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二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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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刘文之时，刚刚读完了青年朋友侯君发在《文学报》上被《小小说选刊》选载的《钱殇》，也就越发觉得冬妮垭的可爱。《钱殇》中有两位美人儿，长得并不比冬妮娅逊色，一为人妻，一为情人，柳腰软软的，媚眼甜甜的。然而那腰只为钱软，那眼只为钱媚，一旦没了钱，那腰便不软了，那眼也不媚了。但冬妮娅，却并不是这样的人。她是那样的纯贞。她看不惯那些趾高气扬的纨？子弟；与之相反，她喜欢上了穷保尔。她喜欢保尔的勇敢和不甘受辱，敢和长得人高马大的纨？子弟拼搏并战而胜之。这，颇有点儿像织女爱牛郎：她爱男孩子的憨厚。只有这样的女孩子，才堪称“透明的美人儿”，因为她们没有被铜臭把芳心熏得黑黑的，带着难闻的垃圾味儿。
没想到刘先生却只爱冬妮娅不爱保尔，他这样写道：“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
也许是生活经历不同吧？我的感觉便有所不同。我爱冬妮娅，也爱保尔。你看，保尔为了冬妮娅，能够抑制被赫丽丝金娜“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他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男人，比起现时生活中那些惯于拈花惹草带“小蜜”养情妇的男人们，不知要高尚多少倍，简直就是一座山、一块碑，怎能叫人不爱，怎么会“黯淡”了呢？
我觉得刘文所引的这句话，也无可挑剔：“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
这句话何错之有？我在部队里生活了将近十年，自始至终认为这句话天经地义，是高尚的、诚实的，是对对方负责任的和对自己负责任的，同时也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人是有理智的，不能为了爱欲，不顾一切；作为一个战士，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因此，保尔不可能做到“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保尔早已成为“党的人”，他一旦离开了革命队伍，读者心中高大的保尔也就黯淡甚至不存在了；没有了保尔，没有了“这一个”，又奢谈什么“‘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个‘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呢？冬妮娅知道保尔是干什么的，她对于保尔的这番话早已熟悉，不应该感到吃惊并成为分手的契机。看来，还是爱得不深，未能达到“生生死死身相随”的程度，不能像织女，可以毫无怨言地跟着牛郎去做长工。如果每一个“这一个”都强调要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那么，两颗心何时才能转到一起去呢？人们向往的“心心相印”与“缱缱相契朝朝暮暮”，恐怕便只能是一句空话。难道只有保尔跟着冬妮娅走的份儿，为什么冬妮娅就不可以投身于革命呢？
评论者之所以褒冬妮娅而贬低保尔这一主要的艺术形象，运用的是类比手法。作者运用了两条线索，明线是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暗线是写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一截草席，裸露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上了那列火车……”于是作者感悟了，觉得冬妮娅的道路选对了，因而冬妮娅“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冬妮娅的路走对了，保尔的路怎样呢？当然是走错了。难道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历史么？任何个体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一定的群体之中的。谁又能真正的出世呢？
其实，评论者并不想“出世”。评论者想讴歌的是冬妮娅“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的追求。评论者不仅用“史无前例”进行类比，还用了宗教等等进行类比：“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性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因而，革命是可诅咒的，因为“革命的献身”有碍于“爱欲的献身”。冬妮娅追求“爱欲的献身”，她永远可爱；保尔追求“革命的献身”，他不值得冬妮娅去爱，甚至那“令人心血上涌的话”：“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也随着保尔这一艺术形象的黯淡而变得一钱不值了。因为“克尔凯戈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在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而冬妮娅之所以可爱、之所以越来越“亮丽”，就是因为她“弃绝无限”。“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第一是党，其次才是别的亲近的人们。”冬妮娅拒绝了，凭着她身上那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想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在“诸多革命中”，在宗教里，“献身革命”与“献身上帝”，都不过与“史无前例”一样，是“陈示”“青春尸体”罢了，冬妮娅没有爬上“革命列车”去陈示“青春尸体”，没有随保尔去“献身革命”，她实现了自己“亮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她的形象“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
