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二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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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承蒙张饴慈先生提供他祖父诗稿的复印件，并且允许我引用，谨致谢意。
我高兴得要跳起来（外一篇）
？ 李 普
书屋品茗
这篇小文章，两年前就想写，标题打算叫做《我也“左”了一回》。一想，这个标题不大好，因此放下了。这两天注意到一个新情况，很高兴，便又来了劲头，并且改用现在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呢？请让我往下说。
两年前，一家出版社出我的一本书。我要求看清样。责任编辑是老朋友，表示求之不得，十分感谢。又千里迢迢打电话来，简直是用恳求的语气说：“请你老人家一定要注意数目字。”
我很奇怪何以他这样郑重其事，过去似乎没有这么严重。
他说，他们去年有一本书，被查出来两百多个错。他说绝对不可能，那本书统共才十多万字，哪能错那么多？自己再查，原来是错在数目字上面，没有用阿拉伯字而用了汉字。他叮嘱我说：这本书是要送检的，搞得不好他一定倒霉，所以请我务必帮忙。他说其实也很简单，数目字一律用阿拉伯字就是了。
这种规定我曾经略有所闻。我又听说过，个位数是可以用汉字的。不过我担心也许规定有变，或者各地章程不一，为慎重起见，我问道，个位数呢，是否也非这样不可？
他似乎迟疑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用顽皮的口气回答道：“反正用阿拉伯字保险没错。”我觉得，他这个答复虽然有倾向性，却并不很肯定，他是把皮球踢给了我，让我自己来决定了。
于是我就来看清样。
我这本书稿里比较常见的只到四位数，主要是公元纪年，比如那年是1995年，原来是用汉字的，改成阿拉伯字就是，这好办。有一篇“滇南三千公里第一站”，这个标题里面就有两个数目字。这是在标题里面，也许留得住，不改。至于文内，那就必须改成“3000公里”了。顺便说一句，我这个人数学基础太差，每回看到阿拉伯字的大数目，光用眼睛不行，还得靠手指头帮忙，从个、十、百、千、万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按着数过去，才能弄清楚。好在这“3000”不是个大数，总算还没有难倒我。
说四个字的公元纪年好办，是说我思想上毫无障碍，因为汉字也好，阿拉伯字也好，我们中国人念起来全一样，发音全一样。碰到“年代”，心里可就不那么舒服了。例如“30年代”、“90年代”，有把那“0”念为“零”的吗？至少我自己，口头绝不那样说。但是，要出书，由不得我。这是两位数，逃不掉，改吧。
有位学者提议，把“0”加到汉字里去，作为一个独立的字；又听说文字学家们不赞成，通不过。此事我不知其详，不知提议人之意这个字怎样发音。我看只能读为“零”，而正是这一点弄得我很为难。我那本书中讲到年岁，例如“那时才20多岁”，还有“距今60多年”，请你按它的发音“零”读读看，蹩扭不蹩扭。如果说写尽管这样写，读却应当或者可以读为“十”，事实上我敢说人人都是把这里的那个“0”说和读为“十”的，那么何不干脆恢复那两个汉字呢？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做诗，力求“老妪能解”，大概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通俗化吧。时至今日，我希望我自己和别人的文章都能尽可能接近口语一些。不料现在有这个数目字的事，偏偏要给你作难。上面说的，都同接近口语有关。这里再举一个例，我说到太行山上的抗日战争，有一次“日军出动一万五千人”。不能用汉字，只好写成“15万”，不过，有这样说话的吗？或者，要是不怕麻烦，写成“15000”也行，但是也没有那样说话的。
最叫我作难的是“个位数”，踌躇再三，拿不定主意。
在《刘帅与孙子兵法》一文里，我说到刘伯承元帅的一次讲演，他“把《孙子》全书13篇的精髓概括为6个问题”。后面那个“6”，我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说服自己，既然前面那个两位数只许用阿拉伯字，后面跟个汉字太难看，干脆也用阿拉伯字算了。
这次为了写这篇小文章，我特意查了那本书。有几处“个位数”，是无论如何应当用汉字的，我却用了阿拉伯字。这里举几个例：
我为一位老大哥的书作序，说他“虽然仅仅比我大4岁”。又如，1983年轻工业部评“部优”，玉溪烟厂评上了“2个”。厂长说他们太缺乏人才了，那时只有工程师“2人”是大学生。再如，云南全省推行农田责任制花了“4年时间”。还有，鸵鸟身高“2米多”，养到“3个月”，也不一定能成活。
现在来交代交代我的思想吧，当时脑子里是打过架的。
不用说，我绝对不反对阿拉伯字，它是人类文化的伟大创造。要是当初阿拉伯民族没有发明出这些数目字来，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的进步简直很难想象。但是这样地不问三七二十一，把阿拉伯数字硬夹在任何门类的所有汉文出版物中，实在太不伦不类了，太莫名其妙了。我猜了又猜，如果真正连个位数也不许用汉字，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和彻底地消灭汉字的数目字的功能，然而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什么道理呢？我再三寻思，我不相信有人回答得出来。因此我敢肯定，绝对不会有人出这样的主意，因此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规定。
