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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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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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5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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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得完成。咱们一人背一发炮弹游过大海去，和目标同归于尽。
　　　　装填手胡德安说：别瞎扯了，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就成了一堆肉，每天吃喝白长膘。记着，炮兵有啥别有孬，炮兵没啥别没炮。大炮可是咱炮兵的性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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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打响，四连二班的炮打得很顺很畅。
　　　　胡德安像一个大力机械人，快节奏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抱弹，转身，猛力一推，将炮弹上膛，装填药筒……伴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二尺长的光焰，大炮整体剧烈地蹦离地面，过一会儿，便可看到对面金门又绽开一簇灰白相间的烟花。
　　　　一门炮二十四发。
　　　　上百门大炮上百个二十四发。
　　　　料罗湾海面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山峰，沙滩上烧成了一片烟火的海。
　　　　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战友们紧急撤出。胡德安没挪窝，他心疼这门炮。
　　　　烈火已将炮身包围，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呢，如不立即发射，就会发生炸膛。
　　　　火用滚烫的身子燎烤着他，浓烟像无数钢针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阵乱摸，终于摸到了拉火绳，双手和臂膀猛地向后一甩，炮身暴跳，一颗炽热的“危险”飞出了炮膛，飞向了金门。
　　　　他灿然一笑。
　　　　拔腿要走，左脚踢到一件硬物。他娘的，猛然间记起来了，炮床上还留着一枚炮弹哪！
　　　　必须把它打出去。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哐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　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汉子也会哭。
　　　　胡德安当了那个时代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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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哪位作家说过，“死去的英雄是塑料花，老是那么鲜亮。活着的英雄是昙花，只有一瞬的光彩。”
　　　　1958、1959年，“胡德安”三个字在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可能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
　　　　1960年，人们偶尔还能从报纸的边边角角上读到这个名字。
　　　　再以后，这个曾震撼过多少人心扉的名字便渐渐从报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到了九十年代，若要提起“胡德安”十万人中大概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摇头说“不知道”
　　　　这很符合人们普遍的崇拜心态，“偶像”不能老是一副面孔，“英雄”也要超时常新。
　　　　大概也只有我这个痴人很想知道，胡德安拖带着一个重残之躯，在这三十年风风雨雨中是否依旧活得“英雄”历史的责任感加好奇，驱使我给安微省霍丘县民政局发去信函：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贵县籍战士胡德安，为保护火炮，与烈火搏斗，负重伤，成为全国闻名的战斗英模。为撰写炮战史料，本人希望了解胡德安同志近期情况。希贵局于百忙中函告为感。
　　　　1992年10月12日我将信发出。　12月1日接到电话，对方称：我是胡德安，我已到北京。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笔下的“英雄”一米七五的个头，一身洗得发旧式样早已过时的藏蓝色干部装，安徽口音很重，特别是一脸伤疤和一双被烧得重残像鸡爪一样蜷曲的手，勿须证明和介绍信，也一眼可以认定，他就是曾声名远扬的胡德安。
　　　　我说：老胡，您怎么说来就来了？
　　　　他说：民政转来你的信，我想八成北京有啥急事找我，还是跑一趟讲得明白。
　　　　我说：老胡，您来得正好，关于您那段我刚写完，您看看是否实事求是。
　　　　他看了，说：事是那么回事，就是对我一个人宣扬多了。实实在在，我们班当时表现都不孬。
　　　　着火那会儿，叶英琪、吴海福两个人正在弹药库搬炮弹，叫大火闷在里边没出来。后来弹药库爆炸，两人的碎肉碎骨头碴子捡巴捡巴捡了一脸盆，下葬的时候大体上分了分，其实哪里还分得清呀。二炮手任春德也烧得够呛，百分之五十面积吧。炮阵地旁边是一个鱼塘，叫敌人炮弹炸成了一片烂泥浆，小任疼得受不了了，一下子跳进去，膀子上的烂皮烂肉全掉了，看着那个惨哪。当时不懂，不跳还有个救，跳下去就没救了，医学上叫“血液中毒”老百姓叫“毒火攻心”其实就是恶性感染，在医院抢救了七天，没救过来，牺牲了。我当时也疼得受不了啦，浑身就像下烫油锅一样疼，也想跟着任春德往池塘里跳，叫指导员一把拉住了，他用劲过大，把我手腕上烧烂的皮肉都拽扯掉了。你瞧，这手脖子上的伤疤还在。
