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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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认为，民主有利于抵抗灾难，可以避免大范围的饥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度高，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死亡吧。如今一些人不允许公众讲话、透明度低，当然不至于把人饿死，但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何益处呢？
从一次饭局想到的
？ 格 桑
前不久，朋友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小型聚会。饭局开始时，大家略显拘谨，特别是几位女士面对满桌菜肴更不知何从下手，生怕有辱斯文。东道主为活跃气氛，大声地说：“诸位别客气，随便吃，像吃公家一样的吃。”话音刚落，举座为之腾笑，饭局也渐入佳境。
席终人散，朋友说的那句话总在脑际盘旋，久久挥之不去。许多年下来，老百姓对公款吃喝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于是各种各样讽刺公款吃喝的谣谚便传开了，如“一包烟一月粮，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等等，无不体现出民间的智慧和苦涩。
“像吃公家一样的吃”，如果把这句话说给印度人听，人家一定会莫名其妙，因为在印度根本就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忙各的。况且印度人把超度灵魂视为人生的首要目标，而口腹之欲正是妨碍灵魂超度的最大障碍。其实，何止印度，在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洲，公务员的开支都有非常严格的预算，小到一年需要多少纸张、多少墨盒都有详细数目。除了必不可少的接待活动，绝对禁止用公款吃喝，即便是必要的接待也力求简单。据北京律师韩传华说，荷兰的一位政府官员请客吃饭，公布菜单时发现有一盘鹅肝，因为鹅肝较贵，这位政府官员便被辞退。在俄罗斯，公务员更将请客吃饭视为畏途，因为申请和报账的手续极为繁琐。比如报账，至少需要三位领导签字才能实行。所以有的公务员请客后，眼看几个月报不了账，就干脆自己埋单了事。
从世界反观中国，有一种观念比较流行，即只要不贪污、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于是久而久之，公款吃喝便大行其道。许多餐馆酒楼人声鼎沸、推杯换盏的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公款支撑起来的。在一些公务员的心目中，公款吃喝具有买醉、施恩、市惠、邀宠、固宠等多种功能，何乐而不为呢？有些贫困县和贫困乡镇，经费本来极为短缺，但公务员照样大吃大喝，以致欠下巨额债务后屡屡被人告上法庭，有的甚至要变卖办公楼才能还债。如此荒唐的事情，怎不叫人大跌眼镜！
这些年来，公款吃喝现象备受国人关注。据《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高达两千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其数量更为庞大和惊人。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三项累计为九千亿元；另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介绍，从1978年到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中国的行政成本增加八十七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当然也有另外的说法，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认为，根据各项统计，中国2004年的公款消费合计为一千二百多亿元。尽管各方对公款消费的统计差别颇大，成了一笔糊涂账，但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公款消费必存在很大的节省空间，则是毫无疑问的。
公款吃喝不仅浪费大量钱财，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权力拜物教。试想，一些公务员酒足饭饱之余，大笔一挥即可潇洒走人，那份面子，那种气派，如何叫人不动心呢？怪不得时下许多人把签单当成了快意人生的重要标志，没有的梦寐以求，得手的深恐或失。
公款吃喝盛行，是否说明中国人特别嘴馋，特别能吃呢？我看并非如此。中国的饮食文化固然有不少陋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在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也正是各级政府虽然颁布了许多限制公款吃喝的规章制度，而实际上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应当说，中国广大纳税人对税款的流向、用途是很关心的，但他们在履行义务之后如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又切实缺乏有效的途径和渠道。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必然导致政府行政费用的透明度不高，从而给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也要看到，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三大难题依然困扰着无数家庭。就拿读书来说，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要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就很不容易，更别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家庭了。据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国人强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投入，缓解教育产业化的不良倾向。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投入还不到GDP的百分之四，尚赶不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中国能堵住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将节省下来的钱用在刀刃上，完全可以有效地缓解上述三大难题。
建设节约型政府，在人口庞大的中国特别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 黄 波
先查辞典，陈旭麓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北京政变”条曰：“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国民党联合倒曹锟、吴佩孚的主张，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协议，于20日秘密回师北京。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22日将总统府卫队缴械遣散，幽禁曹锟。次日联合发布通电，主张停战；又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罢免吴佩孚。11月2日曹锟宣告退职，由黄郛组成摄政内阁。4日内阁议决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旋由摄政内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5日执行。11月中旬奉军违约入关，长江流域数省一致拥段。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次日冯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兼总司令职。”
