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与剑--日本商业智慧-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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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人是工会（劳动组合）的成员，不得任意解雇或给予不利的条件。
但参不参加工会，是工人的自由，不得加以强迫。

　　　　（四）劳动事情的调查或劳动争议的预防，由劳、资、中立三方构成“运

　　　　动委员会“，用斡旋、调停、仲裁的方式来沟通。

　　　　（五）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指令下，有关劳动的科学调查，在现存的统合机
关之外，可另设立附属于事务局的有力机关。这一点最值得注目。

　　　　“劳动组合法”，仅在四个月之内便付诸实行，但内容是民主的，并且成立
得很快，其对战后的日本工人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有不可泯灭的功绩。

　　　　可是，“2。1　总罢工”以后，这个法律便受到修改，改向抑制劳动运动（工
运）的方向。后来连团结权也受到限制，有关不当劳动行为，也改“直罚主义”
为交由“劳动委员会”恢复原状的处理而已。

　　　　作为“劳动三法”之一的“劳动关系调整法”，是调停劳动争议的制度，日
本早在1926年便有这个制度的雏型“劳动争议调停法”的存在。原则是调停铁路、
电力等公益事业转变成军民关系工厂，和国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业为主，因是
战前所订的法律，具有警察强制介入镇压争议的威压性质，在战后也就无法把它
拿来用。1945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便在“劳务法制审议委员会”上，要求代替
“劳动争议调停法”的“劳动关系调整法”的立案。

　　　　1947年5　月13日，审委会向政府提出答申，政府便根据这个答申而作出草案，
提交国会审议。经国会通过后，“劳动关系调整法”便在1947年10月13日正式实
施。其主要精神如下：（一）调停范围，旧法仅限定于公益事业等，新法则涉及
所有的劳资争议，皆设置斡旋、调停、仲裁的三阶段来加以处理。

　　　　（二）以前的调停委员会，是由行政官厅的独断独行来处理劳资争议。

　　　　现在的劳动委员会，斡旋则从劳动委员会中挑选斡旋委员，调停则从劳、资、
中立三方中挑选调停委员，仲裁则由劳动委员会自行办理。

　　　　（三）旧法是有关公益事业、陆海军工厂等争议，即便当事者不提出请求调
停或仲裁，仍由行官厅的判断可以强制的进行调停。可是，新法不能这样做，一
定要有当事者双方的申请，或根据劳动协议方由一方提出申请，才可以由劳动委
员会接受调停。“公共事业”即指运输（铁、公路）、邮政、电信、电话、水道、
电气、瓦斯、医疗等，这和战前旧法所指“公益事业”

　　　　没有什么不同。

　　　　（四）仲裁对当事者可以拘束，斡旋和调停则没有强制力。但旧法在调停案
上，也常有警察施压的强制倾向，这在新法上是万万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新法
已排除警察的影响力。

　　　　“劳动关系调整法”，日共和日共系的工会认为多此一举，不必立此法。

　　　　因为在“劳动组合法”中，已有预防和调停等劳动委员会的设置。但这个法，
主要还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劳动争议，当事者申请调停的时限为30日，超过30天便
会使争议行为变成不成立。违反者加以罚款，但不会受到解雇。

　　　　“劳动三法”的另一就是“劳动基准法”的成立，这是1946年劳动节以后，
劳动界要求成立的呼声更加强烈，政府才作出了公约，清“劳务法制审议委员会”
设立小委员会和开办公厅会，进行方案的咨询。1947年4　月7　日，众参两院便把
此法通过，9　月1　日正式实施。这个“劳基法”是由13章130　条构成的大法律。
日本在1916年已有“工厂法”，作为工人的保护法。后来经过修改，曾把工人的
最低年龄、灾害抚恤、退职金和年金保险金等，加以补充和修订。虽然如此，新
成立的“劳基法”与原来的“工厂法”比较，仍有其不同之处。其主要精神如下
：（一）“劳基法”是统一的、普遍的法律，适用于所有业种的劳动领域。

　　　　由总则、劳动契约、工资、劳动时间、休假日、就业规则、宿舍、安全卫生、
有薪休假、灾害补偿、技能养成、监督机关等章构成。比起战前的“工厂法”，
更具有综合性的体系。

　　　　（二）“劳基法”是承认工人的权利，在工人权利受到重视的基础上，才作
出一定基准的要求。“工厂法”因立法于战前，难免带有取缔的性质，为达成取
缔的效果，工人才受到保护。“劳基法”的前七条，被称为“劳动宪章”，是确
保劳动条件、劳资对等、工人平等（不分男女国籍）和尊重工人人格、市民生活
自由、公民权行使的保障等的基本宗旨所成立的宪章，这个宪章也可以说是保护
工人基本人权的法律。

