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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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宣德初政宣宗朱瞻基（1398—1435）登极之初，立足未稳的文官政治面临着一次考验。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从他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永乐七年（1409）春天，朱棣夺位后第一次返回旧藩北京，年仅十二三岁的朱瞻基即受命从行。次年朱棣亲自率师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俨然有些监国的样子。永乐九年（1411），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而确立了他的储君地位。
朱棣对于这个长孙确是独有所钟。永乐十一年（1413）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也再次给祖父脸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当祖父当众说了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时，便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①他既有着祖父的英武，又具备了父亲的睿智，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②所谓的“太平天子”，绝非仁宗那样的仁德之君，他对仁宗那种儒生气甚至感到厌恶，因此几乎酿成汉王夺嫡。在这关头倒是朱瞻基帮了父亲的忙。他对叔父觊觎储位的企图，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一次谒陵途中，当时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走不便，靠着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在旁说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话音未落，身后有人应道：“更有后人知警。”③说这话的便是皇太孙朱瞻基，汉王高煦不由回顾失色。朱瞻基并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里。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第二次亲自率师北征时，朱瞻基便随同出征了。在忽兰忽失温激战中，他在宦官李谦引导下追敌至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几乎发生危险。在朱瞻基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宠爱与骄纵，同时也有锻炼与拼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孙培养成同自己一样的追求文治武功的开拓之君。
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他是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速赶回北京。汉王朱高煦本来图谋于途中设伏邀击，因为朱瞻基行动迅速而未得逞。他们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
这场斗争给文官们帮了不小的忙。汉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当初参与“靖难”的军人集团。这种历史造成的结果使得朱瞻基从登极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
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朱瞻基是洪熙元年（1425）六月登极的。七月，朱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试探。尽管所陈并非如意，朱瞻基还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乐中，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宣宗击射》。
② 《明史》卷九《宣宗纪》。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七《后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①朱瞻基顾谓群臣的这番话不无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抚。但身处局内的朱高煦却毫无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里汉王朱高煦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有人告诉朱瞻基：“汉府所遣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②朱瞻基对此岂无所知，他不过采取后发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诚以待而静观其变。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汉王府索要骆驼，立即与之四十，索马与之百二十，还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这些做法与朱瞻基性格颇有些不符，显然是他周围文臣们起了作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官集团已经在永乐、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边逐渐形成了。
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预防，谋不得发。朝中旧功臣既无人内应，地方官员又不肯从乱，朱高煦陷于孤立之中。在乐安家中居丧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连忙换装改名，间道入京告变。
倘若朱高煦稍有头脑，他应该明显感觉到形势对于自己的不利，但他却不顾一切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八月初一，朱高煦在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终于重演“靖难”旧剧。
直到这时候朱瞻基才临朝宣布命将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夜里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①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②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鉴，不可失也。”③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④杨荣和夏原吉都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万无一失，而惟恐重现那幕历史惨剧。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
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这场斗争最终是以朱瞻基亲征与朱高煦的失败宣告结束。这是仁宗之治的胜利，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师还，杨荣以决策功，受到赏赐，得赐银章五，褒奖甚至。夏原吉也被赉予加等，得赐阍者三人。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则因在这次出征时反对袭执赵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④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彻底孤立了汉王朱高煦，杨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赏赐。
仁宗身边那批有为的文官，重又聚集于朱瞻基的周围并为其所倚靠。
这一年十月，曾因气死仁宗而入狱的翰林侍读李时勉被复官。史书记述了这有趣的一幕。
当时有人对朱瞻基说起李时勉得罪先帝的情况，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使者去后，他愈想愈气，又令王指挥前去将李时勉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时，使者正巧带李时勉由端东门入，没有碰上。朱瞻基见到李时勉，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头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听了这两件事，朱瞻基怒气稍解。李时勉说了六事便说不下去了。让他接着说完，他回答说：“臣惶惧不能悉记。”这时朱瞻基已怒气全消。“是第难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时勉答道。朱瞻基不由叹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时勉已经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挥去狱中提人不到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冠带立于阶前。①李时勉的复职表现了朱瞻基的宽容大度。李时她虽然不属于当时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但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会得到文臣的普遍欢迎。
四个月以后，有五名文臣在文华殿得到皇帝赐予的范银图书。他们是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胡■。蹇义得到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为“含弘贞靖”，杨士奇“清方贞靖”，杨荣“方正刚直”，胡■“清和恭靖”。后来又有一位内阁学士杨溥。这便是史称的“蹇、夏”、“三杨”。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经历了长期政务锻炼的文官群体。蹇义掌吏部，夏原吉掌户部，“三杨”掌内阁，胡■掌礼部。他们在继承和推行洪熙、宣德两朝仁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础。
永乐后期，由于皇权专制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短暂的一年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宣宗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阯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宗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后，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阯。
自永乐五年（1407）安南内属改设为交阯布政使司后，几乎没有过一天平静。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发生了动乱。永乐六年（1408）八月，简定、邓悉、阮帅等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发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经而死，交阯都司吕毅、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十一月，张辅擒获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成祖正着力于北征，交阯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阯新战乱的导火线。永乐九年（1411），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阯。张辅到达交阯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凭藉武力征服对交阯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阯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阯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成祖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阯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阯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阯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
当这个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阯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阯触怒成祖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阯问题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宣宗谕旨督责陈智等人兵败的第二天，便在文华殿中秘密召见了二杨。“昨谕荣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独与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带含混地说道：“昔在南京，皇考曾与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求陈氏之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尚有后，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此语藏之朕心未尝忘。”
“永乐三年初征黎贼，凡诰敕皆臣等亲承面命。圣志惓惓，在于兴灭继绝。”二杨回答得可谓婉转得体，放弃交阯，复立安南，不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圣志。
“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与朕合，三二年内，朕必行之。”①这次谈话便是宣宗放弃交阯的前奏。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退罢朝，宣宗又在文华殿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他首次直接谈到了放弃交阯：“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后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盖兴灭继绝盛心也。而陈氏子孙为季犛杀戮已尽，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阯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深为恻然。昨遣将出师，朕及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①这一次又谈到了《祖训》，可见宣宗确实反复考虑了，因为他不仅要说服群臣，而且要首先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蹇义和夏原吉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这大约并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杨士奇和杨荣，问道：“卿两人云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汉、唐以来虽为郡县，叛服不常。汉元帝时，珠崖反，发兵击之，贾捐之议罢珠崖郡，前史称之，夫元帝中主，犹能布行仁义，况陛下父母天下，与此豺豕较得失耶！”②宣宗点了点头。这番对话目的在于说服蹇、夏二人。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蹇、夏为首的主要大臣的支持，这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是事情发展得比宣宗预料要快些，就在宣德二年（1427）即发生了王通与黎利私下立坛为盟之事。王通初至交阯，曾大败黎利，但不久黎利势力复兴，朝廷再命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调军征讨。柳升勇而寡谋，沐晟怯而无能。明军于倒马坡中伏，沐晟坐视不救，柳升全军覆没。王通得知柳升败报，更无心再战，遂与黎利立坛为盟，宣布退师。
十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这次上表人的名义却不是黎利，而是一个所谓的安南国王陈氏三世嫡孙陈暠。陈表中写道：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犛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今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云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陈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①表中所言颇令人感到蹊跷。宣宗看过后，交给英国公张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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