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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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亲人在香港，心系两岸，与内地和台湾的许多高层人士仍保持着通信联络。大概正因为他独特的事业背景和多边的人脉关系，使他成为五十年代沟通两岸信息比较合适的人选。
能够报效祖国，父亲十分高兴，愿效犬马之劳，他曾说过：我最感痛心的事情就是国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办法达到统一。两边一旦打起来，台湾将被夷为平地，大陆沿海城市也将变成废墟，遭殃的还是国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 邵力子先生一纸邀请函，把曹聚仁请到了北京。周恩来、陈毅与曹氏同乘游艇泛舟昆明朗，品茗叙旧谊，煮酒论时局，美景佳境，尽兴开颜。周恩来一国总管，公务繁冗，很少以这样方式见客，此番破例，从而说明了中共高层对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并希望与他建立一种密切亲近无拘轻松可以无话不谈的私人联系。
曹聚仁在他的《颐和园一夕谈》中，较为详尽地记叙了他同用恩来的这次难忘的相聚。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演说之后。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
“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郑重说到中共政策，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周氏的话，只是一种闲谈。因为是闲谈，所以记者特别看得重要，他是把胸中要说的话，老老实实说出来了。
1956年10月，曹聚仁二次赴京。这一回，中共方面将接待又升一格：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在中南海恭候。曹聚仁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谈不上受宠若惊，但确实感动不已，曹雷曾多次听父亲说到毛泽东时，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敬佩之情。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曹先生没有留下记录文字，故已无从考证，曹雷只记得父亲说过，他对毛主席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从此要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号。毛主席说，你不妨更自由主义一点嘛。仅此而已。但有几点则可以肯定：毛泽东找曹聚仁是要谈台湾问题；是要具体地阐述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是希望曹聚仁把话传进台湾去。香港报纸披露的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情况可以作证。
香港《真报》报道：
几个月来，传说中国国民党和红色中国将会和谈的谣言，传遍了整个远东。在香港，谣言集中于记者曹聚仁的头上，他著名于既反共亦反对国民党。在国民党被逐出中国大陆之前，他认识国共双方的许多显要人士，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书。他相信一个独立的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情是国民党和中共谈判而得到一个解决。他从北京方面得到讯号，他就写信去给台北的蒋经国，信内说：“在这一紧急时间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他要求蒋经国派出一个彼此熟悉的人士来香港，他呼吁说：“不要让这时机溜了过去。”曹氏得不到答复，他又写一封信，催促说：“有很机密的事情要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沉寂，他再试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诉你几句话，请你谨慎考虑。”“我再要求你，勿让这一件大而难得的时机溜走了。”
大事件少不得大记者。 1958年8月和10月，金厦热战时刻，曹聚仁又两度北飞来到北京，均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周故意放话泄露“天机”将炮击金门的战略部署告之一二，于是，才有了《南洋商报》神通广大提前报道的事情发生。
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谈及此事：我们事先让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知道，也要准备他第二日写成新闻去发表。当天，台湾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真，要做防备工作也来不及了。让我们的大记者更出名也好。
“也好”二字，道出了毛泽东深层次的思考。笔者一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于炮战决策、进行中，两次邀曹聚仁进京面谈，通过曹把核心军机预先捅了出去，决非可有可无的细节，而是精心设计的一笔。此举目的，既在提升曹氏“此君确与中共最高层保有联络”之知名度，以增加其做台湾工作的权威性；也在向台湾示意：
我的重大举措光明磊落，已事先通报，勿怪言之不预也；还在期冀曹氏日后向台湾解释我之真正意图，勿使台湾理解产生歧义，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决”
