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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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问题： 张乃军失手天庭跌落尘埃， 其克星究竟是谁？他肯定未作“神风”特攻队式的自杀攻击吗？有没有双方飞机在激烈的缠斗中直接碰撞的可能性？
在江西南昌某空军干休所，我见到了当年杜凤瑞的长机、原空14师射击勤务主任姜永丰。一个半小时访谈，高高瘦瘦的姜老留给我长者的坦诚与负责。听说我要写书，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年轻人，你要写书就得学习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
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满篇假事假话，屁价值也没得，你说是吧？
1958年“双十”空战，严格讲，我们打得不太好，或者说，我们原本可以打得更好。
首先，我们的战前准备显得仓促。我们是两种气象均能出航的大队，打硬仗应该安排能飞复杂气象的尖子飞行员上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天早饭过后，天气转好，领导可能考虑锻炼新飞行员吧，换了几个只能飞普通气象的担负战斗值班， 杜凤瑞也是其中一个。因此，我们这8架是临时凑成的，没有经过很好的合同演练。人员刚换，战斗警报就来了，我们马上进入一等，起飞迎战。
其次，我们的对空指挥也有问题。我们由东向西起飞，先向着内陆方面爬高， 然后转向西南，沿着海岸寻找敌人。早晨7点多钟，太阳光在东方非常耀眼，敌机背阳，我机向阳，搜索位置对我不利。此时，杜凤瑞开加力动作慢了，稍稍掉队，距我有二千米的样子。桓树林第一个发现敌机，在我们左边，从海上压着坡度向我机迂回过来。地面指挥所命令我们右转，估计是严守不出海作战的规定。李振川便带队右转，我一看不好，把屁股扔给敌人了，急忙报告带队长机：“敌机咬尾，不要右转！向左转！”我哗的一下向左转过去了，而李振川已经右转，我们的队形乱了，处于分散状态。那天我们8架，敌人6架，如果我们都向左转，在占位上有利多了。
打空战就是这样，谁咬到了对方的屁股谁占便宜，不像跑百米，谁在前边谁是冠军。一个口令有误，原来我们有利，反而不利，否则，战果可能会好一些。
我追击敌人的两架，在一千多米的距离上开炮数次。而敌人另外4架，切半径咬上我了。这时，落在后边的杜凤瑞又因祸得福，正好切上咬我的敌人。 我听到杜凤瑞喊我：“3号，敌人向你开炮了，赶快脱离！”我感觉到飞机一抖，翅膀上被敌机枪子弹扫了好几个洞。杜凤瑞为了掩护我，也猛烈向敌人开炮。敌人躲避，把我丢了，我乘机拉起来摆脱，再转下来，就谁也看不到了。
返回机场，才知道杜凤瑞已经牺牲。我们也打掉他一架，而且逮到个活的。师长问我，“老姜，你开了炮，是不是你打下来的？”我说，“我开炮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是我打的，我心里有数。”几十年我都是这么一个讲法，人可不能贪天之功呀，这个功劳得记在杜凤瑞的账上，张乃军百分之百是他打下来的。
台湾说张乃军勇撞我机，不值得一驳，因为张乃军好好一个大活人在我们手上嘛。两机无意中相撞的可能性也是零，两架高速运动的战斗机相撞必然炸成粉末， 根本没可能双双跳出来。国民党一会讲打掉我们5架，一会讲6架， 瞎扯淡。我说我们没打好，是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果，不等于说国民党打得多么好。那一仗，他就是打掉我们一个杜凤瑞，让我负了点轻伤，并没有赚到什么大便宜。
我和杜凤瑞是长僚机，但接触时间很短，还谈不上深入了解。部队到前线轮战，编配战斗序列，要求一个能飞复杂气象的带一个只能飞简单气象的，这样，把我俩临时结成了对于。又要求长、僚机要互相熟悉住在一起，这才相处了几天。总的印象，这个同志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好张张罗罗的，人很直很正。他文化程度不高，学理论挺吃力，一些复杂的公式弄不大懂，飞行技术比较一般，但刻苦勤奋，基本的东西可以掌握。学习有长进，他也高兴得眉飞色舞，回到宿舍能开口唱几段河南梆子。他牺牲了，我很难过，记得那时他刚结婚没几天。这么年轻一个同志。第一次升空作战能处理成这个样子，把敌人给打掉了，当英雄绝对是够格的。这也证明，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思想、意志、品格同样是飞行员素质的重要构成，取得战果，往往就是人的一种综合力量在刹那间集中爆发。
我的第二个问题：杜凤瑞横槊将张乃军挑于马下，又带伤策鞭穷追，再斩一将着实惊心动魄，过瘾过瘾。但这一架人死不见尸、机毁不见骸，是凭据什么为它出具了“死亡通知书”
福州空战史专家杨国华老人笑道：你这道考题当年我们这班参谋人员就已经应试过了。
杜凤瑞打掉张乃军，板上钉钉。是否还打掉一架，当时也有争议。认定“击落”的主要根据是：平潭我高炮观察所看到一架敌机向海面坠落；平潭许多渔民也看到了这一情景，而且有具体描述；敌地指与空中数架飞机联络不上，一直在呼叫；空战后，台湾命马祖派船前往平潭西北10至20公里处在5－10海里范围内搜索救护， 在该区域附近活动之美舰也参与了这一活动，等等。那时聂凤智对战果统计的要求很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他是不会点头认可的。所以，在统计中给杜凤瑞再添一功。认定工作相当慎重。
我的第三个问题：杜凤瑞死于驾驶舱内或外，事关战场人道问题。我方现在说法，是遵循宣传报道的客观真实性呢，还是为了在民众对美蒋的一腔怒火上浇油？