这些年，这“泥土”的确是“受孕结果”了：为真理、为正义献身，的确被一些人所抛弃、所不为。不仅“勿忘我”的观点颇有市场，“既不为他人牺牲自己，也不要他人为自己牺牲”的论调，就堂皇地登上了大雅之堂。结果，公车坏在铁道上无人下车推而造成惨祸，公车上歹徒行抢只有幼儿园的孩子斥责歹徒……
否定了保尔的“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和他的“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献身精神，我们还宣传孔繁森做什么呢？恰恰相反，我们倒应该去动员孔繁森的妻子去做一个冬妮娅，与孔繁林离婚。可是我们能这么做么？
“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也许，“怨恨”是有的，就像我们见到贪污犯当了反贪局长、小偷偷出了一个“大偷”一样，“不平则鸣”是人之常情，但一个献身理想的人，连生命与爱情“二者皆可抛”的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决不会后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更爱保尔。
再说一回“杨柳”——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
？ 骆玉明
说长论短
在日本接到一些从国内寄来的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文章。有人因不了解情况，对为何这么快就进行大幅度修改加以非难，这我觉得可以理解，而有的谈论就非常奇妙。不是我对孙焕英先生特别有意见，而是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学者型谎言》所表现的思想方法有一点代表性，所以还想借他的“杨柳”说一回。
从著者而言，自觉得“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原是从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的。但有人的想法则简单：连主编自己都这样说，那一定是问题百出，错误丛生！
于是孙焕英先生忙起来了，竟发现我们“连某些基本常识都欠缺”。根据之一，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杨柳”，被著者“当作杨树柳树来讲”。而实际上，书中完全没有半个字牵涉到“杨柳”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虽然写了一篇《“杨柳”及其他》寄给《中国青年报》，在这以后的两天里还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这个妙见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曾经认真地怀疑：莫非他因为“愤怒”而眼睛花了？或是他知道有个《折杨柳》曲，一定要找个机会说出来？或是为了弄几个稿费，竟公然捏造？——对不起，孙先生，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书中说到“永无春色的孤城”（系据“春风不度玉门关”而言），孙先生想必是如此推理：既然说没有春色，就是说没有杨柳；因而这就是对“怨杨柳”的解释，从而证明著者不懂得诗中的“杨柳”指的是《折杨柳》曲（其实也是双关）！这个过程真是漫长曲折，难怪我要想上两天！
心里有个成见，然后按这个成见把别人的文字七扭八曲，最后造成一项罪名。其实，孙先生若真的有一点关于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从书中同一页对同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所加的脚注，应该能看出著者处理问题的态度。这条注引唐芮挺章《国秀集》、宋范成大《吴郡志》引唐张著《翰林盛事》，及宋初以来《文苑英华》、《温公续诗话》、《梦溪笔谈》诸书，谈《登鹳雀楼》是否王之涣作这样一个通常不大注意的问题，结论为“暂存疑”。
孙先生还有一条指责是更妙的：“《木兰诗》家喻户晓，著者却在一些地方读不断。”这使我无话可说了。《木兰诗》随便在哪本书上抄也抄“断”了，而我们却“读不断”，还不是一处，是“一些地方”！——妙就妙在究竟是哪一些地方，他又不说出来！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不一样，经过多少弯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我恐怕要想一年。想明白了，再写“三说‘杨柳’”。
孙先生这种信口开河的话，本不值得理睬。但文章已经登在拥有广大读者、声名卓著的《中国青年报》上，我又不能不说几句。然而怎么个说法，却是为难：你跟他一起“愤怒”吧，成什么样子？说一点也不“愤怒”吧，也难。结果写成了一篇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的文章，对不起这家报社了。但有一点上次限于篇幅没能说，我觉得还是值得认真提出来的：孙先生的文章里，有一种明显的对于上海文化人的固执的恶劣情绪，什么“八名海派学者”，什么“本地哥们儿”，什么“舌头营养过剩，发育过长”，什么“判决书”，一纸的辱骂与恐吓。他的“愤怒”由此而来，又由“愤怒”而语无伦次。我很感慨：读书人漂泊求学，旅食四方，地域观念不该这么严重的呀。若是别有缘故，也不该在这里作无端的发泄吧？