不过，看看报纸杂志，特别是新出版的书，这种“个位数”，一般都是阿拉伯字。我说“一般”，是说也还有极少数用汉字的。绝对是极少数，我想恐怕都是漏网之鱼，而且也许已经被检查出来，作为那家出版社的“错”了。到底是不是“错”、算不算“错”，我越弄越糊涂。的确，这样的事，除了有责在身的人，谁说得准呢？
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我想起了责任编辑那句话：“用阿拉伯字保险不会错。”这样一想，我立即开了窍。孔老先生说“过犹不及”，我国古人早已注意到“过头”和“不够”的问题，是很不赞成过头的，认为过头与不及同样足以坏事，同样不好。但是现在不同了。拿这件事来说，不管究竟是怎么规定的，用汉字也许会错，用阿拉伯字保险错不了。积数十年之经验，足见“过头”比“不够”好，“左”比“右”好。那些出版物上，凡属数目字，管它个位数也罢，多位数也罢，一律阿拉伯字到底，我想都是按照这个经验办事的。宁左毋右由来久矣，薰陶教化入人深矣，再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也“左”一回吧！
事情这么做了，心里却并不那么很痛快，所以就想写出来。
党的十五大开得好极了，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我跟大家一样，十分振奋。她伟大的意义和力量，没想到在出版物数目字的使用这件事上，也显示了出来。我有一本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机关发的，是正式的定本。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除了作报告那天的年月日用阿拉伯字以外，全文中所有的数目字都是汉字。例如：“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千二百万”。至于个位数与两位数都是汉字，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令我十分高兴。太好了！太好了！当初看报纸没注意到这一点，这回看书，才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也是我亲身经历的。解决“四人帮”以后那一年，大家精神振奋，我也是。我身材矮，想定做一张书桌。经朋友介绍，找到一家木材厂。厂长热情接待，表示一定尽力帮忙。但是当我要求做得矮一点的时候，他却连连摇头。我大惑不解，问这有什么困难呢？他非常严肃地说：“这是部颁标准，不能动的。”二十年后的今天，市场上家具琳琅满目，各式的书桌之中还有各式的老板桌。所谓“部颁标准”，现在恐怕上上下下都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那么一回事。
这是真事，不是笑话，我就拿来结束这篇小文章吧。
一九九七年十月，北京
我还是很高兴
当我为汉文数目字的功能之回归而高兴，写了《我高兴得要跳起来》一文之后，又得到了一本副题为《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书，也是机关发的，是正式的辅导读物。我先翻数目字。开头的几分钟，我几乎要怀疑前几天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经过想了一想才又高兴起来。确实，我还是很高兴。
这本书里，首先是总书记报告的全文，其中所有的数目字依然全都是汉字，同大会《文件汇编》一样。然后是专家学者们阐释的文章，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除了引用报告的文句一字不动以外，这些文章里面所有的数目字又全部是阿拉伯字！例如“1个百分点”、每度电费白天比晚上贵“6角”之类，总之，汉文数目字的功能似乎依然保不住！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吗？如果我没有写前面那篇文章，也就罢了。现在，我却不能怕费脑筋，不能不好好想一想。我想，总不外乎下面这几种可能性。当然，只是猜想。
第一种，等级观念作怪，不过我想不至于，虽然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有过的。“朕”字是古人自称之词，从秦始皇起，就成了皇帝专用的自称，不许别人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的有些文告叫做“炉边谈话”，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来的中文稿用的是半文不白的文言。那时候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当编辑，我们用中央社的稿子，通常是要改成白话的。有一次查对原文，发现同一个“YOU”（你们），中央社竟有两种译法。在罗斯福向议员们说话的地方，译文用的是“诸君”；当他向美国人民说话，这个字却变成“尔等”了。但是，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讲平等的，不会再那样了。