　　　　当时只觉得嗓子眼着了火，像含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不想别的，就是想喝水，直到现在，我的嗓子一天到晚发干，没饭吃忍得往，没得水可忍不住，不管走到哪里都得备好水带上。
　　　　胡德安从挎兜里拿出一个装满茶水的玻璃瓶，拧开盖，喝一口，接着说：炮毁了，不光我一个人哭，同病房我们班的陈家明也哭了。你想，我们做了那么大的努力，那么大的牺牲，不就是为了保护炮嘛。炮没保得往，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当时确实伤心得很，饭都吃不下了……
　　　　他又喝一口水，小声说：沈同志，我到北京来是有个问题，也不知当提不当提？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次到北京来住十元钱一天的地下旅店，并不是来看我写的文章，即便是关于他的文章。
　　　　这是一个需要罗嗦老半天方能讲清楚的问题。
　　　　1973年，胡德安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霍丘县某公司工作，当过保卫干事，家属工厂厂长。几年后，单位宣布他“退养”（第一次听说的一个新名词。即还未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但工资已按退休时的75％执行。129元的基本工资一下变成了100元，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久前，从一个战友那里听说，省里有文件，凡在部队上授过荣誉称号的，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工资不减，子女可以顶替接班。还有住房等等优待。这才想起，当年首长们和报纸上，都一个劲地称自己是“钢铁战士”、“英雄炮手”什么的。可一查档案，并无这方面记载，刚巧，这时我的信到了。既然北京还有人惦记着他，便坚定了他跑一趟北京，弄清究竟的决心。
　　　　“英雄”有求，责无旁贷，我急忙向有关部门反映。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王干事非常热心，当即向军委档案馆、南京军区和总参炮兵档案馆查询，回答：“只有胡德安1958年荣立一等功的记载，而无荣获荣誉称号的记载。1957年至1964年，纪律条令曾取消荣誉称号这一条，1964年才重新恢复，因此，胡德安在此期间获荣誉称号是不可能的。那时，立一等功，就是最高的奖励了。可以推断，“钢铁战士”是某些报刊上讲出来的，并非军委授予的称号。
　　　　王干事十万分遗憾地说：“真对不起，我们只能给您出具您曾立过一等功的证明。”
　　　　胡德安答应着：噢，噢，噢。
　　　　我的心底卷起一阵冰凉。我知道，这对于胡德安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一等功（虽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奖励）仅意味着他每月的退休金可以增加10％，即十二元九角钱。而他最关心的小儿子就业一事，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若是在十年前，我还不敢说历史对他不太公平，而今天当我们飞速进入一枚奥运会金牌已价值百万元、一个著名歌星唱一首歌的出场费已达数万元、一位十八岁的女时装模特月收入无论如何不会低于一万元的时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胡德安这百元的月“退养金”和那些绝无任何通融方式的红头文件。我确实想鼎力帮助他。我确实爱莫能助。
　　　　胡德安要回霍丘去了，像他来时一样，凭他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证，花21元钱，买一张从北京到合肥的硬座半价车票。临别前，他的那双僵硬残缺的手紧紧捧住我的手，说了无数次的“谢谢”然后转身去了。
　　　　他留给我的纪念品是他几年前写的一首文理不很通顺的小诗。可惜太长，只能择而录之。
　　　　手
　　　　手指已畸形／疤痕铜钱厚／伤残恰似履历表／刻着往昔岁月稠／……
　　　　中东形势紧／向蒋来宣战／为救大炮冲火海／烧得全身鬼见愁／发眉连根拔／右耳被烧皱／手如鸡爪皮烧焦／根根筋骨外面露／……／党和人民恩如山／永远一生跟党走／身体残，革命意志不能丢／手畸形，贪图享受不应有／……这双手，寄托着党的希望／继续革命不回头／这双手，负担着烈士委托／永做人民老黄牛／……
　　　　唉，这个初衷不改痴心依旧的胡德安哪！
　　　　6
　　　　大文豪雨果说：“人类追求美好境界的本能和倾向，令他经受了种种严厉考验，而向着更成熟更文明迈进。”
　　　　我以为，　人生所经历的种种严厉考验中，　唯“生死”为大。自古而今，为了“美好境界”死亦无憾的人被人们视为“英雄”倍受崇敬而历代传颂。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便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英雄教育”“英雄”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壮举曾不止一次刺激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我涕泪滂沱。我常常鼓励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关键时刻要像“英雄”那般慷慨壮烈名垂青史。我又常常萌生怪想：真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住你，要你在三分钟之内在“交出革命秘密”
　　　　和“交出宝贵性命”之间做出抉择，你真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拉稀不尿裤子嘛？
　　　　正因为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说“能”所以才愈发地觉得“英雄”真是不可思议高不可攀，对“英雄”愈发地高山仰止五体投地。
　　　　我听过千百个“英雄”故事，但我见过的够格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一个——胡德安。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活“英雄”真“英雄”我肯定会问那个许多人都会问的傻瓜问题：哎，老胡，您在生死紧要关头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