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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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都苦得他（闰土——引者注）像一个木头人了。”假如读者不注意“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一味批判这个“木头人”身上的“国民性”，意义安在？
最终，伴随着鲁迅身后的巨大影响，“国民性”从一个中性词蜕变为一个意义消极的词语，与“国民劣根性”同义。国民性被看成是一切缺陷的集合体，是中国人的特征，它的存在不再需要被解释，因为它本身成为一种解释模式，而且越来越被看成一种内在固有的、持久的“心理构造”。同时，对“国民性”的尖锐批评显然压倒了大多数论者的本意——愚弱的根源是专制的压迫和民权的匮乏。于是，当政治批判转向民族劣根性批判并看似深入一层的同时，批判和嘲弄的锋芒却从专制制度指向了专制的受害者。在中文的传统含义中，“性”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内涵，如“人之初，性本善”。唐代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云：“性者，生之质。”“国民性”一词带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宿命感是必然的。
七
从1949年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政治气氛使然，对国民性的分析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禁忌。因此，上海观察社出版于1948年的储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当标志着反思国民性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一次终结。这本小册子中收录了四篇论文：《英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英人·法人·西班牙人》、《政治上的英人与法人》和《中国人与英国人》。由标题可见，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英国人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和政治行为，然其最后立足点仍在讨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储安平认为，英国人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契约精神，相对于法国人的追求智慧和哲思而言，英国人讲求功利，注重实效和行动，不善于抽象的幻想和思辨。这种冷静的理性精神的一个结果是社会生活中的法治，以及“Fair
Play”的“公道”精神。有趣的是，在储安平等人看来甚为重要的“费厄泼赖”精神却曾被鲁迅大加挞伐。《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一文原本有其特定政治背景，但一旦大获嘉许进入教科书后，却成为经典思维模式，殊不知“费厄泼赖”在中国本已稀缺，不讲费厄泼赖恰恰也是国民性痼疾之一，这一棒打下去更不知何时能恢复。
储安平相信，中国人相较英国人，是不太注重实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抽象能力太强”，而抽象能力太强又导致妒忌心重。另一方面，中国人“重私情重利害”，而“理性的痕迹极其微弱”，结果之一就是政治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当政者若没有足够的武力，其政权必不易稳定存在”。储安平把中国人分为两类：知识阶级和农民，并分别论述。和前述的一些论者一样，储安平对中国知识阶级的评价极低。他相对英国的国民性格指出：“今日中国知识阶层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中国知识阶级之重言不重行，好虚文而不好实质，是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而农民在他看来则“务劳务实，克勤克俭”〔7〕。
然而，假如认为储安平在延续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则也是一种简化和误解。首先，储安平的分析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解剖，而不是讽刺和批判的修辞。他在对比中国和英国的时候提出，两国的很多差异实在于“人民在两国执政者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大大不同”。在中国，“人民爱戴与否不能成为政府在位与否的决定力量”，由于教育徒有其表，人民生活各个方面不能获得基本合法保障，“道德观念及自尊心越来越淡薄”。〔8〕他在《中国人与英国人》一文中设问：“造成民性及其基于此种民性而形成的社会风气的原因究竟在何处？”然后自答曰：“著者以为其中原因，归之于民族性者少，归之于教育训练者多。何哉，盖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缺点劣点，实未尝悉见之于未受教育的农民。”这样，储安平等于否认了抽象的“民族性”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还是把焦点集中在社会环境和教育如何塑造民族性之上。他在详细分析了中国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失误后提出，中国的教育缺乏对人格和道德的培养，其特点是“在思想上倾向管制，在性格上容忍放任”，而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科举制度中形成的过分的“书本主义”。同时，整个社会缺少一种良好的公共传统，如同一股难以抗拒的浊流，因而青年进入社会之后也很难保持“内心的方正”。储安平最后把中国人的弱点归因于教育，因而也就相信“经过了合理的改革的教育，仍有希望改造中国人民的性格，而使之合乎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的需要”。储安平的最后结论表明，他回应了严复的“民智”观和对教育的重视，尽管没有走向严复的政治威权主义；储安平的思想同时表明，“国民性”仅是一种描述，而不是解释，把它作为批判对象抑或解释工具都是毫无意义的。引导人们探讨文化和制度根源及其重建，则完全符合储安平本人的理论逻辑。储安平的洞见不可谓不深，理性建设之意愿不可谓不强，惜乎《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近几年才随着著者储安平一起重新引起注意，远无鲁迅思想影响力之大。
