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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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首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发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贰，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①。袭赵之议起自陈山②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0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②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首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③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①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②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0）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③　《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①　《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②　《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①。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①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②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守成之君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①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②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①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②。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首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1430）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①。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1430）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格大臣出面反对时，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气的切责。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给理财官员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许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这里老天也帮了一点忙，宣德七年（1432）江南大丰收，周忱和况钟等人设置的济农仓获得大量存贮，以后数年间，“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②。财赋的充盈，使地方上诸事得以并举，“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①。此事颇遭朝中物议，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发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发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1430）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②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①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③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①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100）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