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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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向， 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的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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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方面，历来对大陆空军飞行员是很有一些看不大起的，就像当年蒋先生亲手栽培的黄埔生瞧不上毛先生从山沟沟里拉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样。在他们眼中，这些顶多读过高小，不少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的机器弄上天去已经属于奇迹，他们还真想在空中进行战斗？不可思议。
《国共空战秘史》写道：
“MIG－15” 飞行员程度只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很低，在佳木斯航校只受过苏联顾问的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但是，“成份”却很好，都是工农分子，又红又专，体格颇为强壮，后来迁到北京之后，招收飞行生的第一个标准还是看出身成份、政治立场，其次才是是否具有空勤体格、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技术并不十分要求，会飞就行了。
《国共空战秘史》大概没想到，“七·二九”空战中，大陆四名飞行员中有三位——赵德安、高长吉、张以林，就是被它几笔素描就勾勒出大致轮廓的“工农分子”而恰恰是这三位分别击落击伤了台湾的飞机。黄振洪入伍前是武汉市的高中生，在那个时代，属于“小知识分子”范畴，很可惜，他虽同样勇猛，担任掩护功不可没，却偏偏是他未能捕捉到战机。
于是乎，1958年的“三比○”其意义不仅仅是大陆打败了台湾，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刘亚楼打败了陈嘉尚（国民党空军司令） ，而且是“大老粗”打败了“大秀才”“土包子”打败了“高材生”于是乎，“三比○”曾一度成为林彪“人的因素第一”的最有力的佐证。
“人的因素第一”于“文革”间开始走火入魔，空军招飞由查祖宗三代发展至查祖宗五代、八代。八竿子打不着听都没听说过的亲戚中只要有一个略沾点“四类分子”的边，立刻刷掉。而只要根正苗壮，文化越低越是宝。我那时所在的连队高中生占一半，开始都觉自己有戏，最后一个也没挑上，偏偏选中一个杀猪修鞋是把好手、而“老三篇”却磕磕巴巴念不下来的进航校“飞战斗”临走那一天，看他披红戴花咧嘴笑，我着实替他捏把汗。直到了解放西沙，在全空军挑人竟凑不全一个大队的“全天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才拨乱反正，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支齐刷刷文化水全在大专以上的“飞行军”
“过犹不及”古人早已道出了事物运行中的一般规律。《国共空战秘史》走极端，台湾不以“三比○”败北才见鬼。但如果沿着“三比○”的经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同样会走到荒谬的岸边。
还是我们的英雄最懂辩证法，赵德安老人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能学飞，那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产物，当时不从我们这些人中选飞到哪去选？而我们从飞上天到打下敌机，其中付出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汗水和辛劳，谁又知道？台湾看不起我们，轻视我们，所以他要吃亏，非输不可。但是，历史经验不能机械照搬，现在我们选飞如果不重视文化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支现代化的空军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垫底，基础最终不会牢固的。
“三比○”不仅仅是一段空战史上的佳话，而且是关于战胜之道和战斗力构成的深刻哲理，故白云美妙，它亦美妙，蓝天永恒，它亦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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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全过程总共六分钟， 短促得就像一曲军营里催人晨起的起床号。四架F－84毫无还手之力未能找到机会发射一发炮弹，足以说明战斗并不怎么激烈、残酷，显现出的是行云流水般的干脆利索与简洁明快。11时28分，赵德安率队返航着陆，机械师清点，他们的全部“损失”耗油5340立特，打出去37弹39发，23弹115发。
四位有功之臣不是自己走下舷梯的，而是被蜂拥而至的地勤拉下来、拽下来的。
人们把他们举过头顶，抛向空中，接住、再抛，一片“噢”“噢”的欢呼声将机场上的热烈情绪推至高潮。
首战，出奇制胜，大获全胜。《解放军报》于头版发表评论《狠打空中强盗》一句“我空军参战人员这样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值得表扬”将大陆军方高层的欣喜之情，尽寓其中了。据说，毛泽东说“很好”彭德怀说“望再创佳绩”刘亚楼说“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而聂凤智给林虎的指示是“今天晚上赵德安那个大队可以喝点酒”据说，一向嗜烟如命而从不贪杯的聂凤智这天晚饭也叫人给斟上一小盅。警卫员刚要倒茅台，他说：“不，来点福建的蜜沉沉，那个酒不光甜哪，而且后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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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战结束仅一小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王叔铭上将办公室告知“国防部”新闻署：“立即通知台北各国外新闻记者和报馆，对这件事马上主动公布，越快越好，不能等共匪广播，有个原则要讲明，是敌人率先向我们挑衅的。”并强调：“这是上面的意思。”新闻署明白，“上面”总统也。于是一反常态，台北“中央社”