我们的那部《中国文学史》不少地方有待改进，这个在别人说以前我们自己已经指出了。对一切严肃的批评，我们都深怀感激。但我想：批评别人，特别是在影响广泛的媒体上指出别人的严重错误，最好先存个与人为善之念，先想一想他可能是没有错，然后再仔细确认。而不是莫名其妙地先“愤怒”起来，然后七弯八曲地给对方制造罪名，而且造得自己很相信，于是愈加“愤怒”得津津有味。
孙先生这种风格的文章，也是长久不见了。总望随着国家的昌盛，读书人（那怕他只读过一点点书）多一点和气。就是看不惯，也要想得细一点。所以“现在，人们学得爱打官司了”之类的话，我也不愿学样对孙先生再说一遍，只等孙先生扛着杨柳来找我们。
精神疾病（二）：智慧的痛苦
？ 余凤高
科文经纬
自古以来，对疾病，特别是精神病的产生，就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如《圣经》写到的，相信有恶魔扰乱的关系。另外，那时也已经有人认识到严重的心理冲突与精神疾患的关系。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西方最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诗人、先知、女预言家的精神病，说“在他们躁狂症发作的时候，就是优秀的出色的诗人，而此病一旦治好，就再也写不出诗句了。”
古希腊另一个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著名的“斐德若篇”中也说到精神病中“谵妄”（delirium，朱光潜先生译为“迷狂”）对创造的关系。柏拉图说：
“……有一种迷狂是神灵的禀赋，人类的许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就拿得尔福的女预言家和多多那的女巫们来说吧，她们就是在迷狂状态中替希腊创造了许多福泽，无论在公的方面或私的方面。若是在她们清醒的时候，她们就没有什么贡献。”
像这样的类似说法还有法国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他曾不止一次说，极度的才智与极度的疯狂非常接近；而另一个法国思想家和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则更是在“猜想只有那些非凡绝世的近乎神性的人才是忧郁和忧郁质的人”之后，直接欢呼说：“啊！天才和疯狂多么相近啊！”
对于天才和疯狂有关的说法抱有最大信念的人要算是著名的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塞拉·隆布罗索（Casare Lombroso，18351909）了，他写了整整一部专著《天才的人》，来详细论证“极端聪明的人都是极端癫狂的”，坚信“事实是，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的人，或者像维科（意大利哲学家）那样伟大的一生都是在发狂的人，还有多少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
天才与疯狂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或许还是一个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两者的关系确实令人迷惑。因为许多许多的天才人物的的确确都带有几分疯狂，或者极端的疯狂，虽然并不是疯狂的人都具有天才，可是仅仅这一点，也真够使人感到惊奇的了。
请看一些天才人物的精神病态的动作和行为。
拿破仑的右肩和嘴唇，甚至四肢总是时时在习惯性地震颤、抽搐，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次，在流放地圣海伦岛，与在那里严厉管制他的英国将军赫德逊·洛爵士吵过一架之后，拿破仑说：“我的发怒一定非常可怕吧，因为我感到我的两腿在震颤，这已经长久没有发生过了。”一生患精神病、最后陷入精神崩溃的奥地利大诗人尼古拉斯·莱瑙和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孟德斯鸠也有这种震颤的精神病症，在这两人房间的地板上，都留有他们写作时两脚震颤抽搐的印记。还有法国大博物学家和作家乔治·L·L·布丰和英国十八世纪中叶后的文坛领袖塞缪尔·约翰逊，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脸部都会常常出现痉挛性的动作，使他们脸上的肌肉有明显的扭曲。约翰逊走在伦敦街上的时候，总是要强迫自己去碰一碰路旁的每一个邮筒，如果漏掉一个，就非要回去再碰一次；他进出大门或任何出入口，也总是要按自己心里规定的右脚或左脚先跨过门槛，如果有什么错，也定要重新走一次，直到自己心中满意为止。苏格拉底也有这种古怪的病态动作，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在街上跳舞或跳跃，像是一直处在极度兴奋状态。
天才人物最引人注意的病态是癫痫。
裘力斯·凯撒是一个使古代希腊、罗马历史改变进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一名癫痫病患者。在战场上，他曾两次由于癫痫发作几乎严重影响到他的命运。另一次，当元老院要向他发布最高荣誉时，他坐在执政官的席位上，因为丧失意识，怎么也站立不起来；只是像对待普通市民那样地来迎接元老院议员。议员们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凯撒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