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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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十多天后——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十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九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毛泽东名落孙山，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呢？他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便接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重要。于是，他在三月二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所以连国民党“一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包惠僧回忆录》，一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要蒋介石屈居程潜之下，作为一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三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四月十四日才打点行装启程，二十一日到达广州拜见孙中山。四月二十六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翌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五月二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蒋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床，军服笔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孙中山自任黄埔军校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党代表一职是中国军队中从未有过的，是仿照苏联红军建制设立的。六月十六日，黄埔长洲岛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高悬着红色横幅，只是横幅上的字自右至左横写（如今中国大陆习惯于自左至右横写）：“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操场上，响起嘹亮的快节奏的国民革命军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孙中山在如雷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他的一席话，说出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我们今天要创办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孙中山痛切地说：“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现在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自己的革命军队。”头戴黑檐大盖帽，身穿四个衣袋军服的蒋介石，听着总理这番话，对于校长一职的重要性，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携妻回故里
当蒋介石在广州红红火火的时候，毛泽东却和妻儿先是回到湖南长沙东北隅的板仓冲——毛泽东的岳父、岳母家，过了春节。然后，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正月十四），头一回携妻返回自己的故乡……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韶，美好之意。韶山，即美丽之山。据《毛氏族谱》记载，毛泽东原籍江西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吉水县）。
在元朝末年，毛泽东的祖辈毛太华参加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朱元璋当了明朝皇帝，奖赏三军，毛太华在湖南湘乡县分得田产，于是毛氏定居湖南。后来，又从湘乡迁往湘潭韶山。如此这般，毛氏在韶山繁衍，毛太华之后第十八代人毛恩着，字翼臣，便是毛泽东的祖父。毛恩着生一子，取名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此人便是毛泽东之父——毛氏家族按“祖恩贻泽远”排辈，毛泽东属“泽”字辈。
毛氏祖宅坐落在韶山冲上屋场，是一座当地人称为“一担柴”的平房，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里。蒋介石出生于盐商之家，后来成为军人，他的气质是军人加商人；毛泽东祖辈向来务农，而他熟读文史，具有诗人加农民的气质。这一回毛泽东回故里，身边站着穿大襟蓝布衣、短发、大眼睛的妻子杨开慧，乡亲们投来热情的目光。
韶山的毛氏公祠变得热闹起来。毛泽东在那里办起了农民夜校，杨开慧也成了那里的教员。公祠里传出琅琅书声：“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这里教的不是《三字经》、《百家姓》，教的是“新学”。毛泽东教到最后一个“洋”字，借题发挥起来，引出了“洋油”、“洋火”、“洋人”，又从“洋人”引出了“列强”，引出了“打倒列强”……杨开慧呢，她教学员们唱新歌：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在家乡，毛泽东的神经衰弱症，仍日甚一日。他的友人贺尔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述毛泽东当时的疲困之状：“润之（引者注：即毛泽东）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得很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毛泽东在韶山毛家祠堂成立了“雪耻会”，惊动了韶山土豪成胥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韶山热得像蒸笼一般，毛泽东忽得来自湘潭县城的密报：“润之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令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赵恒惕，遐迩闻名的“南霸天”。当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时，赵恒惕曾以“全体湘军将领”名义通电反对。他当然视毛泽东为仇敌。不得已，毛泽东匆匆告别妻儿，告别故乡韶山冲。到哪里去呢？向南，到革命的中心——广州去！毛泽东刚走不久，二十多个拖着长枪的“团防总局”士兵便包围了那座“一担柴”毛宅，一无所获。
杨开慧带着孩子在韶山冲亲友家躲了两个多月，未见毛泽东返回故里，只得去自己老家长沙板仓冲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掌枪杆子 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参加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匆匆逃亡广州。他到达广州时，已经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九时二十五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这就像一口洪钟坠地，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一九二五年七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那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五十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此男子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罗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向导》，第一三○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为许崇智僚属。于是，八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于是，九月十九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人”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著，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的“正宗”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一九二九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派”，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难堪！这位孙中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分子。戴季陶正陷于风波之中，何况他已站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立面了，当然他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成了虚设，毛泽东也就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 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今是《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虽说《毛泽东选集》上注明此文的写作（发表）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实际上此文首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由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一百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不过，载入今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当时的原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为一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