以比北京同行“新华社”还要快捷的动作，抢先播发了关于台湾的失利：
据空军总部宣布： 我F－84型雷霆机四架29日中午十一时十三分前后在台湾海峡南部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逻任务时，突遭由大陆飞来的米格－17型机四架攻击，我机一架当即被击落，飞行员任祖谋中尉跳伞落海，另一架飞机受伤后飞行员刘景泉少校仍图将飞机飞回基地，但飞抵马公附近时因机身损坏过甚无法维持飞行，乃弃机跳伞旋被附近渔船安全救起，截至下午三时止我空军已派出飞机两批前往任祖谋中尉坠海处搜寻营救。
一向对“败绩”遮遮掩掩的“中央社”此番对败绩讲了真话，使得海峡两岸空前绝后唯一一回对战况报道达成了一致，未给历史留下扯不清的悬念和争执。究竟何故？
合众国际社道出了谜底：
超音速的共产党米格17型飞机昨天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的一次使国民党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二比○战斗中， 击落两架国民党的F－84雷电喷气机。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国民党中国可能将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要它供给最新式的F－100超级佩刀式喷气战斗机来对付占优势的共产党中国空军。他们曾一再要求美国给予更好的飞机，但是到现在为止都被拒绝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掉两架老式F－84不算啥，只要能换回大批最新式的F－100。 如此逻辑确实挺有意思，我想起了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对围观众人拍胸脯道：来，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有人施赏，挨打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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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我颇有体会的是，找那些退下来多年的老头了解情况，特简单，打个电话预约，十有九个欢迎你去。老头们解甲归田，无职无权，门庭冷落车马稀，整日待在家中逗孙子，没劲透了，巴不得有人陪他聊天呢，好多热情得死拽住我非要留我吃饭，好边吃边聊吃完接着聊。但找那些在职在位有职有权的可就“难于上青天”了，光秘书这关就够难缠的，往往磨破了嘴皮，回话还是一个“不行，最近安排不了，首长大忙”恼得我直想说：告诉你家首长，有人要给他立传哩，到底见也不见？
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是个例外，一约即中，但有先决条件：“首长还有其他事，只能谈一个小时。”我生伯连这一小时也泡汤，赶紧千谢万谢：“能成，能成！”
能够与“七·二九”空战的地面直接指挥员面对面促膝谈，听他忆述那段令人神往值得重温的时光，我感到十分荣幸。当他慈祥地微笑，用力地同我握手时，我只觉一闪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用无数有形的物象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例如，老人那象征着勤奋、辛劳、深刻的白发，和镌铸着严谨、果敢、沉稳的皱纹。
话题打开，如烟的往事从将军的眼底滚滚流过，无尽的感慨从将军的心底汩汩而出：
1954年，朝鲜战争一结束，刘亚楼召见我，告诉已决定调我到广州空十八师当副师长。他明确交待：十八师是个新部队，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出来。
那时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美蒋的飞机频繁地到大陆来撒传单、丢炸弹、投放特务、实施电子、照相侦察。
我到广州时，十八师这个部队基本上不能作战，空中防御非常薄弱。
而台湾恰恰是把我的防区，即广州、珠江口、汕头、粤东这一带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空域，每天随便进出，旁若无人，就像一大群狐狸每天在猎人的门口窜来窜去，知道你没本事逮到它，干气你。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尽早扭转这样一个被动局面，把国民党飞机彻底赶出大陆去，不许他们再进来。
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1954年底，毛主席要到广州视察，刘亚楼考虑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下决心调最强的部队，即参加过抗美援朝驻鞍山的空一师到广州，同我们十八师对调，我们到鞍山。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十八师不行嘛，对部队刺激很大，好多人闹情绪，想不通，讲怪话：抗美援朝吃香蕉（到南方）保家卫国吃苹果（到北方）后来，刘亚楼搞了个安抚政策，让十八师到鞍山接收苏联一个师的装备。总算有个任务了，大家情绪稍好一些。
毛主席在广州期间，国民党飞机猖狂照旧，先是轰炸了汕头港口，炸沉一艘运桔子船，海面上漂了一层桔子。又到广州上空来飞夜航，搞得很紧张，有一天晚上打了好几回高炮。主席一向幽默，说，好，就得经常搞搞演习嘛。
毛主席回到北京，我们又同空一师对调回去。我认为这次是个很好的激将法，应乘机疏导部队情绪，把训练促上去。
