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10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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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极其相似。比如，切曾说，要是有人给我一只手枪，我才上街（游行）！耶稣则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酥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切则在给他双亲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
双方的观点是这样对立，由争执几乎发展到动粗。可就在这时，街上突然传来了喧闹声，接着我们就赶上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奇异的街头演出立刻使双方停止了争吵。更为奇异的是，我看到争吵的双方同样为那情景所激动。
实际上，激动的还不仅仅只有我们这些人，许多工人（事后我们知道上海的运输工人在为剧组装台的工作中异常热情连夜加班）、市民和学生（复旦的学生为该剧的演出奔走相告四处张罗）都兴奋不已。
将近凌晨四点，我离开朋友回到我所在的旅馆，可毫无睡意。黑暗中，我看到那个外号叫“切”的阿根廷人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登上了“格拉玛”号游艇，由墨西哥向古马驶去。那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凌晨二时。据说这艘游艇是卡斯特罗以一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从瑞典一位著名人种志学者手里买下的，额定乘员八人，最多载十二个人，可他们却塞了八十二人！八十二个人将游艇变成了一个沙丁鱼罐头，八十二个人一齐唱着《七月二十六日颂歌》。天在下着大雨，海上起了风暴。八十二人当中，除了两三个水手和四五名战士之外，大多数人都晕船，又呕又吐的。走了一阵，突然游艇里进了水，偏偏抽水机又坏了，轮机停转了。有人拿来水桶舀水，另一些人则将罐头扔进海里以减轻负载，可忙乎了一阵才发现原来是厕所里的水龙头忘了关上，真的让人啼笑皆非。这还不算，整个航程需要八天时间，到第四天时，每人还能得到一小块干酪和几根香肠，到了第五天却只有一些烂桔子了。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他们几乎是在饥饿中渡过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还没准备好。而且，当“格拉玛”号刚刚驶近古巴海岸就搁浅了，不多一会儿就遭到政府军的猛烈攻击，这一仗下来，只剩下十二个人。十二个人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打游击。
整个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希望。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无必胜的信念，也说是说他们并没能预见三年后进军哈瓦那的胜利，就连切也是如此。切在给他父母的告别信中以他一贯阴郁幽默的口吻说，“我正要去干的这桩事是值得为之牺牲的，尽管这桩事看上去是以卵击石。”换句话说，支配他们的不是理智或者说主要的不是理智……这个夜晚，我头一次开始想到“革命”这两个字的本质含义。
将近凌晨五点，我给老戈打了个电话。果然，他也没有入睡，而且那几位朋友全在他那里。不过他们早已停止了争议，他们在唱歌，一边喝啤酒一边唱歌。从电话中传来了杂七杂八的歌声：美丽的哈瓦拉……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亲爱的战友，再看不见你雄伟身影可爱的脸庞……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甚至有人在唱文革期间流行的一首歌：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老戈在电话中说，怎么样，要不要过来？我看看窗外，一时有点拿不定主意。我不是不想过去，而是担心等我刚刚赶到这一切就要收场了。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不去。
第二天上午九点，老戈打电话告诉我，昨天夜里，他们几个差一点被带到派出所里去了。他们又唱又闹，有一位老兄还朝窗外扔酒瓶。引起了邻居的不满，不知是谁打了１１０。
上午十一点，老戈将我送到上海站。临开车的前一刻他告诉我，打１１０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你自己？我说。是啊，他说，我想狠狠地收拾他们一下！我不解地看着他说，也包括你自己？他说，没错，包括我自己！老戈的表现让我有点吃惊，你可以说他是处在一种异常的激情状态中。可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就是一个极为理智的人。不过更让吃惊的事还在后面。
２、故事梗概
回到家不久就收到老戈寄来的一封信，厚厚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故事梗概或者是关于一篇小说的设想。老戈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故事很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素材和梗概的阶段，不过他还是希望我尽可能地对它加以改造。在故事梗概之外他还谈了一些想法。原稿有三个标题（他让我从中挑选一个）：乌有国的音乐家、格瓦拉的战友、切，并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华丽而感伤的革命故事”。叙述用第一人称。兹录如下。
