尘遮蔽和湮没，人们的自妄、疯狂、愚蠢、平庸以及不择手段使苇岸先生和《大地上的事情》悲剧性地成为了“异数”。大地并不是为我们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它是先我们人类而自在自为的，我们没有理由以俯瞰大自然的人类霸权来对大地的母性无限度挥霍和掠夺。苇岸先生彻底揭示了中国北方这块大地之上无穷的朴素美和诗意美，他对大地、对人类和对大地上的一切事情的观察和体味，有一种近乎孩子般视觉的开朗和平阔。他用辽远、神奇、童真、审美的目光深情地抚摸过大自然的泥土、动物、植物、季节、家园，同时又葆有一颗纯粹、素朴、真挚的爱心昼夜倾听深藏于大地心脏的声音，并用他那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男中音歌唱着绵绵不绝的田野的乡愁。他像终生热爱和赞美俄罗斯农村的叶赛宁那样，用虔敬、深沉、委婉的音质颂赞永恒的大地和乡村，“因为人性的主要贮存器之一，就是土地、动物和人同它们的交往”（前苏联作家阿勃拉莫夫语）。当他把洁白、清澈、高贵的思想如芦苇根须一般延伸到大地深处的时候，一切却戛然而止，就好像“这个大地上的异乡者”（Fremdes，特拉克尔语）。苇岸先生这种逼近灵魂的叩问和追索是人生最深层次的主题求证：回到天荒地老，回到永恒乡土，回到亘古田园……苇岸先生的整个“大地之旅”，不仅从地域时空的散文层面，也从索解求证的哲学层面，更从精神归宿的诗化层面，质朴、清新地书写出了他对农业文明的坚持和对工业文明的拒绝一次次脱胎换骨的过程。这种乌托邦式的追寻可以无限度地接近这个梦，接近这块广大辽阔、深邃纯净的土地，但也许永远无法追回曾经纯粹曾经完美的家园。苇岸先生的珍贵、卓绝和伟大是因为他不知倦怠地行走在大地深处，不断追索人类“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与民众共呼吸、与大地同跳动。苇岸先生试图以一种“大地诗性”来反物化、来反异化、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用照相机、用笔、用心灵去承载去记录去拥抱大地上一切蠢蠢而动的生长声音和他最后迎接死亡的仪式本身就是对工业化拒绝与抗争的一次次身体意象演示。在“二十世纪这辆加速运行的列车已经行驶到21世纪的门坎”的时候，他满怀深情地告别了人世间，就像他自己临终遗言一样，他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适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一个错误”。在二十世纪末吞噬一切的物质主义汹涌洪流中，苇岸先生的出现和存在简直是尘嚣里的一个奇迹，他关于“土地道德”的书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具有震聋发聩的开拓意义，他与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梭罗等人一样，都是以崇高的精神而使人类免于堕落的伟大灵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为有了苇岸先生和他闪耀着土地一样朴素、温和色泽的经典散文而不再在世界文学宝库中颗粒无收，他的名字会与布丰、法布尔、赫德逊、列那尔、薄宁、希梅内斯、史怀泽、卡逊等一道镌刻在人类精神大厦的建设者名单上，散发出永不熄灭的艺术芬芳。他的书和他的人一样在他生前是冷清、寂寥和隐没的，若不是他的早逝和未尽其才在文坛内外引起一阵唏嘘，他那些有着世界文学视野以及罕见的深刻度和前瞻性的作品与思想甚至有被湮灭的可能。今天我们重新发掘被霸权话语遮蔽下的苇岸先生其人其作，是有着特别重要的文学史的意义。
苇岸先生的精神导师、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患上了肺结核症，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了，就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梭罗因肺病在康科德平静安详地逝世，终年未满四十五岁，比早逝的苇岸先生只大六岁。他们都是把思想与人生完美地结为一体的先行者和远行者，两人的一生同样都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上，充满悲恸和敬意地说：“这个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至少还不知道它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让他留下未完成而又无人能接替的工作就离开了人世，似乎是一种损失；对这样一个高尚的灵魂，在他未能向他的同辈真正显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就离开人间，真是一种侮辱。但他至少是满足的。他的灵魂是属于最高贵的阶层的……哪里有知识，哪里有美德，哪里有美好的事物，哪里就是他的家。”爱默生的这些话移在夭折的苇岸先生的身上，也是丝毫不过分的。由于与苇岸先生同处一个时代，距离太近的缘故，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怎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在许多年以后苇岸先生将与梭罗一样会被人们不断发现并逐渐理解，也是未来文学史家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对文学的贡献将是超越时代和不可限量的。
感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特别是湖北武汉地区文友们的关心和援助。新生代作家刘继明先生在得知苇岸先生病逝的消息后，多次与我谈到苇岸先生的价值。他说在书店见到过《大地上的事情》，再去买时已没有了，就托我买一本，以便他写一篇从大文化背景下谈论苇岸先生思想价值的文章。此外，胡发云、王石、华姿、徐鲁、樊星、昌切、张新颖、谢泳、林贤治、周实、周同宾、何锐、树才、王家新、黑大春等文友在不同场合，均与我在电话和面谈中交换了对苇岸先生人品与作品的看法，并一致惋惜他的夭折。
在编定这本《上帝之子》后，我要衷心地感激所有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们的支持，他们无私的援手使我感受到在这样一个人心物化的商业主义时代，人间真情的可贵和温暖。
鲁迅先生说过，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我利用这四个月闲暇时间，替湖北美术出版社编了这一本书，不仅仅是为了对亡友作个交待，而是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们能够从苇岸先生蘸血而写就的文字、摄影作品中读懂一颗更深入腠理地洇入了自然和艺术精髓的灵魂。那么，苇岸先生也就虽死犹生了。
时光流转，被苇岸先生深情的目光抚摸过的生灵们依然兀自生长、繁衍、变迁，继续着大地上的事情，而苇岸先生自己却早已走远了……苇岸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未曾消失的是他的品质和精神以及那些清澄见底、沁人心肺的作品，正如法国诗人雅姆所说的：“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他彗星一般短暂而耀眼的命运和创作，可以用《庄子·知北游》中的这几句话来表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上帝之子》苇岸著，袁毅编，为《弄墨丛书》之一种，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4月1版，定价25元。
我的郑重声明
？ 力 新
我阅读了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二○○一年第四期《书屋》上刊登的李辉、杜高写的《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一文，在该文第九页上写道：“我还想到一件小事。这个小院是创作室的宿舍，正房住的是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贾克。入冬以后，我看见贾克的爱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皮大衣推着自行车去上班，我一眼认出她穿的是路翎的大衣。
在朝鲜前线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件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哪里去了。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大衣里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当我又看见这件大衣时，着实吃了一惊。”
我叫力新，就是该文中说的“正房住的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贾克”的爱人，我读后十分气愤，认为这段文章对我纯属造谣中伤，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