八
二十世纪后半叶，真正在华人世界中引起了轰动效应，余音绕梁至今的，当属柏杨八十年代初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系列演讲。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酱缸文化”、“窝里斗”以外，柏杨氏还指出了中国人坏习惯中的好说假话、心灵封闭、明哲保身、彼此猜疑、主观和情绪化等等。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柏杨提到“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但是，倘若以为柏杨在丑化中国人，倒的确是一种误解，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柏杨指出，所谓“酱缸文化”的标准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即我们通常说的官本位文化，而儒家政治制度则把人性尊严和人格摧残殆尽。柏杨对中国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批评是敏锐的：“我们最重要的反应，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在与一位比利时裔神父司礼义的对谈中，则提出整个中国社会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司礼义则把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结为某种文化观念和制度的缺失：“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制和民主观念，罗马法，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第二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律，得受什么处罚。”另外，司礼义对中国的官僚阶层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他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上流人士对中国社会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仍继续保持。”〔9〕
对照柏杨和史密斯相隔近百年的言论，不难发现柏杨和柏杨夫人所说的，仍不出史密斯氏的范围，而史密斯氏说的很多内容，柏杨氏反而还没说到。史密斯和储安平的分析，实都比柏杨的演讲更为冷静、系统、详尽和全面，而柏杨以“丑陋的中国人”来做标题，固然引人瞩目，其演讲在社会上的冲击力也不可谓不大，但放在整个国民性话语的背景下看，其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前人相比不仅没有开掘出特别的价值，反而会带来更多消极的困惑。
九
大约与柏杨的言论同一时期的关于国民性的论述，是美籍华裔历史学教授孙隆基的名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此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出初版，简体中文版于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由于孙隆基在大陆出生、香港长大、台湾受教育、美国获博士学位的特殊经历和对中国历史、心理学的深刻把握，这本书可算为百年的国民性反思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了结，其他诸说，实无出其右者。孙隆基已然认识到前人“泛泛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的局限，因此在自己的书中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千刀万剐式的切割”。
孙隆基首先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指出后者是长期沉淀而且极难变易的。在这“深层结构”之中，包含了中国人对个体的感知，对身心的态度，以及对于私与公、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等各个侧面。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是以“身”的安顿为依归，而并不注重超越，这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同时，强政府、弱社会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弱者文化”。孙隆基进一步指出，这种弱者文化的结果是，“社会”软弱涣散，无法自我组织和管理，因而更加依赖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国家”——来统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弱不仅表现为对个人对人际关系的依赖，放弃对环境的控制，还表现为思维能力的弱化。前述史密斯的著作中曾提到他遇到的中国仆人总是不能正确理解和回答一个问题，常常以问题本身来回答问题，不能进行因果分析。史密斯所列举的都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或佣人，但在孙隆基的笔下，对别人的观点表述不能正确理解而是给出南辕北辙之回答的现象，却频频出现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身上。这说明，不论教育程度高低，中国人缺少理性思考的习惯的确是存在的。很多无谓的“论争”不是源于不能正确理解别人的本意么？
孙隆基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有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在皇权政治下，对自我的戕害、对个体的扼杀、对尊严的践踏是真正的核心问题。“专制主义文化下，‘个人’不发展”。上层奉行专制主义，下层则奉行“铲平主义”，最后只能将个体和个性完全消除。按孙隆基的说法，同为“国民”，“老百姓是自我压缩的人格，而少数统治阶层却出现自我扩张的人格”，那么，究竟自我压缩是国民性？还是自我扩张是国民性？这种同一国民的反方向人格发展只能说明有问题的不是“国民性”，而在于老百姓与统治阶层的政治关系根本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情形下，个体和私人状态严重不发达的中国人找不到比物欲更高的追求，比“吃”更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吃成了一般百姓“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