广州一带有个特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绝大多数为复杂气象，只有台风来到之前，有一、二天的好天气。常人叫“好天气”其实也有五、六分云。飞复杂气象，既无教材也无教员，完全靠自己摸索。我先飞，包一架教练机，有了经验再培养几个教员，滚雪球似的逐步扩大。王定烈师长说：地面上的、行政上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就管飞，放手飞，一门心思飞，摔了飞机我去做检讨。训练很苦啊，我用了一年多时间，首先培养出一个全天候能打的大队，十几个人，开始战斗值班，其中就有赵德安。
刘亚楼来检查，临走留下一个“好”字。
刘这个人的特点是，一般不说“好”也很难让他说好。但你真要做“好”了，他一定会说你“好”得到他的赏识，不容易。
林虎，刘亚楼十分赏识的空军中公认的“东北虎”
1946年，林虎和孟进、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一大群从未见过飞机的小伙子们从陆军来到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航校学飞行，成为共产党空军里的“黄埔一期生”
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司令官刘亚楼。
那天，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到航校视察。注重军人仪表出了名的刘亚楼身着黄呢军装，腰束武装带，黑色的披风，黑色的皮靴，黑色的墨镜，黑色的小手枪，骑一匹黑色的东洋马，黑色的瞳仁射出逼人的雷电来，气魄好大，威风十足。
年轻后生们直在心底喝采：这位年轻首长是谁？真他妈帅气！
没想到，首长官大脾气也大，下得马来，怒气冲冲：“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算什么八路军空军战士，简直是一群胡子，土匪！”
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有的穿着鬼子服，有的套着国民党服，有的捂着老百姓服——黑棉袄加宽裆裤。不是“胡子”又是啥？
“报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步出列：
“首长，后勤不发新军装，你叫我们怎么办？”
这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啦？众人替他捏把汗。
“你叫什么名字？”
“林虎！”
年轻首长没有再发火，反而大笑：“好，我立即安排后勤给你们发新装。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就得有个新气象！”
这一天，林虎记住了这个“刘亚楼”刘亚楼也记住了这个“林虎”
采访中，许多老人说：刘亚楼也喜欢别人奉承他，讲他好话，拍他的马屁，不能容忍别人冲撞他。但他并不喜欢凡事都唯唯诺诺的“跟屁虫”偶尔，你冲撞他冲撞得有道理，他也接受。当然，这要看为啥事，要看他当时的情绪啦。
记住，你生活中如遇到善于把握住时机、火候，有胆量冲撞上司或上司的上司的，十有八、九是块“料”
我们的飞行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料”能不能让他们飞出来，形成战斗力，关键还是在领导，在指挥。
当时指挥上问题很多，主要是指挥现代化的空军没有经验，常常连雷达也看不准，敌人明明在一万一千公尺，指挥所告诉三千公尺，飞机出动怎么打得上？打不上，又批评你。你解释，他硬说你们的飞行员眼睛视力不好。也可以理解，一两年了，一直打不下敌机来，北京就追查责任，我们只能逐级检讨。后来，我叫下面干脆把检查事先都写好，打不下来，填个年月日送上去，省得麻烦。
1956年，中南空军将一线指挥下放到师，我们的自主权扩大了，就发动群众研究战术，打了几个典型的战例。
有一次，国民党几架P－51、P－47螺旋桨飞机在海陆丰上空搞训练，我命令赵德安机组起飞，把国民党吓跑了。国民党第一次发现我们能飞到海陆丰，开始警惕，不敢再放肆到大陆活动。F－84如果来，就是大速度，到了广州，急转弯，再大速度往回飞，像自由泳百米赛，直来直去。抓住他这个规律，我们反复研究，决定他来时，起飞四架，一边两架，紧跟在他后边，夹住他，不允许他转弯，一转身就用火力控制，逼迫他往大陆纵深飞。他的油料有限嘛，到时候，打不下来，自己也得掉下去。这一招果然灵验， 一架F－84被赵德安击伤，最后没办法，只能迫降在香港启德机场。
没能把他打下来，但是把他逼下来了，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啊。十八师上上下下像过年一样高兴。你想，国家当时还很因难，人民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装备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责任，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这样讲吧，人们都说“食在广州”我到广州一年多了，吃什么都是“味同嚼蜡”直到把国民党飞机逼下来，食堂还是那儿样小菜，一尝，哎，广州的饭菜实在香呀！
1949年，共产党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在北京南苑机场组建成立，成员多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首任空军司令官刘亚楼一句“也要有几个我们自己培养的嘛，要挑技术最好的，那个东北大森林里的小‘老虎’飞得怎么样呀？”一封加急电报。林虎、孟进奉召进京。
10月1日， 开国大典。当毛泽东拖着长长的湖南湘潭家乡腔，庄严而略带点颤音地宣布了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之后，阅兵式开始。地面，战旗猎猎，坦克隆隆，步、骑、炮方阵依次通过，军威炽盛，全场欢腾。倏然间，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编队飞临，在多部文献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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