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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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军队本身战斗力的低下，很快就败下阵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炮舰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称臣，被迫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后，又被迫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样，西方侵略者不仅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强占了香港，迫使清政府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而且还取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医院、传教自由等许多特权。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政治和经济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从此江河日下，顿失颜色，清政权逐渐由主权独立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日益受制于西方列强。
　　十几年后，西方资产阶级又为扩大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急于打开更多的贸易口岸。于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再次惨败，统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协退让。被迫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以换来一时的安宁。然而，英法政府远不满于《天津条约》中攫取的种种特权，得寸进尺，以“换约”为名，于1859继续北上，先后占领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军逼至通州。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焚毁了当时闻名于世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可悲的是，无能的咸丰皇帝吓破了胆，带着后妃和一些亲王、官员慌忙逃往热河。
　　面对侵略，清政府愈发无能，国门洞开而又无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经撕开，列强便纷至沓来争着分一杯美羹。贪婪的沙皇俄国自19世纪开始便不断地占领我国东北和西北的领土。它乘两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短短几十年中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的“东方恶魔”。
　　19世纪末，世界主要列强迅速发展壮大。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其资本主义又与封建经济的残余及天皇制国家机构交错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国家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觊觎朝鲜之心，并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的领土扩张。在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以为有机可乘，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政变。之后，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在朝鲜驻兵的权利。1894年，日本乘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朝鲜。对出兵援助朝鲜镇压起义的清军不宣而战，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甲午之战”正式爆发。
　　面对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统治集团“帝党”和“后党”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势力强盛，权臣李鸿章认为敌强我弱，应该“避战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强出面“调停”。他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也曾求救于德、法、美三国，但都无功而返。显然外国侵略者无心帮助中国，而是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这种消极抵抗的行径，把清军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于准备自己60寿辰的庆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现状。她在甲午战争期间置敌兵压境于不顾，当京师士大夫中有人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时”，她竟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结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战期间处处妥协退让，延误战机，致使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未等战争胜败定局前，反动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求和投降活动。1895年，李鸿章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中国人向历来臣服自己的东瀛岛国投降！丧尽了民族尊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大量输出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强大量借款，从而加深了清政府对列强财政的依赖，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权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剧增又引起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清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和赔款，加重了对百姓的搜刮，广大人民的负担更趋沉重。地主、官僚、贵族趁火打劫，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天灾加于人祸，大批国人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
　　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不能唤醒腐朽的清统治者。国势倾颓，列强环列四周，清统治者并没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清朝宫廷内部就发生了为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政变。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逝，遗诏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恒、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她与恭亲王奕相勾结，在1861年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肃顺等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慈禧从1861年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开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败的历史时期。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运。其中最令中国人痛心的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维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变及由此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女人——慈禧。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属女真的叶赫部落。叶赫部落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被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即是仅剩一个女子，也是灭亡满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
　　慈禧18岁时虽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丛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以吸引咸丰的注意。咸丰帝见她长得标致，就封她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深得帝心，又被封为懿嫔，后生下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咸丰帝马上封那拉氏为懿妃，进而加封懿贵妃，恩宠冠绝后宫，并常和她议论国事。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此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就病死了。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拥立载淳继位，改年号“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帘听政，肃顺等八大臣却不让她干预朝政。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中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说：“咱们没有兵权，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在征得东宫皇太后同意后，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
　　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恭亲王奕说：“六王爷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说：“本王爷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奕第一天哭灵，第二天便要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竭力阻拦，但奕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去劝慰一下，总可以吧！况民间婚丧，人伦犹在，难道皇家就不讲人伦之道了吗？”
　　正说话间，一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人只好躲在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师作部署。
　　奕回京后，又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等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样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间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亲王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途中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色已晚。他刚刚入睡，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营帐，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这一年适逢旧历辛酉年，以故叫“辛酉政变”。处置了八大臣后，那拉氏和奕便安排载淳登基，废“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奕的权谋智慧，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此时，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政权的稳固，在奕集团的主持下开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选派留学生、开矿山、修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举措。但是，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没有能使中国走出困境，主要在于慈禧的阻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谋略和手腕，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具备治国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为此，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甚至尖锐对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牵制，内耗不断，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这也是同治新政不能比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一大原因。


风雨飘摇


　　风雨飘摇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为了支付巨额赔款，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就贫困，受尽官绅地主的压榨，加之突如其来的债务，生活更是难以为继。求得活路的唯一途径，就只剩下反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几次应试不第，厌倦八股考试。他目睹了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无能，决心放弃功名，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汉装的西方传教士，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他把一桶干净的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从此狂热布道，发展会众。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都加入到信教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碎，把儒家典籍付之一炬，此举遭到当地乡绅的围攻。无奈之下，他们到广西传教，并创立“拜上帝会”。此后，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开始为期二年的著述，他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农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对压迫、剥削等理想结合起来。他宣传天下人不分贫富贵贱，都是天父的子女的宗教理念，号召人民起来造反，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日，洪秀全组成太平军，领导“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宣布正式起义。太平军在攻下永安后颁行天历，制定各种制度，其政权的雏形基本具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破了清军重重包围，长驱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对峙十余年的农民政权。此后，太平天国进行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太平天国的政权也因此得到巩固。
　　然而就在太平天国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形势十分有利之时，农民阶级的小农意识却恶性膨胀起来，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明显。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8月22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盛气凌人地以“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之下，封杨秀清万岁。心里却对杨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入京诛杀杨秀清。双方所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翼王石达开闻讯后急从湖北赶回，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赶紧连夜逃走。直到
　　月，洪秀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但不久，又对石达开心生猜疑，封自己的两个无能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出走。从此，太平天国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锐力量惨遭破坏。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剧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军心动摇，人心涣散。军民都发生了信仰危机，太平天国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虽然不断地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太平军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成了清廷对付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以儒生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和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对士兵进行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扰民、嫖、赌、抽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势的军事训练。以后又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这两支汉人的武装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同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开始正式与清廷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使太平天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险恶的形势。
　　1864年，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一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十几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