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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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ury China）刊物仍在继续出版，部分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文章。（4）国外讨论中共党史问题的会议和活动极少举行，而与之有关的民国史、抗战史、中外关系史会议经常召开，也邀请中共党史研究者与会。有的国家如意大利等研究力量较少的国家也努力争取筹备和参加这类会议，以提高该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研究的不足方面。从国外学者的感受和国内学者见闻所及，国外研究似存在以下缺陷：（1）研究容易受到本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形势和本国国内形势的左右。两国处于敌对情况下往往提供的研究经费多，正常的情况下反而减少（如美国）。这使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时张时弛，仅能停留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附属学科地位，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独立的专门学科。（2）中国的目前情况，使国外研究者不易受到80年代所提供的基层调查和利用材料的方便，以致他们慨叹“访问者收费太高”；且因以前与之合作的国内研究者不少出国或下海，有的国外学者感到难以找到“能干的中国搭档”（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D．香博编《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夏普出版公司，1993），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扎实地进行，作出高质量的成果。（3）研究者对中共党史的阐释，多从其价值观出发，强调一定的模式，诸如从集权主义、多元化或从制度结构模式来考察。90年代强调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形成完整地说明中共党史的新的模式。但若拒绝运用马克思主义（极少数学者这样做了），这种模式方法往往导致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至于心态史学法倘不从实际出发，也有的成为主观臆测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均有损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科学性。（4）国外研究者还缺乏不同形式的、有效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９０年代国外专门的中共党史国际研究会议，甚至没有召开过。就是中国召开的中共党史会议，也几乎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国外学者参加。中国与外国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和隔膜本来就影响他们学术的进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或削弱交流与合作，就难以克服制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不利因素。
通过上述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的初步分析，围绕确定有关的研究选题，似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一）90年代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确实有了颇大的进展。国外学者吸取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和资料进行他们的撰述，而我们评述他们的撰述并取其所长丰富我们的研究，已经形成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们应该看到，国外撰述中“金玉”与“败絮”同在，特别是他们插手泡制违背中共党史真实的所谓“著述”并广为传播尤应引起我们重视。国外政治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而中共党史研究亦影响国外政治。据去年５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意测验，美民众将中国视为对手的人有所增加，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固然由于美国新闻媒介的负面报道所致，但与某些歪曲当代中共历史状况的读物占领国外文化市场和误导作用不无关系。
（二）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９０年代初开始重视。后因某种原因，原有刊物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等却又先后停刊。尽管学界掌握外语者日多，而能十分熟谙用之于对外交流者仍属寥寥。已出版的有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的专书或文章内容均较粗略，以致人们难以准确认识国外研究的实际，造成有的歪曲中共党史真实的国外著作及其中译本竟在国内长期流行，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此建议，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应当加强。可以确定适当的选题鼓励学界了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者进行评析。比如说，《剑桥中国史》有关中共党史部分的评析，《中国季刊》（1960～2000）与中共党史研究，《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与中共党史研究，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与成果评价，都应该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写出有质量的论文或专著。
21世纪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将继续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将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和繁重任务。我们在进行中共党史研究时如能重视对国外研究情况的了解和成果评析，无疑会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会带来益处。
（本文系参照马贵凡、张惠才研究员和梁怡副教授撰写的有关调查资料写成的。）
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
？ 李振声
章太炎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夫，不仅为他的门人后学所敬重，也为他同代同辈政治、文化、学术观念不同甚至截然对峙者不得不佩服，这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并不多见。鲁迅称太炎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是我们所熟知的。胡适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太炎先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该文历数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著述史，认定只有七八种书够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资格，即必须系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自成体系者。他随之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归入他有着严格限定的“著作”之数，使之与近代以降享有盛名的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比肩，指陈太炎先生的“古文学功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能不能成就“一家言”，是胡适衡定是否具备“著作”资格的一项很重要的指标，否则只能算是结集、语录或稿本，就算不得“著作”。鲁迅、胡适是章太炎的学生和后辈。同辈的梁启超又是如何看待章太炎的呢？梁著《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八》，虽对章太炎作了有保留的评价，如称“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学也”云云，但对其继往开来的学术气象，在小心翼翼闪烁其辞的贬抑中，毕竟忍不住说了些揄扬的公道话：“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中略）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中略）盖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