第二种，不是按人分等级，而是按出版的对象区别对待。总书记的报告是中央文件，所以数目字一律用汉文；其他任何个人的文章，便不能享受这种待遇。我想这个可能性极大。如果真是这样，我更有理由大大地高兴。因为中央文件不是准备藏之名山不给人看的，特别是就十五大报告而言，它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的，看的人越多越好。因此，它越便于更多的人看越好，越能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觉得比较容易看越好。汉文数目字恰恰具备这个优越性。试看报告中讲的那些百分比，用方块字印出来，无论自己看或者念给别人听，多么方便。再如我上次说到的那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千二百万”，让我们把那个数目用阿拉伯字写出来看看，那就是32000000，请看麻烦不麻烦？如果想找个比较简便的表达方法，那就只有借个汉字来用用，那就是3200万。说得不大好听，这实在有点儿尴尬，既然如此，何不大大方方全用汉字呢？还有一种尴尬之处，似乎也避免不了。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和其他汉文出版物上看到，有几个数字大家都是用汉字的，比如党的七大、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这次十五大。我这样说，毫无贬低阿拉伯数字之意，她是贬低不了的。数学和所有自然科学领域是她独占的王国，汉字无能为力。也可以说我不赞成的是对阿拉伯字的滥用。这样的滥用，对汉字不公平，对阿拉伯字也是不公平的。
再讲这本书吧，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同第二种一样，不过执事人员根本没想那么多。他们接到书稿，一看，前面是中央文件，那是连标点符号都不能稍有差错的，当然按原稿发排；此外所有个人署名的文章，就一律按常规处理。至于同一本书里的数目字出现两种文字，形成两种待遇，好看不好看，尴尬不尴尬，恐怕谁也没注意，谁也不在意。在我们这个古国，不同待遇的事存在已久，人们早就习惯了，早就不以为奇了。民以食为天，别的都不在乎了。
文章写到这里，大可以不再说甚么，说两句红旗轿车的事吧。我记得最初是一面红旗，一般的首长也坐不上；后来出了三面红旗，规格更高了。近年来世事大变，据说有些乡镇企业买了红旗车，出租车之中也有这种车子了。类似的这种事，正在多起来。这是时代的信息吧。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北京
与涅克拉索夫重逢
？ 邵燕祥
书屋品茗
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逝世即将一百二十周年了。
我初识涅克拉索夫，是在五十年前，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之交。我写《给伏尔加船夫》的时候，还没读过他写伏尔加河的诗，心中只有列宾的那幅名画，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但是在我一九四八年夏天的旧稿里，已经看到题为《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的长诗，显然是读了高寒译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之后的拟作了。
接着我从东安市场内的丹桂商场旧书摊上买到孟十还译的《严寒·通红的鼻子》：“这里只有石头才不哭泣……”还有说俄罗斯妇女有三条命运，就是“跟奴隶结婚，做奴隶的母亲，至死都做奴隶”的话，是那么强烈地震撼了我。
那时我也正走进果戈理、屠格涅夫的世界。涅克拉索夫的诗，《死魂灵》和《猎人日记》，他们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同情，之所诅咒，之所向往，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唤起我无条件的共鸣。我像他们面对着又可爱又可恨的俄罗斯，面对着人民的苦难一样，我面对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抗日战争之后，避免了做外国人的奴隶的命运，能不能摆脱做本国人的奴隶的命运？于是那“为了实现人与人是兄弟的关系”，涅克拉索夫的事业也成了我的理想。
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与涅克拉索夫时的俄罗斯如此相像，我也应该像他那样歌唱。
一九四九年后，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国策，我们这里出版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较多。但关于涅克拉索夫，我所见的新书，似只有一九五四年平明版的《俄罗斯女人》，以及人文或作家版的可能是楚柯夫斯基著的论涅克拉索夫的小册子。可能是反胡风（连带肃反）、反右派、大跃进等运动突如其来，又接二连三，把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社有关重译世界名著的规划推迟以至彻底打乱了吧。
不过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还拥有如上所述涅克拉索夫的若干旧译本。然后，有十几年之久，就只能像怀想远方的朋友那样，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念叨一下他们的话语，来寄托我对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诸多中外古今诗人的系念了。
使我得与涅克拉索夫重逢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他们在一九八○年八月出版了魏荒弩译的《涅克拉索夫诗选》，印了两万册。一九八五年再版，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