许多老人说，你应该去问罗维道，他当时是福州空军副政委，杜凤瑞的后事，是他一手操办的，他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了。于是，我耗时三日查询，终于将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江西罗维道的家中。罗老先生年事已高，听力不好，我们的交谈便不得不请第三者“插足”了——我提出问题，由罗老的公务员接听记录；小公务员向罗老转告；罗老明白了，拿过电话再向我叙述。如此三番五次，采访麻烦而有趣。
那一天，我正好在龙田机场，亲眼看到了空战。先看到我们的飞机打掉一架敌机。后来，我们一架也被打到，飞行员跳了出来，伞一下子张开了。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个飞行员叫杜凤瑞，当时不晓得是谁。机场动了起来，准备派人去救护。我们的伞降到1000多米高度，很快就要落地了，敌人一架飞机突然从云中钻出来，他要逃回台湾去，看到了空中我们跳伞的飞行员，顺势扫了一排机枪。听说干坏事的是国民党的一个中队长，他这种作法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因为飞行员跳出飞机便没有了武装，进攻防御能力都没了，你开炮打他同杀俘虏一样是不人道的行为。我们也抓到他一个姓张的飞行员，按照国民党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枪毙他，可我们没有这么做，反而给予很多优待，这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区别。杜凤瑞掉到龙田东南21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子弹从左后背打进去，右前胸钻出来，进口很小，出口好大一个洞。他神态安详，睡过去一样，证明人当场就死了，牺牲前没啥痛苦。我们把遗体运回来，用药水洗干净，换上新军装，买了口好棺材，安葬在福州西湖后边的一个小山上。追悼会开得很隆重，福建省、福州市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来了上千人，向烈士表示敬意。因为，这个小同志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啊。
我的第四个问题：我注意到了，几乎所有的武打片和警匪片都在迎合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的世俗审美心理。杀害杜凤瑞的凶手最终没有逃脱应得的惩罚，是否也是为了有一个符合因果报应逻辑的结局？
杨国华老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
那天，地面参战的是龙田高炮105师521团。空战激烈进行时，各分队全部进入一等， 作好了拦阻射击准备。7时23分左右，先后发现有两架飞机坠于海口附近（先敌机后我机）同时发现空中有一降落伞。相继又从云中窜出一架飞机， 高度700米，并向着降落伞开炮。大部分的高炮连迅速识别其为敌机F－86， 先后将其捕捉。战后总结，在敌机航路上本可以有8个炮连对其开火的，其中最有把握的位置是3连阵地，角度好，距离近，但由于这个连怕误射我机，指挥员稍一犹豫，战机失去。因而仅有1、4连对敌机开了火。1连在12000米距离捕捉到目标，9600米求出了射击诸元，7000米时发炮，共打了三个齐放，消耗85炮弹12发，肉眼都可观察到，弹迹偏差过大， 近弹都跑到1000余米以外去了，打得不准。4连指挥员是副连长杨章铭， 这个人头脑清楚，指挥果断，12000米距离捕捉到敌机后，一直跟踪到2600米，确实判明为敌机，而又无我机追击，立刻下达了射击口令，一个长点射，打出去37炮弹61发，弹迹集中，效果良好，观察到有3－4发命中敌机中部。敌机立刻拉烟，烟中带有红光，机身呈现倾斜状，歪歪扭扭向海上逃窜。后通过侦察，获悉敌有一架返航到外埔西面65公里处迷失，台湾派出一架SA－16前往搜寻救护。因此，我们判断这一架已经坠落，高炮为杜凤瑞报了仇。58年，空、炮协同作战，就属这次最成功，福空在521团召开了现场会， 总结推广了杨章铭正确、果断、机智、灵活的指挥方法。
我的第五个问题：我方的基本研判是打掉了3架F－86。但在当天台北的“国庆”
晚宴上，却有路靖等5名参战飞行员公开亮相，对此应作怎样解释？
杨国华老人说：您真是一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之人。我想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不知您是否深入思考过。
国民党开始出来了8架， 有两架中途故障返航，晚上亮相的五个中有没有这两个人？国民党曾派舰船飞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护，会不会把人捞上来了再于晚间曝光？会不会确实没有击落，而是击伤？把对方想的更卑鄙一点，会不会找了两个替身滥芋充数？总之，不能排除台湾在玩“障眼法”
所以， 台湾报道有5人露面，我们仍然相信和坚持我方的判断。当然，作生意到底亏了多少只有自己最清楚，“双十”空战台湾方面的真实损失，怕只能恭候台湾有知情人出来讲大实话了。
采访完成，我以为应该指出的是，继续考证1958年“双十”空战的军事结果，完全不会动摇杜凤瑞在人民空军中传奇英雄的形象与地位，因为人们敬重他纪念他，是他在生死存亡的临界所表现出来的气概与胆魄，而并非他究竟击落了一架还是两架敌机。