诚意未变，“炮击”实出于被迫无奈，乃为了“以战促和”并非重又回到“武力解放” 的方针。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对毛泽东10月6日《告台湾同胞书》所提“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有正确、深刻的理解。
对《南洋商报》提前一天发布重大消息的考证，人们看到了事情后面复杂微妙生动有趣的背景，我也犹如循径入门、眼前豁然开阔、走进了一处新天地般感到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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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方面1956－1958年发动的和平攻势，国民党方面表面上不为所动，蒋经国站出来对外界所传“曹聚仁为国共和谈牵线搭桥”之说予以辟“谣”“完全是一派胡言。共产党是谎言者和魔鬼，我们是不会和魔鬼去谈判的”私底下却继续保持与曹氏的鸿雁往来，不愿将管道切断。老蒋甚至几次三番从海外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摸中共的底，谁又能武断地说老爷子从来就不曾动过心思？然而，到底形势比人强，第三次国共合作并不取决于三几个决策大人物的良心发现善意思维和大梦顿醒幡然彻悟，而是取决于国际的气候、实力的对比、利害的权衡，然后再加上国家道德和民族意识的约束，当以上条件均不具备时，“和平解决”只能与五十年代道一声“再见”整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大陆先是忍受“三年灾害”的煎熬，又不得不面对“中苏决裂”的考验，继而，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长达10年的“天下大乱”内部棘手的难题堆积如山，那个岛屿的事情只能放在了一边。台湾呢，先是重新燃起了“反攻”的欲火，大陆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和进入联合国，如同两盆冰水兜头淋下，终于迫使他清醒，基本上消弭了“打回老家去”的梦念，开始了埋头经营自家那一亩三分自留田。就这样，毛泽东与蒋介石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历史性的第三次握手。许多人为此浩叹，其实，当事人本无遗憾，遗憾的只有后人。
“统一”被束之高阁，最苦莫过曹聚仁。曹雷女士说：
六十年代，父亲未再来内地和北京，但他一直执着地相信，自己在祖国统一事业中，能够发挥某种重要作用。他就那么满怀希望而又没有结果地等待着，等得好苦好苦，他常把自己比作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笔下的“灯台守”远离故乡只身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知何时能够等到海平线出现那迟来的“航船”
父亲孑然一身，长期在香港，其寂寞孤独是可以想知的，他说过，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他早就变成疯子了。他在垂暮之年，曾给我来过一信，这样说起自己的精神支柱：社会革命，乃是我年轻时的理想。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命的路子，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虽违背了对你妈的“永不离别”的诺言，但处在这么伟大的时代，我能天真地开自己的玩笑吗？到了今天，你们也该明白我十九年前的决志南来，并不是走错了棋了吧？
父亲六十年代去过台湾，见过蒋介石和蒋经国。具体谈了什么我不清楚。后来听说，周总理曾经说过：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父亲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认真得近于天真。他恪守的信条是：我的想法、看法可能会错，但决不会明明知道错了故意去做错事。反过来，只要是我认为做对了的事情，我也会义无反顾往前走，不回头。他在一心想促成国共和谈问题上的执拗和用心，很能说明他的个性。
父亲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辞世。 弥留之际，他开始说胡话，说的是“我要见毛主席，我有要紧的话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他念念不忘难以瞑目的并不是家庭、儿女，还是那个让他割舍不下的祖国统一大业。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都是一个非常热血的爱国者。
曹聚仁生前有许多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著述，以及与两岸领导人的书信往来，那些文字记录的不单单是一段历史活剧的几个小片断，而且记录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他的祖国的一片炽热之情。中国统一伟业，已经凝聚并且还要继续凝聚诸多志士仁人的努力，我想，这应该就是“聚仁”这个名字留给我们永久的启示和激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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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告台湾同胞书》再一次使各方“没有想到”四十天前突然间爆发的炮战也于突然间暂停，没有了隆隆炮声的一下子静寂下来的金厦海峡在向人们提示：毛泽东始终是这场战事的执牛耳者，要打要停何时打何时停完全在他的判断掌握之中。