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异乎？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的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冯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云云，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旧军人天良激发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至于为什么驱走一吴佩孚，又来一愈加凶恶蛮横之张作霖，为什么掀下曹锟，又请一段祺瑞，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等等问题，只好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了。
恕笔者眼拙，实在不能从这次北京政变中看出什么革命色彩，也实在弄不懂冯玉祥与张作霖合作，其对国家民族之意义就一定胜过他在吴佩孚手下做事。当年的冯之大将鹿钟麟后来回忆这次政变，曾详加分析冯与直系在经费、地盘方面的矛盾，和他政变后对自己实力和地位未有扩展反受掣肘的苦恼。如果认同这种说法，那么就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得出一种判断：北京政变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政变一样，不过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利益再分配罢了，而所谓国家人民实未与焉！
对这样一起拆滥污的事件，本来是不会有向来爱惜羽毛的胡适的身影的。可事实是，胡适偏偏卷了进去。这一切都因为溥仪出宫。
从前面引述的辞典条文看，“溥仪出宫”实在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龙蟠虎踞的冯玉祥来说，简直等于搂草打兔子，顺带的功业。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炫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绘声绘色回忆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种种部署，但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这其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以下所引胡适来往书信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于11月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李书华、李宗桐致胡适的信，则正好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看法：“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这一事件的余波还延续到了1925年，这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在报上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京；同年8月26日，因胡适没有参与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说胡适“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较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反对冯玉祥逼宫的人虽有段祺瑞等人，但公开站出来称赞胡适的，却似乎只有溥仪的师傅、英国人庄士敦，他认为胡适“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胡适为什么要冒着被大众舆论指为“复辟余孽”的风险为清室说话？一般人会立即想到他的先后两次进宫。说起来，这也是现代史上的有名公案了。“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鲁迅以他那特有的笔法将这一事件高度浓缩为十个字，精练当然足够精练，但无疑也遮蔽了好些本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内容。胡适的二进宫一度成为敲打他的一根绝好棍子，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胡适见了溥仪请求免跪拜的可笑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现在对此事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了，也终于明白，还是当事人胡适进宫后写的一篇文章最合情理和逻辑。胡适在那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中说：“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正像理学家说的“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一样，正因为胡适没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里，十七岁的溥仪只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寂寞而可怜的少年，这无疑是一种人情、人性的视角。考察他与溥仪往还之种种，他的这种视角都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溥仪出宫，他还特地到溥仪暂时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问，并劝其出洋留学，愿意予以协助。追论胡适在北京政变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适当注意他与溥仪之往还，也不能不注意他观察溥仪的这一视角，说他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难的，但这种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那种旧式士子“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悖时的情感。
北京政变发生，溥仪被军人驱逐出宫，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大致有三种：一是遗老一派；二是虽非遗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在清室有大丧之际，背负欺侮孤儿寡妇的名誉，如段祺瑞即是；三是从法理角度表示反对。胡适自属于后者，他的意见的要点有二：一是对清室的优待是一种条约，为签约一方中华民国所认可和接受，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二是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应以暴力胁之。胡适的意见有没有道理呢？回顾昔日优待条例之产生，应该说它是政争双方妥协的一种结果，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双方都不愿妥协，只会使战事难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说这一条例并不是只对清室一方有利。当年对双方都是利好的条例，怎能随着共和政体的巩固，因其需支浩繁，现在就转而说中华民国对清室过于优待？当然，时过境迁，条例可以修正甚至废止，但如何修正或废止，订约双方应该首先找到诉求的交集，如果只有一方自说自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决定，命令另一方执行就是了，还能叫什么共同遵守的条例？细读“修正”后的优待条款，我们当能发现，其实就是军人一方也是承认所谓条例应该以双方共识为基础的，否则这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开头就不会有这段话：“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决定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云云了。看来军人一方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一个平等协商的结果，可事实是，“鹿钟麟催啦，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这是为各种史料所明载的。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看得出来，这种观点是和胡适接近的〔1〕。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