在空14师荣誉室，我看到了杜凤瑞唯一一张生前照，佩戴少尉军衔的他，矮矮胖胖，貌不惊人，一副农家子弟的诚实憨笃样。“简介”告诉我，他祖籍河南方城，家境贫寒，童年命运凄惨，曾两次被卖掉，当过流浪儿，乞食为生，10岁给地主作小长工仍不得温饱； 1948年3月15岁时参加解放军，作战勇敢，当过司号兵，1951年被选送学飞，1955年以较好成绩分配到作战部队。从一个识字不满三百的文盲到把一架现代化飞机弄上天去， 到把飞行时间是其3倍的张乃军打落天庭，其间克服的困苦坎坷可想而知，其人超越自我战胜艰险的品格凸显无遗，正是这一点，使得那张极普通的遗照具有了令人怦然心动油然起敬的穿透性魅力。
荣誉室前广场，立有杜凤瑞全身塑像。部队长封上校说：每年新飞行员要到这里讲传统，新党团员要到这里宣誓，先进模范人物要到这里颁奖授勋，老战士退伍要到这里献花。尽管杜凤瑞这个名字社会上已少有人提及了，但在我们部队依然如雷贯耳，几十年了，他始终是凝聚部队军心士气的一面旗帜。一个部队，只有珍惜自己的光荣史，才会有灿烂的未来。
凝望塑像良久，感受自五内中升发：杜凤瑞早已从一尊有血有肉的躯体抽象为一种精神演化为一种象征，熔铸为这个部队乃至整个空军灵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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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空战后，台湾飞机一般不再接近距大陆岸线20公里内范围，并逐步退回到海峡中线台湾一侧。杜凤瑞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台湾认识到，以意志、决心和忠贞建筑而成的“米格墙”难以逾越。
第十四章 两国三方演义
毛泽东把炮弹打出之后，问：炳南在华沙还要不要见他的美国同行呀／王炳南临行前夕，收到周恩来一封亲笔信／蒋介石已有吩咐：要多叫美国记者提问，我有许多话要对美国讲／10月1日，北京和台北同时有会／一整天，毛泽东足不出户，不批公文，不接电话，不见客，在书房里踱步、静坐、吸烟、喝茶／蒋介石拿到文稿，连读数遍，说：
这不是彭德怀写的／一家远在南洋的报纸，居然拿到了北京的保密柜钥匙／毛泽东压住《再》文不发，而重新改写了一篇不大合乎参谋业务教程的国防部《命令》／老朋友的表现确实不够好，而美国的表现又有点“太好”了／毛泽东个性，一旦话离了口，火箭也追不回／如此尊贵的客人在台活动三天，报刊上竟不见一张合影照／美驻台“大使馆”丢失两份绝密文件，披露出惊世内幕／毛泽东一生笔不离手，撰文无数，但很少对自己的文章发表议论，这次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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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末的华沙， 阳光抚媚，风使人醉。王炳南大使兴致勃勃携若干同事驱车去郊游。华沙城外，有一片片翠绿的小树林和织毯般平展绒茸的原野，让人神清气爽，宠辱皆忘。众人正坐在一起谈笑、聚餐，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特急电报，说北京有要事相商，请王大使火速返回。
大家纷纷猜测，什么事，如此紧急？
王炳南起身，笑道：各位继续尽兴，我先回去了，告辞告辞。他心里在想，这么紧急，只能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事情有关，大概党中央、毛主席又有什么新的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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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中美外交接触始于日内瓦。
1954年4月26日， 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召开。新中国首次与苏、美、英、法平起平坐，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站立在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尽管顽固偏执的美国代表坚持在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并不合有对其新政府外交承认的意思，但荒唐的小把戏反衬出来的恰是山姆大叔的无奈，他已不可能剥夺中国龙开口说话的权利，也不可能阻挡新中国巨人昂首登临世界讲坛的步伐。
日内瓦，强权与正义角力，真理同邪恶抗争，一片唇枪舌剑，时时电闪雷鸣，中国人的慷慨陈词与美国人的悖谬狡辩同台表演，周恩来的睿智豁达同杜勒斯的傲慢偏狭对比鲜明。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的白热化对抗，这种形同水火的斗争甚至反映在一些小事上面，如：两国代表团决不会从同一道门进出会场，从不在会议休息厅聚在一起喝咖啡、吃点心，内部都有不主动与对方握手的禁令，以至当某记者询问美国副团长史密斯：“您和杜勒斯先生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用美国式的幽默答道：“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这种手巾卷在滚筒上，要用时往下一扯，后来者也照办）”
然而，难以置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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