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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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对江西的朱（德）毛（泽东）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担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不再与蒋介石合作，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猛烈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又爆发蒋、胡之争。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胡汉民被骗至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遭到软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汪精卫看准了时机，第三次跟蒋介石作对。汪精卫举起了“救护党国”、“打倒独裁”之旗，联合反蒋派，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向全国发布《反蒋宣言》。于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讨汪，爆发了宁粤之战……看来，在四分五裂、群雄并存的国民党里，蒋介石欲成为最高领袖、“绝对权威”，也并非易事。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国共分别确立了“蒋汪体制”和“毛张体制”
就在蒋汪对抗、宁粤冲突之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沈阳北大营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发动突然袭击，炮轰沈阳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导致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三千万人民的东三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落入日军之手！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慨之情。汪精卫借此机会，猛烈抨击蒋介石，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时达到了高潮：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二全”大会，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眼下，竟然有三个“四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和上海举行！在南京，蒋介石主持了“四全”大会；在广州，孙科主持了“四全”大会——理应由汪精卫、胡汉民主持，会议开了一半，胡汉民回粤主持；在上海，汪精卫主持召开了一个“四全”大会。
国民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日军侵略，民怨沸腾，而国民党的“三巨头”又如此分庭抗礼！无可奈何，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口中嘟嘟囔囔着“娘希匹”，蒋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总算蒋、汪、胡三派合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下野”于奉化，汪精卫“称病”在上海，胡汉民也说自己“血压高”，留在广州。“三巨头”都没有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露面，会议由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蒋、汪、胡三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此外，改组国民政府，推举空头元老林森为主席，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没有“三巨头”出席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毕竟缺乏权威性。就在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半个多月后，一场重要的幕后交易在杭州进行：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从老家奉化来到杭州，住入澄庐。他写了一封密信，托陈铭枢、顾孟余赴沪，面交汪精卫。一直“称病”的汪精卫见信，立即精神抖擞，百病皆无，赶往杭州。于是，这两个多年来互为政敌的巨头，在澄庐通宵密谈，“相见甚欢”。这次密谈，变“蒋汪对抗”为“蒋汪联盟”。消息不胫而走，胡汉民气歪了鼻子——因为汪、胡有密约在先，两人联合反蒋，谁也不与蒋单独密谈。如今，汪背弃了胡，胡也就决心独力与蒋、汪对抗。蒋、汪携手，返回南京。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三月六日，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掌握军权。从此，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从此，国民党形成了维持多年的“蒋汪体制”，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胡汉民则在两广主持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跟蒋、汪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但毕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盘。在蒋、汪之间，蒋掌兵权，实力胜于汪……
在中共党内，斗争也颇激烈：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下台；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左”倾盲动错误而下台；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而遭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实行“左”倾教条主义……这一右三“左”，折腾着中共，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共党书》，以讥诮的口吻，论及了中共的党内斗争：“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处指民国纪元，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下同，
不另注）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十八年六次大会（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邓中夏退却路线的荒谬，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论，你们便再若干年，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辩着共产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无论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线，左的，右的，折中的，总之是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蒋介石先生告共党书》，载中统局内部编印的《转变》一书，二九九至三○○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版。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中共确实正处于领袖危机之中——由于中共那时没有一个能够稳稳地掌舵的领袖，这使中共连连失误。然而，在蒋介石说那番话的一年多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为中共舵手。从此，中共形成“毛张体制”。张，即张闻天，当时用“洛甫”之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军权，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毛泽东也走过了曲折的时浮时沉的政治道路：他上了井冈山之后，与朱德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他为党代表。这样，他的最初的称呼曰“毛党代表”。一九三○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这样，人称“毛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对毛泽东的习惯称呼便叫“毛主席”。不过，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历受打击，他又几番病重，以致一度误传他病逝，共产国际还为他发了讣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顶帽子：一曰“枪杆子主义”；二曰“一贯机会主义”；三曰“狭隘经验论”。