与周氏兄弟一起同为太炎先生主持东京《民报》笔政时期，在一个小范围内得以亲聆太炎先生讲授《说文》、《庄子》的许寿裳，在其编著的《章炳麟》一书中，对章氏学术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这其实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共识，并非许氏所能独有。
论及章氏思想学术历程，他的两份自述提供的线索甚为清晰，颇足参考。一在《菿汉微言》全书最末一则，一为《自述学术次第》。现就《菿汉微言》作一摘引：
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其后为诸生说《庄子》，间以郭义敷释，多不惬心；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珈》、《华严》相会……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以为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
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论语》所说，理关盛衰……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
……自揣平生学术，始时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邪？后生可畏，安敢质言？……
“转俗成真”、“回真向俗”，此一勾勒章氏思想学术转捩和迁移的简约句式中所揭示的“真”／“俗”之辨这对概念，显然是章氏独有的估量和考评某一思想、学术和人物是否符合他心目中理想范式的基本价值标准。但章氏对这对基准性概念的论述稍带诡辩色彩，常随具体语境有不同的用法，褒贬并非固定不变，殊难把捉；不过此处的意思大致还是可以分辨清楚。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的另一处曾就真俗之辨有过一个界说，“成就俗谛者，依分别智认识；成就真谛者，依无分别智认识”，似可借用。太炎先生是以清代朴学的承传人和发扬者自我期许，开始他的学术和民族革命生涯的，早年本标举“实事求是”之学，等视九流诸子，不独尊儒学，中年援佛证庄，体验到了建构自己哲学世界过程的高度精神愉悦，并进而以《齐物论释》为枢机，以庄证孔，以不齐为齐，开始重新坦然容纳诸多价值的同时并存，重新认识新旧儒学的价值，晚年对儒学浓重的现实精神感召多有认同。这“真”主要指经由法相唯识之学，参悟得庄子“齐物论”的奥义，是指这段达成哲学汇通和建构的心路历程。以佛家唯识之学印证庄子齐物之论，力求排遣名相的封执，也即分别智的障蔽，臻达“以不齐为齐”的通达圆融之境，这一形而上层面上的努力，自是真界追求的体现。以佛证庄、撰构《齐物论释》的时期，也是章氏一生中思想、学术最为活跃、通达之时创获也最为丰盛的时期，章氏本人对此期著述期许颇高，人有睥睨天地之概。这点待后文详及，这里且按下不表。
一
1896年12月，章辞离诂经精舍，应汪康年、梁启超之请，到上海《时务报》任撰述。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这样记述：
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时务报》于上海，耳章名，特礼聘为记者，章梁订交即在此时。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
章早年也向往维新变法，但又从一开始就与康梁派存在分歧。个中原因较为复杂。这里边有今古文经学术渊源的不同，所谓门户之争的因素。章氏治学崇实，对古代典籍和事件主张审慎考订，把儒学经典当做历史文献看待，尊《左氏》而祖刘歆，表彰《左氏》而攻讦《公羊》，接受的是“实事求是”和“六经皆史”思想学术一脉。这一古文经学的治学路子与康有为“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之正”，以《公羊》三世说为政治上变法维新的张本，并以《大同书》说太平世，专讲“微言大义”，好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今文学路子大相径庭。康改造今文经学为戊戌变法张本，不乏解放思想一面的意义，但缺陷也是明显的，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省的，“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注重家法师承，固然是古文学家的本色，但章氏的着眼点，更主要是在弃绝援引攀附，坚持思想学术上的“矜己自贵”。学者贵于自得，学术重在独创。对当时风云际会，专以“调和”“攀附”自矜为“宽容旷观”的时流之辈，章视其为无所持守，进退失据，耻与为伍。梁启超倚重日译西方近世学术思想，及从“万木草堂”学得的“史学、西学之梗概”，糅杂以“训诂辞章之学”的根柢，左右摭拾，即凭其“笔锋常带感情”，放论时势潮流，在章氏看去，自可归于大可为之一“患”的中国学术“汗漫”之病。梁氏心情敏感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开战”，自属自矜旷观、进退失据一路，宜乎其为章氏所不喜、不屑并不遗余力攻讦。但对古今文门户之争也不便估计过高。事实上，章入《时务报》之初，也间或采用今文学成说，刊于《时务报》第十九册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即是响应梁启超《变法通议》一文所撰，内中便采用了今文学著名的通三统说；而章氏十分推崇的古文经大师孙诒让，当时也很推服梁氏的《变法通议》，应该说今古文在这里并不是完全无法通融。章、康分歧关键在康的尊孔设教，是始终视孔子为“古良史也”的章太炎所无法认同的。章氏对孔儒老子各家的评价前后大有变更。早期的论文《诸子学略说》和专书《訄书》，对孔儒老子批判甚力，论列儒学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又据孟子称赏孔子的名言“圣之时者”，推定孔儒因湛心利禄奔竞，少有道德操持，以致“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6〕指陈老子的事事以卑弱自持，是胆怯心怵于现实利害；少勇猛无畏气概，故去力任智，讲究权术诈取于人。《訄书》后经重新删增，修订易名为《检论》时，内容“多所更张”〔7〕。尽管如此，章氏早期论文《诸子学略说》并没有否定孔子的学术贡献，对“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的孔子，则始终是肯定的。这一点前后期并无不同，他否定的是定孔儒于一尊、立孔子为教主，认为康之所为，不仅无助于真正逼近孔儒真性，反足以导致偏离〔8〕。并且最难容忍的是，定于一尊，势必违背思想自由独立之原则，成为思想学术的桎梏，〔9〕这正是他要不遗余力反对的。章氏后来深思精研所采获的“以不齐为齐”的齐物哲学，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悬空架构之物，而是这一早期不专尊儒学平视九流之学的学术思路自然推进和上升到哲学层面的结果。反过来，“以不齐为齐”的齐物思想在具体学术层面的推衍和落实，必然带来提升诸多非主流学术系统或因素的地位，打破由某一主流学术独统天下的垄断局面结果。这一层意思嗣后本文将有所论及，这里暂不展开。
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戊戌维新一派发起过一场“元气淋漓”的“排荀运动”。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将中国千年专制归罪于“荀学”，这一本以思想启蒙为旨归的对荀子的有意误读，却为秉承乾嘉学风的章氏难以接受。他的《訄书》初刻本即以《尊荀》始，《独圣》终，大有针锋相对的况味，认定孔子之后，惟有荀子堪称“后圣”，意在对当时思想学术界作出纠偏。
但在我看来，还有一重分歧的原因，其实也是读解章太炎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章对思想者之于其所提出的思想或所处理的既成思想资源的关系，所持的相当独特的看法。章氏是在个人一生的重大挫折中开始其思想和学术苦旅的，因此他的思想学识（尤其前期）不纯粹是那种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紧连着他的血肉，饱含生命质感的。在章看来，真正的思想和学术，总是与个人生命精神之间有着一层切肤之痛的关联，出自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