　　　　（三）“劳基法”的适用范围和“工厂法”大异其趣，不但中小企业可适用，
而且农林渔业也可适用。只有同居的亲族和公务员、船员例外，只要是领薪的工
人都能适用。

　　　　（四）“劳基法”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原则是一日8　小时，每周48小时的工
作时间。禁止年少者及妇女深夜上班。规定休假与有薪休假的日数。劳动契约中
特别把解雇、雇用、工作规则等规定得一清二楚。这和战前“工厂法”的女子、
年少者工作时间被拘束在11小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五）监视机构更加扩大和强化，除了把劳动省置在顶峰位置之外，下设劳
动基准监督署，保障监督官的身分，给予行政上的权限。

　　　　“劳动基准法”如果不能严格执行，便只是几项法令而已，特别是监督官人
数太少，也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并且如果严格执行便会有很多中小企业无法适应，
也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另外，大企业的临时工和日雇工等底层工人，因工会
对他们冷淡，因此便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占领军对日的劳动政策，和对日的经济政策是步伐一致的。占领初期是以
“经济的非军事化”和“经济的民主化”为中心政策，尽量把战前的旧体制破坏。
可是，美苏对立的东西冷战情势发展以后，亦即1949年以后，占领军便宣布了
“经济九原则”，美国极东基地的政策转换，主要在加强日本的经济力，便把
“民主化”的口号改变为“确立和平经济”的“和平化”了。

　　　　同样地，日本政府在同年“2。1　总罢工”以后，已对工会的政治斗争化倾向
感到苦恼，便对“劳动组合法”痛感有加以修正的必要。因此，“组合法”

　　　　的“必要最小限度”的修改案在国会通过，虽然仍以“自主性”和“责任性”

　　　　为重，但比起原来的“劳动组合法”后退了很多。这就说明日本在工会民主
化上多少做了一些手脚，这和美苏的对立，有很大的关系。

　　　　重点产业的“倾斜生产”政策

　　　　战后日本产业的再出发，生产的再开始，最大的难题在于资材上。各种产业
的摸索复兴的途中，甚感煤炭和钢铁等资材的不足。因此，1946年8　月成立的经
济安定本部，作为资材的紧急对策，便以煤炭和钢铁作为最优先产业的发展业种，
由政府领导推进生产。这个所谓“倾斜生产”方式，乃东大教授有泽广己建议当
时的吉田首相所采取的重点业种生产方式，用以加强特定产业的重点生产。

　　　　从煤炭和钢铁的1946年生产状况来看，煤炭矿业，由于战时坑木的乱掘和炭
坑的荒废，加上战时强制上工的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熟练矿工，有　13。4　万人（约
占全矿工的34％），都因战争结束而离开了矿山。因此，煤炭产业陷于瘫痪状态，
出炭能力极为低下。例如1945年4　月，每一矿工每月出8。8　吨，到了同年10月，
降低为2。2　吨。生产总量，也由战时最高（1940年）

　　　　的5630万吨，降为2230万吨。煤炭的生产大降，影响了各种产业的煤炭、资
材的供给。因此，钢铁业只能取得五分之一的煤炭供给，其他化学业是二分之一、
纤维业是十分之一、电力业是五分之一等。情况非常严峻，不但影响全产业的生
产再开，也促使基础部门的崩溃，引起资材不足的恶性循环。

　　　　钢铁业，钢材不足的情况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工厂都停工，1946年
的平均作业率：钢铁高炉2。5　％、钢铁平炉8。2　％。工人解雇了44％，只剩129　
万人，其中普通钢58万人（终战时雇用总数的33％），特殊钢70万人（67％）。
当时钢铁的需要量约为200　万吨，只能生产提供47万吨，亦即只有五分之一的生
产量。最困扰的是煤炭的供给不足，1946年37座高炉中，只有八幡的3　座能够投
入生产。

　　　　针对以上二业种的深刻问题，政府的作法有四：（一）把所有资材的库存，
拍卖给业者。（二）指定煤炭、钢铁为主要生产资材，禁止黑市买卖，实施配给
统制。（三）进行库存调查，全面活用库存材料以挽救危机。（四）

　　　　把1947年度的出炭目标，定为3000万吨“倾斜生产”（重点生产）的主要作
法有五：（一）进口的石油，以煤炭和钢铁为重点供给部门，优先供给。

　　　　（二）增产的钢铁，集中投入煤炭部门的炭坑设备使用。（三）使用钢材作
为出炭设施后，煤炭部门要努力增产。（四）增产的煤炭，优先提供给钢铁部门，
促进钢材的生产。其增产的钢材，再优先提供给煤炭部门。（五）通过这样的循
环操作，增进钢铁和煤炭的大量生产。

　　　　这个“倾斜生产”方式试办一年后，钢铁和煤炭的生产量，便达到战前的50
％的水准。藉由这项成果，带动了电力部门和输送部门的活力，迸而影响了一般
产业，取得预期的效果。1947年片山内阁成立，把吉田内阁的重点生产作了角度
修正，打出食粮与出口贸易的振兴政策。食粮增产与出口贸易，成为钢铁与煤炭
业之后的重点生产指定产业，通过出口贸易，以确保资材的进口。