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毛泽东未曾在苏联受训，得不到共产国际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从苏联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排斥。然而，毛泽东毕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显示了他的睿智和才华。特别是处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谁就会在党内、军队享有威信。如果说蒋介石还算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一点军事的话，毛泽东则连这么点“资本”都没有。诗人气质的他，原本书生一个，写文章是他看家本事，打仗则纯属外行。奇怪的是，此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居然从中谙熟韬略。虽说也曾打过几回败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敌制胜。就连蒋介石坐镇指挥，也多次败在这位“笔杆子”手下……如此这般，当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连连指挥失误，几乎断送了红军之际，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呼声甚高，也就顺理成章，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张体制”。
从此，“毛张体制”的中共与“蒋汪体制”的国民党相对抗，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棋手（即“旗手”）的两党对抗的“棋赛”……虽说在此之前，蒋介石跟毛泽东有过几番较量。那时，蒋介石似乎对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不屑一顾，称之“朱毛股匪”，先是几番“会剿”，接着又几次“围剿”——不过，那只是大搏斗之前的“热身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终于从覆灭的边缘得以挽回，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红军挺进陕北，在保安站稳了脚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的红军，在陕北迅速扩大，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于是，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较量……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陕北小城保安成了“红都”
每当有贵宾来访时，古人常讲究“出廓相迎”。廓，外城也。对于坐落在黄土地上的陕北小城保安来说，那一道砖墙之外，就算是“廓”了。保安，“保障安全”之意，位于肤施（今延安）西北，原本是唐朝抵御外敌的要塞。一九三四年改称“赤安县”。一九三六年六月则改称“志丹县”。志丹，即刘志丹，红军著名将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保安人氏（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四岁的刘志丹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阵亡，于是这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故乡——志丹县）。
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小县城，自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起，成了世人瞩目的“红都”。在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移驻此城。虽说小小保安简直无法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相比，毛泽东所住的那口简陋的石窑洞也无法跟蒋介石豪华的办公室相比，不过这里毕竟也是首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政府主席便是毛泽东。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张体制”以来，红军逐渐走出了困境，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落脚于延安东北角的小镇瓦窑堡（今子长县县城）。一时间，这座小镇成了临时“红都”。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高双城部队袭击瓦窑堡。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向西退至磁窑，然后转往保安（那时叫志丹县），在这“保障安全”的小城安顿下来。就在毛泽东住进保安的石窑洞不过十来天，一位勇敢的“高鼻子”——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封锁线，成了进入保安的第一位“外宾”。七月十六日，斯诺在石窑洞里首次拜访了毛泽东。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如此记述他当时见到的毛泽东：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斯诺：《西行漫记》，六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斯诺还写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引者注：指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就在斯诺访问毛泽东五个多月之后，一彪人马沿着黄土山路朝保安城进发。来者十余人，从西安乘汽车来到洛川，然后改为骑马，向北疾驰。骑者一律穿张学良东北军军服。为首的一位，年约四十，相貌堂堂，颇为斯文。与其说是军人，倒更像书生。这一队人马离保安尚有二十余里，一位穿红军军服的长者，出廓相迎。两人见面时，长者刚说了一句：“老叶，一路辛苦了！”那来者便大笑道：“林老，你不是来接我，你是来接‘光洋’的！”那“老叶”，乃叶剑英也。“林老”，则是林伯渠。林伯渠所说的“光洋”，是他从叶剑英拍来的电报中获悉的。林伯渠那时任财政部长，手头正拮据，得知叶剑英此行运回五万光洋，喜出望外，理所当然出廓迎接。虽说五万大洋，还只是蒋介石悬赏毛泽东首级的二十五万大洋的五分之一，不过对于困顿之中的红军已是久旱甘霖了。叶剑英哪来这么多光洋呢？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马夫”叶剑英潜入西安
那是两个多月前——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也是一队人马，出了保安城，朝鄜县（今富县）张村驿前进，由那里进入东北军驻地，再换乘汽车，直奔西安。那一行人，穿国民党军服。为首的那位，胸佩“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圆形证章，显然是长官。不离长官左右、腰扎武装带的，则不言而喻是副官。还有一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风度潇洒的，则是秘书。这一队人马，据云是中共派往西安的代表团，去与张学良进行谈判。其实，那位长官名唤边章伍，三十六岁，河北东鹿县人氏，早年倒是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师参谋长。但是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参加宁都暴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任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师师长，并参加了长征。那位副官，二十九岁，河南镇平人氏，姓彭名雪枫。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红军师长、师政委，并参加了长征。至于那位秘书，平素便有着“小开”的雅号，刚入而立之年，江苏宜兴人氏。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为人精明，还曾长期在中共特科工作。他的知名度颇高，潘汉年也。在这支队伍里，还有汪锋、吴自立等。
队伍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是一位穿国民党士兵服的“马夫”。此人才是整支队伍的真正的长官——叶剑英将军。这支队伍，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保安窑洞里逐一审定，派往西安。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跟那位“马夫”作了长时间的密谈。这支队伍在鄜县张村驿进入东北军的防区。东北军一位姓刘的师长已经接到张学良的密令，用汽车送他们前往西安，一路上畅通无阻——毛泽东正在和蒋介石下一盘历史之棋，他把叶剑英一行作为一颗“暗棋”，挺入西安城内。坐镇西安的，乃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海陆空军副司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张学良。那时，在蒋介石的眼中，共产党是“匪”，称之“共匪”。所谓“剿匪”，即“剿共”。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上海《中华日报》在刊载“西北剿总”成立的消息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彻底肃清匪患将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俟组织就绪蒋委员长亲往巡视将来由张学良常驻指挥一切匪主力窜至甘川陕边境我即开始围剿年仅三十五岁的“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众所周知，是“东北王”张作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