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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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张辅是当年平定安南的主帅，自然依旧主战，“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②蹇义、夏原吉支持张辅建议，反对放弃交阯。自永乐中黎利反叛朝廷，二十年间未闻有陈氏后人之说，此时突然冒出陈暠，当然是黎利诡妄之谈，但是杨士奇和杨荣却宁愿以假作真，趁机放弃交阯。
“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以兵，臣不忍闻。”
谈到了国家状况及其当务之策：“且求立陈氏后者，太宗（成祖）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后郡县。叛乱相寻，至深廑先帝忧。今因其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计大便。汉弃珠崖，前史荣之，安在为示弱乎？”①这是二杨与宣宗多次谈话的总结，是考虑已久的计划，宣宗认为没有必要再作讨论。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第二天，向群臣出示交阯奏表的同时，宣布息兵养民，放弃交阯。
明宣宗终于迈出了这艰难而关键的一步，经过仁宗、宣宗两代人的努力，明朝开始摆脱了开国以来，特别是永乐以来形成的种种财赋重负，真正走上了息兵养民的道路。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第二节宽松与务实宣德三年（1428）暮春三月，明宣宗在宫苑中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十八位要臣，但这并非议政，而是一钦赐的春游。群臣们随从宣宗乘马登山周览，又泛舟于太液池水之上，望着四周一片盎然春色，君臣们赋诗赓和，融融之意，似乎也如这春色一般，由儒臣们的心头延展开去。上有励精图治之君，下有同心辅政之臣，一片祥和宽松，使人感到太平盛世之将临，同时人们也不得不对宣宗的治民方针感到惊异。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天下多有辱没之感，他却在杨士奇、杨荣等人支持下办到了。史书中说：“自交阯内属者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至百余万，转输之费不预焉。至是弃去，官吏军民还者八万六千余人，其陷于贼及为贼所杀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王通）弃地殃民，而上不怒也。”②这在太祖、成祖时是不可想象的，而仁宗又似乏此胆量。宣宗之所以能够放弃交阯，显然是放弃了那种专制君主的尊严，转而追求一种安定太平和官民的称颂，这一弃一求，也就成为宣德中宽松政治的基点。如果将其与仁宗的仁治相比较的话，宣德之治在文官治国制度上比洪熙时更为突出，政出内阁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宣德五年（1430）的清明节，宣宗奉皇太后谒祭了天寿山的长、献二陵。这位年轻的皇帝没有乘坐御辇，他英姿勃勃地骑在马上，亲自为皇太后的凤辇开道。这一次人们都瞻仰到了皇帝的风采。经过清河桥的时候，宣宗又下马为太后扶辇，道路两旁跪满了黎民百姓，叩拜山呼，声震郊野。太后望着宣宗说道：“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①这种现实中的说教，更容易打动宣宗的心，他切实感到了安民的重要。谒陵返回途中，他饶有兴致地来到田间，向春耕的农夫询问起稼穑之事，并且取过犁来试着推了几下。尽管只是几下，宣宗却已经感到十分吃力了。他回顾侍臣们说道：“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②这件事对宣宗的触动颇大，回宫后他再次对身边大臣谈及此事：“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③宣宗果然将与农人的谈话记录成文，题名曰《耕夫记》。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② 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①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③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①大概是耕夫对于县官的那番谈话对宣宗起了一定作用，两个月后，他下诏追夺赃吏诰敕，并且著为令，定为制度。随后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书中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②于是尚书蹇义、胡■，大学士杨士奇等首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任苏州知府，同时被荐的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赵豫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为常州知府，户部员外郎邵■为武昌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御史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九人后来皆有治绩，而以况钟最为著名。
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①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今湖南、湖北），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曹弘巡抚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由此开始了各省专设巡抚的制度。宣宗在给他们的敕谕中写道：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斯。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迭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钦哉。②这些派往各省的巡抚，与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们带去了宣宗敕谕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们去实现一种祥和、宽松、安定、富裕的局面。这些巡抚与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远非一般地方官员所能相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况钟了。他们出任的苏、松一带是当时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素称富庶，但又是赋役最重的地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②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②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②。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专制。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③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①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②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③。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② 《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③ 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③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②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首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③。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①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③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①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②，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①，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