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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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而顿成明星的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而且，由于梁启超曾是民初‘进步党’的党魁，在五四时期还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因而人们通常也说梁启超邀请罗素是为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张目助威。”虽然冯先生在这里强调了如果我们仅仅“将罗素视为中国政治上反动或学术上保守的一党一派的客人”将会犯很大的错误。他坚持认为，罗素应该被视为当时中国新知识界的客人。“讲学社”及其他邀请、接待罗素的团体、学校，并未将罗素的讲学活动打上鲜明的政治派别的印记。在五四时期那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毋宁说他们主要是从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角度出发，希望从罗素那里获得新的知识。而罗素在华的一切讲学活动也是以中国的新知识界为对象的。但是，冯先生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派系林立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他说：“由于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和学术背景。由他们出面来邀请、接待罗素，自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
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尊杜贬罗，实在还牵涉到他与梁启超之间在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领导霸权的角逐争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胡适刻意宣扬杜威的学说，并以杜威思想在中国的正宗继承人自居，多多少少也有利于提高他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望。后来，鲁迅先生就讽刺过新文化运动中有人借西方或别国的权威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装神弄鬼，吓唬本国的落后者：“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所以，正如有研究者评论的那样：“许多受外国教育的中国人与他们的东道国形成了不可割裂的联系，提高他们的东道国，在许多方面也就是提高他们自己的价值。”
俞氏三代悼亡诗
？ 谢超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德清俞氏是江南赫赫有名的一个文化世家，俞樾、俞陛云、俞平伯的学术与文学成就素来受人敬仰。作为俞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俞樾（1821～1907），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放河南学政，次年即被御史曹泽（登庸）弹劾试题割裂，革职回京。俞樾仕途生涯只有短短三年，凌云之志未能实现，然“拼命著书”的他为我们留下了近五百余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诸书奠定了俞樾清末朴学大师的地位。俞樾曾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上海诂经精舍、归安龙湖书院等，并主杭州诂经精舍讲席三十一年之久，桃李遍天下，弟子中有徐琪、章太炎、吴昌硕诸名人，“晚年足迹不出江浙，声名溢于海内，远及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俞樾在近代日本是广受景仰和推崇的人物，日本人不但将之与晚清重臣李鸿章相提而论，甚至把他与其恩师曾国藩等而视之。而且“直到今天，俞樾之名在日本文学界，几乎无人不知”。
俞樾之孙俞陛云（1868～1950），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编修。德清自清朝以来，状元榜眼各二，唯缺探花，俞陛云完成了三鼎甲，俞樾有云：“吾孙弥其缺，如鼎三其趺。遂令邑人口，藉藉南埭俞”（《曲园自述诗》）。二十八年出任四川副主考，翌年应经济特科复试，名列一等。民国元年（1912）俞陛云出任浙江省图书馆监督，三年（1914）聘为清史馆协修，任《清史稿》“兵志”和“列传”编撰官。俞陛云幼承家学，受祖父俞樾亲自指导，《曲园课孙草》一书就是俞樾为俞陛云所作。俞陛云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尤精于诗词，著有《小竹里馆吟草》、《乐青词》、《蜀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诗境浅说》及《续编》和《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二书，是两部比较有特色的唐诗和词的选本，而且解释精辟，有功于初学，在当代仍盛行。
