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二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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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布罗索认为癫痫病可能与艺术创造有关，因为“艺术创造中出现的瞬间的间歇和意识经常的突然缺失，其特征就是癫痫”。俄国大作家费多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情况就是如此。
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天才。他在室内一边走一边口授创作时，常常像约翰逊似的，每回走到壁炉跟前就要在上面敲两下；更奇特的是他的情绪变化很快，常常随着焦躁不安而发作癫痫，手脚发抖、全身抽搐、嘴唇青紫、脸颊通红。在这发作和苏醒之间的一个间歇的瞬间，他的意识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理想境界，在这个时候，他的知觉异常的灵敏，他的意识异常的清晰，他的思维异常的活跃，这是他自己平时和其他一般的人所难以企求和达到的；它使陀斯妥耶夫斯基能够像研究他的著名学者米·巴赫金说的，有可能“对特定瞬间横剖面的理解力达到异乎寻常敏锐的程度，并使他能够在别人只看见千篇一律事物的地方看得见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病态天才的特有天赋！
英国最杰出的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脾气古怪，生活狂乱，他不但以“疯人”而为人所知晓，他甚至为自己是一个偏执狂而感到自豪。
还在青年时代，斯威夫特就曾预言，说自己将会在疯狂中死去。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见到一棵榆树，顶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部已经脱落，他就说：“我也会像这一棵树那样，在鼎盛之时死去。”虽然是一名教士，后来还被任命为牧师、甚至都柏林大教堂的主持牧师，但他写书嘲笑宗教仪式和布道中的一些做法，可是在此期间又曾希望给他洗礼。他自己说，他在二十三岁时就开始眩晕，他这脑病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后来又因他所爱的女子斯特拉的死，使他悲伤得差点儿死去。几个月后，他就丧失了记忆，仅留下不断挖苦人的本领；整整一年里，他每天散步十个钟头，站着吃饭，要不就拒绝进食，但不看一个字，不说一句话，也不跟任何人接触，如果有人进入他的房间里，他就狂怒不已，大发雷霆。人们不止一次听到他说：“我是一个白痴！”除了极端瞬间的间隙，他都不醒人事，常常倒地，有如一个痴呆儿。斯威夫特最后也是在全然痴呆的状态中死去的。死前几年他曾留下一份遗嘱，说要将差不多一万一千英镑的款项赠给疯人院。尸解表明，斯威夫特的脑已经软化，有渗透液，头颅因为变厚变粗而显示极不规则；动脉扩张；小脑局部增大，证明完全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
患有这类病症的人，大概要算艺术家中最多了。伦勃朗以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画的价格今日已经高到六七千万美元天文数字的文森特·凡·高；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同样著名的还有因精神病而自杀的结局和曾经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包好要去送给一名妓女。凡·高明白自己的精神疾患，但他却把这病看成是他的绘画艺术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说：“一些人尽管疯了或是病了，还是喜爱自然，这些人就是画家”，这是他的信念，他甚至深信，他自己如果真的成了疯癫，那么，“我愈是疯癫，就愈是艺术家。”
夏尔·波特莱尔是法国现代派的著名诗人，他写的有几首情诗被认为已经达到不朽的艺术顶峰；同时他还被人认为是“十九世纪最大的艺术批评家”。但他却是一个十足偏执反常的人。
波特莱尔因家庭遗传精神病，使他从童年时起就充满幻觉和妄想；对生活的狂喜迷醉和恐怖战栗，知觉时而极端敏感时而又麻木迟钝，是他自己也感觉到的一种对立的情绪，这导致他把人生看成是“可厌沙漠上的恐怖的绿洲”，从而决心要设法逃离。不但如此，他的爱情也是病态的，他所爱的异性是丑陋的、一般人看到会感到毛骨悚然的黑女人，或者是非常高大或非常矮小的女人。他在一首叫《种马》的诗中这样写到一个女子：“她很丑，却很惹人喜爱”；说这个女子是一只蚂蚁、一只蜘蛛或一具骷髅，“确实生得奇丑不堪”，但“总之，她有味道”……他向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所表达的欲望是，把她的双手悬到天花板上，以便可以吻她的脚：亲吻裸露的脚在他便是性行为的等同物。波特莱尔也有一些抑制不住的强迫症行为，例如他每个月都非要改换一次住处不可；另外，在陷入痴呆状态之前，他经常难以克制地向商店的窗子投掷瓶子、罐子什么的，为的只是能听到击破物件的愉快声音。
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凡·高、波特莱尔等这样患癫痫病和其它精神病的天才人物，还可以举出从二十四岁就开始发作惊厥的法国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意大利“鬼才”小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奥地利音乐家沃尔夫冈·阿迈兑斯·莫扎特，德国大作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席勒，英国大物理家伊萨克·牛顿，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画家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法国作曲家夏尔·卡米尔·圣—桑，德国著名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波兰伟大钢琴家弗里德里希·肖邦，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俄国大音乐家华西里·康定斯基，法国象征主义典范诗人阿尔蒂尔·兰波，美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
俄国作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包耶多夫写过一个剧本，叫《智慧的痛苦》，描写主人翁、才智非凡的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发现俄罗斯社会仍旧像以前一样的浑浊，他自己原来所爱的女伴也已经堕落，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认识到，这是社会的罪恶，于是便向这个社会发出控诉，但结果却被上流社会的人看成是“疯子”。剧本说明，一个非凡天才的人物，在遭受极度痛苦的情境中，是会因这心灵的极大痛苦而陷入癫狂的。