我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的美丽足以吸引年轻的革命者在内的一切男人，就像美貌惊人的奇奇娜曾经吸引过格瓦拉一样。不过，跟奇奇娜一样，母亲又是一个平庸的女人，这平庸注定了她不能将她的实际生活跟格瓦拉式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她一生都在怀念那个她不能寄托终生的人。我们不妨管这个人叫Ｇ，Ｇ离开祖国之前是一个民乐演奏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制作乐器的大师。实际上，他的祖上都是干这个的。１９××年，Ｇ追随他的朋友Ｍ去了国外，支援世界革命。
志青，有关这一点是有现实基础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热血青年越过边境去了越南，有的还乘远洋货轮去了古巴或玻利维亚。有关这些，你可以在格瓦拉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和《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里看到。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曾经跟一伙土匪交火，那帮土匪的头子就是一个姓张的华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烧杀奸淫的勾当，格瓦拉收拾了他们。之后，土匪中有三个青年加入了格瓦拉的队伍并成为忠诚的战士。古巴革命成功不久，格瓦拉辞去部长之职去了玻利维亚。在那里，他的游击队中有一个人绰号就叫“中国人”，那人来自智利，但不知是不是华裔。我之所以列举这些，是想说明这个故事并非凭空编造。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一直动荡不宁，从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到玻利维亚高原，从亚马逊河畔的热带丛林到巴西东北部烈日炎炎的辽阔草源，从委内瑞拉到火地岛、到墨西哥北部边镜的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无处不吹遍了革命的热风。因此，我们谈到的这个人有可能去任何一个地方，这就是说我们不必说明他究竟去了哪里，我们不如说他去了乌有国。
现在，我们得说一说他的相貌了。在我母亲的记忆中，Ｇ天庭饱满，下巴显得刚毅有力，一双狂热的炯炯放光的眼睛在某些时候又显出了忧郁。四四方方的脸庞由于节制饮食而略显苍白，双颊上蓄着一绺绺又软又松的大胡子，乌黑的髭须和两道剑眉。他举止沉着，才思敏捷，长发及肩，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诗人。
母亲还保留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Ｇ左臂上缠着石膏绷带，右手提一支冲锋枪，嘴上叼着雪茄，身上穿一件皮革的短上衣，下面是一条宽大的草绿色军裤，脚上是一双破皮靴，头上戴一顶缀有五角星的黑色圆形软帽，那神态就好像正在听取某个联络员的报告或者正打算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
母亲说他走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五岁。他走得十分坚决。在母亲看来，他决不会成为某个女人的掌中之物，他注定了要在远方、在动荡和理想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走后不久母亲就结婚了，不到半年就生下了我，这就是说我不能肯定我真正的父亲究竟是谁。我出生不久，母亲收到过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抄录了何塞·马蒂一首题为《轭和星》的诗。
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到另一个方向了。１９××年，Ｇ辗转到了乌有国，加入了一支游击队。跟他在一起的还有Ｍ，Ｍ是他的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Ｍ长得高大结实，充满了革命激情，品格极其高尚。他们一起在丛林中行军、打仗、睡吊床、喂蚊子。除了吸血蚊，还有扁虱。吸血蚊和扁虱咬伤的地方感染后会出现烂疮。为了驱赶吸血蚊和扁虱，Ｇ学会了吸雪茄。一开始，他们将营地设在乌有国南部的一个庄园里，这里灌木丛生，人烟稀少，当地居民大多是讲瓜拉尼语的印第安人，他们以狩猎和畜牧为生。战士们则假装以制造古柯硷为业，实际上却在为即将开始的游击战做准备。他们偷偷地购置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医疗用品、无线电以及其他通讯器材，储存了大量的食物。他们将东西藏在山洞和坑道中。晚上，有人教他们西班牙语和克丘亚语。白天，他们挖洞穴挖掩体，架设无线台，侦察地形，在丛林中修筑隐蔽的小道，选定有利于埋伏的阵地，从事各种各样的训练。他们得学会扛着毛瑟枪和２２毫米口径步枪在风雨中长途行军，得学会忍饥挨饿。到处是湍急的山涧和嶙峋的绝壁，荆棘丛生，毒虫肆虐。红树的枝桠离奇古怪地纠缠在赤褐色的泥沼表面，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栅栏，它的根基则深深地扎进淤泥之中。
接下来，政府军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战士们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有时他们不得不以鹞鹰、鹦鹉和马肉来充饥，许多人感到肠胃不适，拉肚子，两腿开始发生水肿。沉重的背包带子嵌进了肉里，脚上伤痕累累，暴雨淋湿了衣服……这一切使得人心力交瘁精神沮丧，由于失眠和疲惫，每个人的眼睛都又红又肿流露出阴郁的神色，动不动就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起来。
有一天他们和政府军遭遇，损失了一个人。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一个畜牧场，走进一个无人的农舍里，杀了一头小猪，跟丝兰煮在一起吃了。饭后，Ｇ在农舍里找到了一把吉他，于是坐在一个石头上唱了起来。夜已深了，十几个人都累得躺倒在草地上听着他唱，其中有一两个人还跟着他哼了起来。当他们从那里离开时，Ｍ对他说，把吉他带上吧。但他没有听从，他不可能带上更多的东西了。不过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胜利了，我一定要亲手制做一件全新的乐器。