俞平伯（1900～1990），俞陛云之子，俞樾曾孙，1915年入北平大学，毕业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学院等校任教。他不但“对于旧词曲的造诣极深，同时又是提倡新体诗的最早的一个人。所著《冬夜》、《西还》两集，风靡初期的白话诗坛”。除了文学创作，俞平伯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俞平伯“研究古典文学是从小说开始”，散文集中收有不少如《谈中国小说》、《谈〈水浒传〉七十回本之有无》、《〈三国演义〉与毛氏父子》等有关小说考述的文章。继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后，俞平伯发表了《红楼梦辨》（1923年初版，五十年代初改名《红楼梦研究》），是“新红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终其一生，不断进行《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亦是有目共睹。
俞氏一家不但在学术上堪为人范，斯文一脉，而且还有一个让人敬佩的地方，就是夫妇相敬如宾，伉俪情深。
道光七年（1827），俞樾七岁，求婚于舅氏平泉公第四女。道光十九年（1839），俞樾与外姊姚氏完婚，写诗志曰：“催妆诗赋小春天，莫怅秋风未著鞭。但使登堂得佳妇，何妨攀桂缓今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婚后二人夫唱妇随，感情深厚。曲园里有曲池，曲池中有小浮梅槛，“仅容二人促膝”，夏日时，俞樾与姚夫人坐其中闲话古今，出入诗史小说，《小浮梅闲话》就是二者夏日闲谈的成果。虽然《小浮梅闲话》的文字是枯燥的，但透过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俞樾与姚夫人的伉俪情深。俞樾后来虽名扬海内外，但在那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年代，他的家庭饱受乱离之苦，在《春在堂词录》卷二《调笑令》中，俞樾提到自己四岁迁居临平镇，“辄数岁一徙井陵，仕宦迁移，兵戈奔走。越至今行年四十有九，而移居已三十一次，萍梗飘零，仍无定所”。而姚夫人就随着俞樾到处漂泊，患难与共。“蛩蹷相依四十秋，今年六十正平头。算来生日无多日，竟不人间两日留。”“日日寒厨数米炊，偶呼小婢助操持。至今头白门生在，及见当年作苦时。”“五张六角本来乖，多事行年为我排。自向丛辰问凶吉，累君逢午必持斋。”（《百哀篇》）姚夫人去世后，俞樾百般思念，以悲切的心情写下《百哀篇》（《俞楼杂纂》卷四十一）一百首感怀，取元稹“贫贱夫妻百事哀”之意。诗中追忆了姚夫人与自己患难与共以及二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思念与悲哀之情溢于字表：“莫向空帷哀永逝，相逢地下料非迟。”并“手书《金刚经》为内子资冥福”（《春在堂全书录要》）。姚夫人的去世对俞樾打击巨大，葬姚夫人于右台仙馆后，俞樾自营生圹于其左，并且筑屋其旁，曰“右台仙馆”，以此悼念姚夫人。“内子姚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见，而竟杳然，虽每夕必梦，然止是《周礼》所谓思梦耳，非果其魂魄之入梦也”（《右台仙馆笔记》卷一二第三十六则）。俞樾终其身未置一妾，姚夫人逝世后也未续娶，这以俞樾的时代和地位来说，是相当难得的。元稹原配夫人韦蕙丛死后，“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遣悲怀三首》之三），发誓不再娶，但不久即再婚。与之相比，俞樾可谓言行一致，称得上是真正的至情之人。
俞陛云之偶彭见贞，为尚书彭玉麟长孙女，颇有才华，善书法，孝且贤。光绪三年（1877），彭玉麟养疴西湖，俞樾携陛云相见，彭公大悦，同年勒少仲做媒，为聘之。后因姚夫人卒，俞樾意兴阑珊，体弱多病，十分盼望孙儿早日成婚，以慰晚年，遂一再向彭公要求早娶，在俞樾殷切要求下，彭公应允。二人于光绪七年（1881）拜堂成亲，但不圆房，陛云时年十三岁，彭氏大陛云两岁，“同拜堂前，长短略相等，亲友众观，以为佳话”。婚后，彭氏即回湖南彭公处居住，直至二三年后方正式成婚。据俞平伯之子俞润民书所言，二人刚成亲时，经常在闺房里像孩童般嬉耍，“情意相投，闺房静好，从无龊龉”。陛云本为俞樾次子祖仁子，因长子绍莱卒无子，遂为绍莱后。彭氏周旋二姑间，得二姑欢心，处置家事井井有条。彭氏生二女，因病不育，欲为陛云置妾，陛云不悦，遂用己资为置一妾（《孙妇彭氏传》，《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三）。然红颜薄命，光绪二十年（1894）彭氏病故。彭氏葬于右台山麓墓地，安葬之次日，俞陛云在风雨中坐墓前竟日，纪以诗曰：“华屋山邱尽目前，深深埋玉锢重泉。红杉春影销胡蟪，黑月秋原响杜鹃。到此忍凭无鬼论，归根终遇有情天。霓衣风马还稍待，同穴心期盼暮年。”次年11月俞樾为陛云续娶次女绣孙之第六女许之仙为妻（即俞平伯生母）。俞陛云于夫人彭见贞去世后，写下悼亡诗《绚华室诗忆》，序云：“不有哀咏，胡达幽忱，芳籬郁郁，恸君于锦瑟弦旁，琼玖珊珊，迟我于华鬘天上。”回忆了彭见贞生前情景及自己的哀思。彭氏病笃时，俞陛云为作《病榻琐记》，以存其情貌：“妇之病久矣，人不能无病也，人又自有命也。余以其贤，谓命必相之，病不足虑，乃竟以病亡矣。当病革时，余不忍其人将亡而情状语言与之俱亡，为作《病榻琐记》，凡十有五日，今录成一册，告之以诗。天促其命而余永其情，情不能与命争，命亦不能强夺余情也。”压卷《情诗》有云：“情天不用娲皇补，留取情诗压千古。情随诗笔空中来，笔花香孕相思胎。诗是后天生，情是先天结。诗诚不破情不亡，情海不枯诗不灭。诗以情为根，沈沈黄壤追精魂；情以诗为翼，遮空纯作凄凉色。”在光绪二十年，发出这么强烈的情的呼喊，俞陛云对夫人的真情可见一斑。