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心理冲突致使人患上精神病症，格里包耶多夫的现实主义观察非常正确。发人思索的是：只有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尤其是天才人物，才最容易产生激烈的心理障碍和心理冲突，这激烈的心理障碍和心理冲突长期下去，必然会导致主体的精神疾患，最后使他成为一个疯癫的人。也许这才使天才与疯狂发生一定的联系。
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
？ 柳鸣九
前言后语
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
他是哲学家、文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在这几个方面都创造了重要的业绩，从萨特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来说，他对我们的价值今天看来还在于，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但文学家萨特身上却又明显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倾向，即哲人化倾向与政治家化倾向。
根据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录的记载，一九三三年，当萨特二十八岁的时候，先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门的雷蒙·阿隆对萨特这样说：“小兄弟，你如果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就可以对一杯鸡尾酒大做文章，从里面弄出一些哲学来”，这话当时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因为“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正是还未入存在主义哲学之道的萨特“梦寐以求的目的”，正是从此次谈话开始，萨特步雷蒙·阿隆的后尘，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从此开辟了他的哲学道路。
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当然很有所作为，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有份量的哲学论著，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地位。然而，应该承认，与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第一流大师的地位相比，他哲学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当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学史论著中，他都未能获得专章入论，至于在中国，他的哲学论著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
萨特的力量在于把特定的哲理引入了文学，如果说，“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是萨特意识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他全部创造性精神活动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基因的话，那末他最成功之处，就是选中了“存在”、“自我”这一个人人都要面对、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确确“从中弄了出哲学来”，并且，在自己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中，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戏剧作品到传记作品中，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色调地表现了这种哲理，使得他规模巨大的文学创作中，都响彻着“存在”与“自我”的主旋律，并奏出丰富的和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宏伟的交响乐。这就是萨特精神创作的奇观。正因为萨特是一个创作出了丰富的形象世界，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哲人，所以他影响的范围，远比法国哲学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纯哲学家来得广泛，来得深入人心，虽然，他的体系与深度并不如他们；正因为他是一个构设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深邃的哲理、闪光的精神火花、逼人的思想力量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造成了一代风气的作家，他就得以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占有了辉煌的一章，与那些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比肩而立，虽然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
政治化，并非萨特一开始就有的思想倾向与行为倾向，当一九三六年法国人民阵线的运动风起云涌时，他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自由派知识份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大政治活动，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愈来愈多地投身于国际的政治与法国国内的政治社会运动之中，特别是从六十年代起，他的文学创造、学术著述活动日渐减少，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却愈来愈多，一直到一九八○年他逝世为止。我曾经把萨特列入法国文学史上作家兼斗士的传统之列，应该补充指出，如果说法国文学史上如伏尔泰、雨果、左拉、罗曼·罗兰都是作家兼斗士的话，那末，六十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份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正是他长达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与性质，使他获得了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这样的名声。显然；他对自己这一部份生活与业绩是特别重视的，其重视的程度甚至令人感到惊奇，一九八一年我在巴黎访问西蒙娜·德·波伏娃时，她就这样说过，“萨特最重视的是他的《境况种种》这套文集，希望它能传之后代”，而这个十卷本的文集，正是萨特几十年政治社会活动的主要体现，其中很大一部份文章是萨特围绕自己的社会活动所写的政治社会评论，以及“对当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