孙隆基对个体、权利和尊严的鲜明强调，把“国民性批判”拉出了泥沼。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期学者如中江兆民等人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时候，没有进行严复式的演绎，因而福泽谕吉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对穆勒的思想进行了完整和全面的阐释。而在中国，严复并未真正遵循自己所提出的“信”的翻译原则，而是刻意地曲解穆勒的本意，转而突出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抑制“个人”。事实上，穆勒的《论自由》集中论述的是个人独立自由之权，并非辨析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史华慈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对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削足适履的发挥有精辟评述。同样，如列文森论述的，梁启超在宣传女子教育的时候，仅依赖道德训诫，而“不能承认是制度剥夺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张灏则指出，梁启超从来没有抓住——我以为是刻意不去抓住穆勒思想的精髓——国家之所以建立，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最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自己无法理解或拒绝介绍近代西方学说的真义，同时念念不忘“国民性”，怀着天方夜谭的幻想去维护“开明”专制——这必然使得原先的启蒙命题不论是目标还是路径都变得自相矛盾。这样看来，启蒙在二十世纪初所遭遇的困难，并非源于“救亡”的紧迫（“启蒙本身所接受和宣扬的思想是同救亡联系在一起的，并受其制约”），而是因为“启蒙者”本身对于启蒙的终极目标和途径并不清楚。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民性批判”开始左右着很多敏锐的头脑，日渐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系统和本质主义的认识框架。但如上所示，“批判”并不是国民性论述的主流，也不应当是主流，停留在单纯地罗列不良现象上，而忽略对熔铸过程和根源的剖析，那么“国民（劣根）性”的发现到最后除了用来互嘲和自嘲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用处。今人怕只有绕过遮蔽视野的“国民性”现象描述，重新回到制造国民性的本源——不论是环境、教育，还是思想和体制，才更有意义。
注释：
〔1〕〔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5、678页。
〔3〕陈独秀：《独秀文存》，亚东书局1922年版，第91页。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5〕〔6〕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九册，第26、33页。
〔7〕〔8〕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观察社1948年版，第72、98页。
〔9〕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鲁迅与田汉
？ 廖久明
在说到鲁迅与“左联”的矛盾时，人们多与周扬联系起来，但在一段时间里，鲁迅最不满的实际上是田汉。
一、有些不愉快的见面
1934年7月，穆木天被捕；9月25日，《大晚报》上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1〕穆木天出来后即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汉奸，为此，胡风辞去了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职务。辞职后，胡风便到沙汀家去找周扬，周扬正好在那儿。胡风将自己从韩侍桁那儿听说的话告诉周扬，周扬没有否认穆的告密，也没作任何决定，只告诉胡风，因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
10月上旬，由田汉来接替胡风在“左联”的工作。交接会上，胡风提出了穆木天污蔑造谣一事，对周扬默认穆的造谣表示不能接受，田汉当即表示要和周扬这种态度斗争到底。大约两三个月后，田汉约胡风和周扬见面，为即将到外地的洪深饯行。尽管田汉将胡风拉到阳台上单独谈了一些话，却只字不提“左联”的事。胡风辞去“左联”职务时，曾把情况简单地告诉鲁迅。鲁迅沉默了好一会，才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2〕
就在胡风辞职不久，周扬找到夏衍，“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汇报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夏衍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鲁迅，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之后，鲁迅表示同意，约定下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到了约定时间，夏衍在住家附近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意外的是，除周、阳之外，还来了一个田汉。当时夏衍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座。开头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退了席。田汉喜欢热闹，有时宴会上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