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是俞平伯生母许之仙的侄女，幼随任高丽国仁川领事的父亲前往高丽国。回国后，曾居苏州，时常到俞家与俞平伯姐弟玩耍，可谓青梅竹马。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结婚，俞平伯时年十八，许宝驯长他四岁。出身名门的许宝驯琴棋书画皆能，而且会唱昆曲，也会制谱；中年以后，又自学工笔画，多才多艺且又温柔贤惠。结婚后夫妻感情深厚，从俞平伯的一篇日记可见出二人新婚的甜蜜：“乘早车入京，环（俞夫人）立楼前送我，想车行既远，尚倚立栏杆也。不敢回眸，惟催车速走。”俞平伯夫妇二人情趣相投，经常诗词唱和，而且许宝驯还经常为俞平伯的创作进行抄誊，夫妻二人的配合可谓默契。1922年，俞平伯创作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就曾由夫人亲手誊写过两遍。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感谢道：“我又承蒙长环君为我抄集原稿至于两次，这也是我应该致谢的。”俞平伯在散文中也多次回忆自己与夫人的甜蜜生活。1935春，俞平伯夫妇成为昆曲谷音社的成员。1956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俞平伯任主任委员。闲暇时，俞平伯填词，许宝驯依照昆腔制谱并演唱，可谓是夫唱妇随的神仙眷侣。
十年动乱打破了俞平伯夫妇诗词唱和、曲画互娱的平静生活。1969年底，已七十高龄的俞平伯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下放到河南干校。相濡以沫五十二年的许宝驯决定陪同在旁，这对久遭磨难的俞平伯是极大的安慰。在河南干校农家小住的日子，夫妇俩“负戴相依晨夕新，双鱼涸辙自温存。烧柴汲水寻常事，都付秋窗共讨论”。1971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夫妇俩得以提前回到北京。许宝驯与俞平伯共同经历了欢乐，也渡过了许多艰辛，但二人始终不离不弃，荣辱与共。1977年，二人结婚六十周年之际，俞平伯写下一百句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将夫妇“婉婉同心六十年”、“悲欢离合幻尘缘，寂寥情味还娱老，几见当窗秋月圆”的经历尽收诗中。1982年，许宝驯不幸先俞平伯而去。俞平伯突然失去朝夕相伴、患难与共的伴侣，悲痛之心不言而喻。同曾祖父和父亲一样，他亦用诗词来表达他的哀思，“自新丧逾百日，哀至即书”。夫人去世两月内，他写下悼亡诗词《半帷呻吟》，从他写的悼亡诗词中可以看出他对亡妻的怀念和悲哀，如《十一日惊蛰》：“瞢腾偎扁枕，浑不辨朝暮。反顾欲语谁，方知人已去。”《续潘岳悼亡诗句》有云：“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待我余年尽，与君同一寂。”从此，他不再为友人题诗题字，即使难却盛情题了字，也不再加盖红印章，以表示对夫人的怀念。
从俞氏三代人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斯文一脉的延续，也看到了他们夫妻对感情的忠贞，从《百哀篇》到《绚华室诗忆》再到《半帷呻吟》，从“相逢地下料非迟”到“同穴心期盼暮年”再到“与君同一寂”，我们震撼于他们对夫人生死与共的真情。俞氏三代的悼亡诗可谓是文坛一段佳话，令我们敬佩。
事实的金石声
——驳《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 陈林群
文学批评非不能涉及作家人格，但只有意气用事的正义高调，却殊难令人膺服。吴小东先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书屋》2006年第4期）一文，指斥张爱玲人格分裂，被成名、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沦落到比自己笔下白流苏、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被“虱子”吞噬。吴文的结论是：人格低下导致一生不幸，张爱玲实乃咎由自取。
作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证张爱玲人格有亏的生花妙“比”——虱子，却不知恰恰是这“虱子”出卖了作者。
一、爬满吴文的“虱子”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得很清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自我剖白，更是她一生为人准则的预告。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子有如此自知与自省，的确让人惊讶，这正是吴小东不理解的，故而“想想令人恐怖”。在他看来，张爱玲这篇“少作”无意中预言了自己晚年的境遇，所以他称为“一语成谶”。倘若真像吴小东所说，张爱玲能够如此具体预言频遭跳蚤骚扰的晚境，她就不是“天才”而成了女巫。
张爱玲笔下的“蚤子”是文学性的，而又有特别所指，即“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晚年的确为躲跳蚤而频频搬家，但更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即便如此，狂热追星族戴文采还是找到了张爱玲的住所，并翻捡她丢弃的垃圾以窥探她的私生活。“人”正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她只想万人如海一身藏，不受“蚤子”骚扰，干自己喜爱之事，正如《红楼梦魇》自序所言：“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倘不能明乎此，就难免歪曲张爱玲。
为使“一语成谶”成立，进而提炼成醒目的标题，吴文不顾张爱玲“躲跳蚤”的事实，开篇即云“晚年生活的中心……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并在引用张爱玲原文时，把“蚤子”改为“虱子”。
一字之改，若属有意，说明作者为支持论点而篡改证据；如属无意，则说明作者撰文过于随意，治学极不严谨。
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