对一个作家的“盖棺论定”，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往往会有所不同，虽然，我们对萨特的论定，将来可能会受到岁月的修正，但我们今天至少可以这样论定：文学家萨特身上的这两种倾向，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毫无疑问，他的哲人化使他成为了世界文学中最具有隽永睿智的作家之一，最有思想魅力、最有精神感召力、最有不朽价值的作家之一，而他的政治化倾向，则似乎没有在他文学价值的天平上，加上什么有份量的砝码。他的政派性、阵营性太强烈了，他凭藉对自己巨大声誉的自信，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无所顾忌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因此，当他所倚赖的政派与阵营，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会事件与社会思潮，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过眼烟云的时候，或者暴露出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的时候，人们就看到了萨特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块基石悲剧性的坍塌下去了，看到他在那里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份都付诸东流。
如果文学家萨特生活中没有这么长的政治化的岁月，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中，法国极左思潮中肯定会失去一位充满了激情并拥有崇高声望的活动家，但法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与文学史将会有更多的萨特留下来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人们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如果萨特已有的文学创作、“境况剧”中，没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具体政治限定性、时事性（例如《涅克拉索夫》等），也许萨特会在世界范围里、在下一个世纪中拥有更多的读者。萨特在政治化中的投入，显然远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有收获。今天，世界文化领域里一茬又一茬的新读者群，已经很少人对他《境况种种》中的政论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即使是在萨特所向往与所依存的世界里，即使是在萨特本人想要得到立足点的地方，他也未曾得到自己的立足点，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性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他受过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很多读者大概还不会忘记萨特曾被轻蔑地与“蛤蟆镜”并列为“污染”，不会忘记在萨特评价问题上曾经大动“理论干戈”，曾经硝烟四起。
硝烟早已过去，现在是晴和的天气。一九九四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举办了“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学术讨论会，在会议的开幕词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存在文学在不同的国度有过不同的际遇，它在我们这里的际遇是众所周知的。今天，它不再是以社稷安危、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的批评家、理论家严重关注的焦点，谈存在、谈存在主义色变的时候已经过去，自我选择在现实生活里已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奉行的行为准则，其中肯定只有极少数喜爱哲理的人是由于受了存在文学的影响，而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在开放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合理合法地利用了个体自主性、发挥了自我主观能动性而并未在意任何哲理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结果，这种殊途同归之道，多少说明了对自我选择等存在哲理大动‘批判的武器’实无必要。当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脱贫致富、投资开放、资金股市、效应利润、反腐倡廉等等所构成的时代主旋律中，对存在文学评价高一点低一点，已无关紧要了，似乎只是少数穷酸学究的一曲闲聊波尔卡。我们对时代社稷负不起多大责任，我们只有学术良心的真诚。当某个问题不再是承受了千万人严重关注的焦点时，这个问题上的压力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求危言耸听，不求‘语不惊人誓不休’，但求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多少有益于人群。”
在晴和的天气，有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杨昌龙教授这部《论文学家萨特》的专著问世，这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昌龙同志，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到西安大学讲学时认识的，他那时就在教外国文学，涉猎甚广而又比较专注于法国文学，特别是对萨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