台湾高层在进行了一番紧急研判、磋商之后，作出消极反应。国民党军发言人称大陆文告“完全是骗局”决定“不予理会”并持别强调“宁可冒继续被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在惊涛恶浪中艰难挣扎的台湾，坚拒大陆方面抛出的救生圈，仍然紧紧抓住毫无保障的美国稻草不放，看似矛盾，其实也很符合逻辑，毕竟，站在台湾的立场来看，与美国的龃龉磨擦属“人民内部矛盾”与中共的恩怨纠葛才是“敌我矛盾”排斥大陆的友善表示自然是为了向美国表示忠贞，同时也是为了同美国继续交易，开价也可以从“你美国人不要再逼我从金门撤退了”抬升到“你美国人应该保护我继续固守金马”蒋大“总统”在被美国人玩于股掌折磨神经之后，仍旧不能从“陷美国于金马海域”的梦魔战略构想中纵跳出来，识时务耶，不识时务耶？
美国却丝毫不给蒋“总统” 什么面子，助理国务卿赫脱6日当天即对中国国防部长文告表示“欢迎” ，并爽快宣布从8日起美国海军暂停为补给金门的台湾船队护航。向一篇其目标策略全然是针对自己的文章鼓掌，并给予积极热情的呼应，表面上看， 美国人简直患有阿Q式的愚痴了。其实也不然，赫脱后面还有话呢：“希望这预示中共将永远停止他们的武装进攻……”美国从来就没有脱离“舍弃金马而换取永久停火”的思路，此次不过仍在争取同中国做成一笔“我赞成了你，你也应该赞成我“的买卖。山姆大叔就是这样，在牺牲他人包括小伙计的利益而攫取自家利益方面，一向精着哩。对文告真正发自肺腑高兴欢迎的是金门阿兵哥们。 6日，晨雾刚刚消散，我某观察所观察员首先看到一个穿着短裤拿着小筐的蒋军，地老鼠一样从金门岛西北角的一个地洞里钻出来，弯着腰迅速地跳到附近一条河沟里去摸鱼虾。不久，另一处又钻出了十来个跑到海湾里去洗澡。在可能是伙房的目标附近，也出现了三三两两挑担、背筐的士兵。从敌军的动作来看，仍然惊魂未定，他们先从地洞里探出头来，东张西望一番，一出洞就慌慌张张地拔腿奔跑。观察员们笑疼了肚皮，有个小鬼还恶作剧地双手作喇叭状，扯着脖子喊：“不要怕，慢点跑，给你们放假喽——”
看看大陆炮阵地上真的不发一声炮响，蒋军官兵也就愈发的胆大，成帮结队地出来走动，有的晒衣服被褥，有的活动胳膊腿，有的理发，有的傻乎乎站在海边享受日光浴。到了上午，料罗湾海滩来了蒋军运输舰放胆靠岸，载重汽车也一辆接一辆开到码头边，有成群的蒋军蜂拥上去抢运，在那些被重物压得弯腰曲腿的士兵后面，依稀可辨有军官模样的人物指手划脚地指挥。白天不见一丝炊烟夜晚不见一星灯火的死寂之岛。重又现出了生命活动的迹象。一名美国记者自金门发出消息：停止炮击的消息“从一个炮位传到另一个炮位，并且传到了海滩”“你不必说中国话就可以注意到这个岛上的气氛缓和下来了，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从肮脏的地堡里走出来的土兵互相握手，并且高声叫好”有人说“我们至少可以再活一星期……”
凡是敌人欢喜的事，自己人便很难兴奋起来，这是一般的规律。厦门前线中下层官兵和民兵对文告的反应，远不如下达开打令时那样兴高采烈干劲十足，沉默无语的炮阵地上，好像还潜流着一股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疑问、不解甚或埋怨的情绪。
其实这是挺正常的事情，或者说，是以消极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现象。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目前，还仅在最高层次传达、领会，要叫打炮打得正起劲的基层就此罢手，180°转向，完全自觉自愿地融为行动，恐非唯物主义态度。要知道，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是某种战略企图的负载者，但决非每一个士兵都是战略家。采访中。
有二三十位参战老人对我说起：不打的命令来了，当时确实有些想不通啊，金门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干嘛突然停打，干嘛不乘热打铁拿下来？上级一会儿叫我们一定要把金门之门封得死死的，最好一根针一根线也运不进去，一会儿又叫我们把金门的大门敞得开开的，除了原子弹，他运什么上去都可以，这个仗怎么是这么一个打法？放着疲敌不打，却非等着他吃饱了睡够了养精蓄锐弹足粮备后再以十倍的疯狂来打我们，古今中外战史上能否找出相同的一例？当然了，牢骚归牢骚，怪话归怪话，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令如山倒，上级说“停打” ，那就不会有一颗炮弹不受约束地飞出炮膛去。10月6日之后，尽管金门岛上又出现了那许多香甜可口的目标，厦门前线数百门大炮均克制住内心的骚痒，做到了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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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发言，是同老朋友一种方式的对话；大炮哑口，是同老朋友另一种方式的对话。 毛泽东10月6日在同蒋介石讲了一番心里话之后，意犹未尽，余言尚多，尤其看到了老朋友的不领情和曲解昏语，更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和世事的感慨，坦荡的真诚、无欺的善意和如流的文思又聚集凝结成胸中块垒，不吐不快。他铺纸研墨，走笔龙蛇，一篇《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萌于心扉，泼洒于毫端：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一星期过去了，炮没有打，一方清静。全世界欢迎，你们快乐。有几位先生有点不舒服，余悸犹存，胡思乱想。例如说：共产党向你们建议的是一条诡计。诡计吗？历史会来证明不是，而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例如说：
七天之后又要大打。 你们对我的第一封信有一个字没有看清楚， 那就是“暂以七天为期”的那个暂字，意谓可能延长，七天是暂时规定。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的领导人了，七天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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