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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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十月六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在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
毛泽东的《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一段话，表明《南洋商报》的消息完全准确。毛泽东宣告：“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一家远在新加坡的民间报纸，能够如此准确事先披露北京高层的重要动向，足以表明此报有人“通天”，表明曹聚仁非同一般的背景。
果真，在炮击金门的紧张时刻，曹聚仁来到了北京。曹聚仁带来了海峡彼岸的信息。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致函周恩来，这样谈及曹聚仁：“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
显然，对于曹聚仁此次来京，毛泽东故意“冷”了他一下，与上一回全然不同。那一次，毛泽东原本是要出席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却未赴会，抽出时间会晤曹聚仁。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其实是做给蒋介石看的。
毛泽东不理会曹聚仁，却在此后所写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中，忽地提及了新加坡的《南洋商报》：
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的领导人了，七天为期，六日开始。你们看见十月五日的《南洋商报》吗？行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
在一份政府文告中，如此显眼地提到海外一家并不很有影响的报纸，是不寻常的。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原定十月十三日发表，临时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不发表了。内中的原因，据云是由于有一段文字写及台湾那位孙立人将军，称之“美国走狗”，而台湾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孙立人是因“阴谋叛乱罪”被蒋介石于一九五五年八月撤职，后遭软禁。
毛泽东在这篇未发表的文告中，还曾算了一笔国共历史之账：
让我们算一下账吧。我们和你们历史上有过两次和谈。一次，一九四五年，各党派开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重庆，通过了一个全民团结共同建国的协定。是谁撕毁这个协定的呢？国民党。又一次，一九四九年，两党代表团聚于北京，议定了四十八条和平协定，双方全权代表签字同意。是谁不愿意批准这个协定宁愿继续打下去的呢？国民党。由此看来，你们经验虽多，不会总结。你们不自反省，反而归结为共产党不可信任。颠倒是非，一至于此！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戏剧性的炮击金门
炮击金门，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战例。万炮齐鸣，不是为了去占领金门，而只是为了示威；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没完没了。除了八月二十三日那天的炮轰是突然袭击之外，此后的炮击竟事先通知！打了一阵子，考虑到金门给养发生困难，那就“高抬贵手”几天，等给养运上来了，再打……天底下，哪有这等打法？
十月十三日那天，毛泽东没有发表写好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另外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在这份命令中，毛泽东便宣布：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
毛泽东还指出：
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五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这一文告，并非上次未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是毛泽东另写的一篇新文告。
这一回，毛泽东以彭德怀名义发出新的命令：
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战争，堪称史无前例。
毛泽东还以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为例，警告蒋介石：
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
在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等的信中，对于炮击金门又作了新的规定：“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
十一月三日，是单日，毛泽东忽然下令大打，猛轰金门。毛泽东于十一月二日上午五时在郑州下达命令：“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也真有趣，蒋介石则希望共和党取胜，民主党失败。
炮击金门，就这样戏剧性地持续下去，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半停半打，半打半停。每逢节日，诸如春节，则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发表公告，声明节日期间停止炮击，以便金门军民和大陆同胞共度节日。
一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和十九日，毛泽东下令大打金门。内中的原因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
豪威尔在那几天访问台湾。
顺便提一句，艾森豪威尔自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出任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又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再次当选总统，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连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卸任。
尽管毛泽东只是炮击金门，并不准备攻占金门，蒋介石也知道毛泽东的用意，反而把调子唱得更高了。按照蒋介石的习惯，每年的“双十节”、元旦和青年节，他都要发表文告。这些文告都是经蒋介石反复修改后发表的，据云有的改了十次之多。在这些文告中，蒋介石反复强调“誓死坚守金门”，“金、马、台、澎为亚洲反共阵营之中流砥柱”，“金门为坚不可摧的反共前哨”。
蒋介石还一次次组织人马，前往金门视察、劳军，声称金门的一寸土地也不能送给中共。内中，光是蒋经国到金门便达一百二十三次之多……
自一九六二年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逐年为台湾国语影片和影艺人颁发“金马奖”。“金马奖”以金质战马奖杯为奖品，取意是双关的：既是“如金之真纯，如马之奔腾”，又是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象征。以金门、马祖命名“金马奖”，据云是为了褒扬“英勇的抗击精神”。戏剧性的炮击金门，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延伸到一九七九年元旦，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文告，宣布结束炮击金门。徐向前的文告说：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如今，当笔者前往厦门采访，厦门前线却已成了旅游“热点”——人们争着在那里用望远镜一睹金门风光，所见对岸，一派和平景象，国民党士兵毫无顾忌来来往往，与当年炮击金门时别若天渊……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大陆的经济失误让蒋介石幸灾乐祸
蒋介石自从退到台湾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早在一九五○年六月，蒋介石就已提出这样的战略性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年年在号召反攻大陆，年年成了一句空话。不过，细细探究，倒也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时，或者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使大陆发生困难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调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达到了高潮。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一般泛指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虽然名为“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与中共经济建设思路有关。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便已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习的东西”。毛泽东不熟习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中国大陆吃了大亏。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
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入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五十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亦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于是，中国大陆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七千人说，他在去年六月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
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所说的“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习的东西”依然不熟习！依然“还不懂得”！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习”“不懂得”倒也罢，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习”“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入危机，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正如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中国大陆陷入经济困境，使蒋介石兴高采烈。蒋介石这种幸灾乐祸之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在“九全”大会上，由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政治报告。陈诚说，由于“三面红旗”，毛泽东“惨重地失败了”，“造成空前未有的严重饥荒”，“使大陆经济全面破产”，“激起了大陆人民的强烈反抗”，“政权随时可以崩溃瓦解”。
陈诚还把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击金门以来渐渐沉寂的炮声，称为国民党“台海炮战的辉煌胜利”，是“反攻复国斗争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蒋介石则号召，“向反攻复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敌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案》，并决定筹建“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蒋介石视察金门发动了“勿忘在莒”运动。莒，今日山东莒县一带。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国大将乐毅率兵大败齐国，齐国国土大部分丧失，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莒人不忘复仇，苦心经营五年，终于在齐国大将田单的率领下，打败燕军，反攻复国，获得大胜。蒋介石发动“勿忘在莒”运动，就是要台湾军民向莒人学习，反攻复国。
毛泽东呢？他喜欢中国古代寓言，他向来访的法国总理孚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