胜利来得有点出其不意。五年后，他们兵分三路，向乌有国的首都进军。这时，政府军尚有两万多人，配备有飞机和坦克。他们总共才只有几百名装备很差的战士。但局势对他们非常有利，独裁政权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军官、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连神父和种植园主也起来反对政府了。游击队则不断壮大，一路势如破竹，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望风披靡，三路纵队直捣独裁者的老巢。经过一场激战，兵营、警察局、司法厅大厦、监狱、总统府相继被攻克。
胜利之后，Ｇ果然用一种类似乌木的材料做成了一件奇特的乐器。这件乐器从造型上看有点像古中国的三弦，但它又不止三根弦。从弦的数目上看它是一个六弦琴。但它与通常的六弦琴在造型上很不一样，而且，它是那么长，长得超出了人们的想像，看到这件乐器的人简直无法想像怎样用它来进行演奏。Ｇ在为这件乐器命名时很是费了番功夫，最后他决定管它叫“切”。
“切”这个字是阿根廷人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借用来的。在瓜拉尼语中，“切”的意思是“我的东西”。但在潘帕斯草原居民那里，随着语气和上下文的不同，“切”表示多种多样的人类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
这一年的国庆，乌有国举行庆祝演出。由于舞台上放不下这件乐器，Ｇ只好跟他的“切”一道待在台下。剧场经理特地让人将十张长椅（每张长椅可坐五个人）连在一起，以便放置那个奇特的乐器。Ｇ坐在“切”的旁边，一只手搭在弦上。
演出开始时，Ｇ轻轻拨动琴弦，拨出一组和弦与旋律。尽管那旋律只是一些间断的音符，就像是几滴清水，但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它想像出一段完整的旋律，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几朵浪花想像出大海一样。他随手就拨出了极为动听的音乐，这使得场内观众顷刻间沸腾起来，他们纷纷离开座位，将他团团包围起来。由于他跟“切”的这种特殊关系，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格瓦拉的战友。
场内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氛。人们都想靠近去摸一摸奇特的“切”。演出的组织者只好放弃了剩余的节目，让人们排成长队，依次从“切”的旁边走过。许多人摸了一下还嫌不够，于是干脆把手搭在乌木杆上，就像是搭在走廊的扶手上，一边跟着队伍朝场外慢慢走去，一边带着无限崇敬抚摸着“切”长长的琴杆。而坐在“切”旁边的Ｇ，心里却充满了诀别的忧伤。
有关这一切都是Ｇ在信中告诉我母亲的。他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１９××年。晚年的母亲将她的一切不幸诸如头发花白、牙齿脱落、痔疮，甚至口臭什么的统统看成是她未能追随Ｇ的结果。
１９××年，我父亲作为一个文化参赞去乌有国进行友好访问。当人们听说他妻子就是Ｇ年轻时的恋人时，立刻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用说，在乌有国，Ｇ早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有关方面还专门安排我父亲跟Ｇ的两个女儿见了面。见面是在一间极其简易的小平房里进行的。这秭妹俩都是在革命胜利后出生的，她们的母亲是来自秘鲁的一个革命者。她俩背对窗口并排坐在一张长椅上。两人都穿着白衬衫和蓝裙子，下面是白色的长袜和胶底运动鞋。坐在左边的一个女孩子的两只脚还够不着地，悬在那里。看着她俩，我父亲不禁想，她们跟我实际上是兄妹，而他对于她们则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之所以想见见她们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见到Ｇ。他被人领进去时她俩正坐在那里谈论世界局势，她们的脸上都带着坚决的神情。
他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坐在左边的女孩子用手指着她旁边一个高出她半头的女孩子说，“她叫革命意志十分坚定的××，我叫在风浪中不断成长的××。”
父亲没有笑，他觉得她们都是十分可爱的女孩子。接下来他问她们多大了。这时右边的那个女孩子回答说，她妈妈生下她才十年，可她的思想非常成熟，因此，她实际的年龄应该是十八岁。“至于她么，”她指着左边一个女孩子说，“她妈妈生下她才八年，可她的思想已比较成熟，请您给算算，她实际的年龄应该是多少？” 我父亲笑了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一边思考着一边慢慢地走出了房间。
我父亲在乌有国停留了一周。人们对他讲了许多有关Ｇ的事情。一讲到Ｇ就要讲到“切”。Ｇ的名字总是跟“切”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Ｇ对乌有国来说是一个国宝。然而，这时的Ｇ却不能见任何外国人。据说他正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中：他的心一刻也不能安宁，他的双肩渴望重新尝到被自动步枪勒痛的滋味，他的身体甚至在渴望着吸血蚊和扁虱的叮咬。Ｍ（他成了党的高级领导人）指责Ｇ的这种幻想冒险的浪漫主义已不合时宜。Ｇ则反驳说，他的确是一个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而且，照他看，革命之后的情形正应了法国人的那句老话：愈革命，愈复旧。
在Ｍ看来，Ｇ正日益变得消沉起来。Ｇ迷恋着“切”，不肯从事任何实际的工作。而且，正像格瓦拉怀念阿根廷的马黛茶和阿萨多烤肉一样，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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