　　　　当时日本政府，一方面把“倾斜生产”方式作为产业政策进行，另一方面更
实施了“价差补给”的物价政策和“复兴融资”的金融手段，配合“美国援助”
补强了产业政策。所谓“价差补给”，就是为了促进基础生产财的生产，广泛地
采用价格差距的补给金制度。因为当时的消费财，由于军需改为民需，形成绝对
的生产不足，消费财的价格高涨，生产财反而跌价。生产财更由于设备的老朽与
破损，生产性普通降低。为了促进原材料部门生产的

　　　　再出发，才实行了基础生产财的补贴金制度。从补贴金额来看，1947年166　
亿日元，1948年536　亿日元。重点放在重点生产产业的钢铁与煤炭，补助金的比
重，约为价格的一半以上。

　　　　“复兴融资”是指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而言，该银行成立于重点生产方式开
始实施的1947年，1949年停止银行业务。两年之间，日本产业金融的四分之一，
设备资金融资总额的四分之三，都由此金库作出融资。煤炭产业约占复兴融资总
额的36％，475　亿日元，受到最大的优遇。煤炭产业设备资金的全部或98。1％，
都依赖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并且，所有的基础产业的周转资金，亦靠此金库的
巨额融资，事实上和补助金同一性质。复兴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发行复兴债，
发行额达1680日元，由日银来承受所发行的复兴债。

　　　　“美援”主要是统制物资的援助。如棉花、石油、铁矿石、肥料、橡胶等、
作为重点基础资材来援助日本的产业复兴。煤炭、钢铁、肥料、瓦斯等部门的特
定产业，可用市面价格的三分之一取得这些“美援”。

　　　　“倾斜生产方式”实施以后，到了1948年已收到初步的成效，矿工业生产恢
复到战前的60％。并且，生产财恢复速度超过消费财，这是有目共睹的成果。可
是，由于独占的大企业受到特别的保护与援助，扩大了生产。相对地，中小企业
却产生了分解与没落，造成现在日本的企业皆由大企业独占，这是重点生产方式
所带来的最大矛盾。

　　　　韩战带来的“特需景气”

　　　　1950年6　月韩战爆发，这一年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五年。由于韩战所带来的军
事特需，日本产业所受影响之大，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具体说来，便是把整个日
本产业，都带进战争景气之中，不但使各种产业的生产量扩大，而且也使低生产
性、高成本的重工业品，增加了出品量。194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5。1　亿美元，
1950年增加为8。2　亿美元，1951年13。55　亿美元，实质增加2。7　倍。其中以特需
占极大份量，约占日本国民所得4。35兆日元的一成，亦即5000亿日元。

　　　　特需，包括美军的军需品、兵器的修理、基地的扩大建设及韩国的救济物资
等。例如卡车、火车头等机械类，钢材、铜制品、水泥等建设资材，衣料、防寒
等纤维品。上述物资在韩战爆发前，大概有1500亿日元的库存滞销品。韩战发生
后，滞销品一扫而空，更以纤维品及金属类为中心，价格急速上升，在半年之间，
上升率竞达90％。由于生产的扩大，矿工业生产水准在1950年10月突破战前的水
准，翌年三月便超过30％，飞跃上升。这样，不但使企业利润、生产量及营运度
急剧上升，而且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也随之涨价，连带地促使进口商品的涨价率
增加，工资的上升率也步步提高。

　　　　韩战带来的“特需景气”，一方面使产业的利润增大，另一方面亦使投资活
动更加活络。前者，除了食品工业的利益率增加之外，和直接特需有关的纤维工
业等消费财的利润，也有增无减。利润增加的总金额，约从　1300　亿日元增加为
3100亿日元。后者，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亦从1091亿日元增加到4389亿日元，
增加了4　倍。从产业别来看，则以钢铁、煤炭、纤维、化学肥料、机械工业、运
输、电力等设备投资的增加，最为显著。

　　　　“韩战特需”就像一贴日本经济的“回生药”一样，直接把日本的生产部门
搞活了，间接又扩大了日本的出口贸易，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所发生的作用，实
在不容忽视。195O年，日银提供给产业的资金总额竟达7666亿日元，与前一年相
比，遽增了30％。产业企业内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为1174亿日元，一跃而为二
倍以上。产业资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场的外部资金，1950年的外部资金供给额
为6495亿日元，与前年度的1162亿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22％。除了日银的产业
资金供给之外，都市银行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从全国银行的贷款额来看，
1950年的总贷款额为4077亿日元，约为整个产业资金的53％，即占产业企业外部
资金总额的6O％。而都市银行的贷款额，超过民间储蓄约为1000亿日元，这个超
过额，便由日银利用追加信用来弥补。换句话说，日银的信用膨胀率相当高，否
则都市银行贷给产业的资金不会这么多。日银的信用膨胀便意味着通货的增加发
行，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产业资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腾贵。

　　　　韩战发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于日本矿工业生产及重化学工业生产的
突飞猛进，促使国民经济的积蓄水准，突破了战前的水准。结果，一举提前完成
了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