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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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还保持着克制：蒋介石没有借皖南事变继续大打；毛泽东没有借皖南事变大闹。
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蒋介石要顾忌各方的批评，毛泽东要考虑大敌当前。国共大打，“渔人”日本就会得利。这样，国共双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决心。
毛泽东的反击，只是在政治上、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如毛泽东所言：“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蒋介石呢？也只局限于新四军，只局限于说新四军“违抗军令”，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没有烧到整个中共。
毛泽东在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便作出这样“有节”的策略规定：“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给蒋介石留点“面子”。毛泽东写道：“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蒋介石的名字……”正是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互相指责中保持了克制，国共濒于大破裂的局面，终于得以挽回。最使蒋介石尴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居然便在二十四日把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表明，蒋介石一旦与毛泽东大决裂，日本便会大举进攻！
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三十日发表讲话，声称：“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日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和中共重新和好。不过，国共关系从冰点渐渐升温，要有一个过程。最初，双方都别别扭扭，冷冷淡淡，圆睁怒眼，板着面孔。
周恩来在这阴晦寒冷的时刻，机警地指出：蒋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寻找台阶……
毛泽东也很清楚时局的转变。他在二月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判断：“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
真是尴尬人偏遇尴尬事。蒋介石正在找台阶下台之际，碰上了棘手的难题：早在皖南事变前十来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了。内中，中共参政员依然是毛泽东等七人。同时还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幕。眼下，三月一日逐渐临近，而中共却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十二条”，他们就不出席会议。蒋介石本来是以国民参政会来装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会议，理所当然使蒋介石尴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条”，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就明明白白地开列了：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开列的这十二条，是蒋介石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明白，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十二条的。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了一些颇为微妙的话：“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十二条，乃是一种“政治攻势”。
毛泽东索性把这“政治攻势”闹大：让周恩来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把这十二条干脆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周恩来还说明，在这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在这一“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显得被动。虽说蒋介石想约周恩来一谈，但圣诞节的那次谈话犹在耳边……于是，只好请国共谈判的元老张冲出马。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张冲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在反反复复的国共谈判中，他们建立了友谊。
张冲在二月十九、二十日两天，来见周恩来，并不断给周恩来打电话、写信，请求周恩来暂且撤回给王世杰的公函，以便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并由他从中安排周恩来和蒋介石见面。张冲对周恩来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答曰：“反正已经半翻脸了。下一步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出什么结果。”周恩来拒绝见蒋介石，使正在寻找台阶的蒋介石失去了台阶。可是，国民参政会的开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蒋介石显得十分焦急。无可奈何，二月二十五日，张冲只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来，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描述：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时……张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参政会。
张冲差一点给周恩来跪下来了，还是不行。
周恩来摇头，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摇头；周恩来不松口，实际上是毛泽东不松口。
张冲要跪下，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跪下；张冲求饶，实际上是蒋介石求饶。
翌日，张冲又来。显然，他又奉蒋介石新的指令而来。
果真，张冲降低了条件，说：“七位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可否请正在重庆的其中的两位──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周恩来依然摇头，说道：“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张冲又退了一步，说：“如果连董、邓都不出席会议，那么可否选毛泽东进入主席团名单？”周恩来答曰：“这岂不成了单相思！”张冲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邓两人之中，去一个人出席会议也好。”周恩来挖苦道：“国民党请客，被请者是‘奸党’，而且还要‘奸党’去捧场，岂有此理！”张冲连忙解释说：“骂你们是‘奸党’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张冲所说的中央也就是蒋介石。张冲也请周恩来转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泽东。
周恩来答道：“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中央的。中央说，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希望是决不会有的。”
即便是周恩来如此严词拒绝，蒋介石在第二天还是说：“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蒋介石派张冲“三请”周恩来，周恩来仍拒见蒋介石！蒋介石无可奈何，又派两批特使，前去动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依然无效。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是以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来表示对皖南事变的抗议。也正因为如此，他千方百计要拉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给王世杰打电话，探听消息，询问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三月一日上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及中共的胜利：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
也就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骂蒋介石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这个大流氓！”当然，毛泽东这一着棋，使蒋介石尝到了皖南事变的苦果。三月六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说明》的长篇报告。这是他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作出正面答复。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十二条”作出分析：“综观他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军事’、‘政治’与‘党派’三部分。”蒋介石逐一进行答复。这样，毛泽东的“十二条”、中共的立场，也就广为人知了。关于中共，蒋介石称之为“在野党”。他说：“就党派来说现在国内党派，由于历史演进的结果，事实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以及各党大小与历史久暂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之内，更应该人人平等。”照蒋介石这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而两党是平等的。这等于完全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认为中共是“共匪”了。
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指责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蒋介石又一次呼吁，请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出席会议。蒋介石说：“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精诚团结……”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名义，致电中共七位参政员，再一次敦促出席会议。
毛泽东当即在三月八日，以中共七位参政员的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回敬了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虽未指名道姓，却尖锐地指责了蒋介石：“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唯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
毛泽东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了不能赴会的原因：“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蒋介石实在被动透了。在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的情况之下，他还不得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毛泽东笑谓蒋介石是“阿Q主义”！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国民参政会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说要约见周恩来——离那血肉横飞的皖南事变不过两个月！这一回，毛泽东骂蒋介石为“大流氓”了！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张冲称蒋介石是“吃软不吃硬”，其实蒋介石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是欺软怕硬。毛泽东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结果蒋介石反而软了，反而要约见周恩来！这一回，周恩来去了。为了缓和气氛，宋美龄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刚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