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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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在南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连做梦都想再登大宝，夺回失去的威风和权力。在南宫过了六年又五个月的“幽闭”式生活之后，他终于实现了① 《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
这个多年的梦想。
第四节南宫复辟，重登帝位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潜入南宫，夺门拥明英宗出宫，复辟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称“夺门之变”。五天后，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第二次即皇帝位，建元天顺，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第二天，亦即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明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操纵下，听信谗言，颠倒是非，杀害功臣于谦。这是他的又一个过失。之后，明英宗又在石、徐、曹等人的指使下，将一批大臣或杀或罢；同时以夺门之功对另一批人加官晋爵，委以要职，进为公、侯、伯之类，连官舍旂军晋级者也有三千余人。
天顺元年（1457）二月初一日，明英宗下诏废除景泰皇帝，仍称■王，迁居西内。十九日，■王朱祁钰病死（一说为明英宗派人杀死）。同月，命吏部侍郎李贤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三月，复立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十月，诏复王振官职，刻木为像，招魂祭葬，立祠祀于智化寺，赐额曰“旌忠”①。王振擅权乱政，又导帝亲征酿成土木之祸。明英宗以王振为“功臣”，对他一直念念不忘，迷信至深，可以说达到“顽固不化”的地步。明英宗复辟之初，对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徐、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他们之间也争斗不休，互相整来整去。这时明英宗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俘虏生活、南城苦度，渐渐成熟起来，看到石、徐、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于是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们，徐有贞首先失宠，多次被捕下狱。
天顺三年（1459）八月，明英宗经调查取证，证实石亨的侄子定远伯石彪谋镇大同，居心叵测，将其逮下诏狱，抄没家产，又捕其党七十六人。十月，石亨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被罢官闲住，不准入朝。同时下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二字，凡以此冒功得官者，许自首更正。一时因“夺门”功被罢者四千余人。
天顺四年（1460）正月，逮石亨入诏狱，抄家没产。三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斩首示众。同月，经吏部考察，晋布政使萧晅为礼部尚书。又以阁臣李贤力荐，起“执法不挠”之致仕副都御史年富为户部尚书。三月，明英宗以耿九畴和轩輗二人“廉正不易得”，分别召为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
朝局治乱在用人，皇权基础是经济。明英宗在处置用人行政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关注赋役问题。
同年四月，派遣内臣卢永等人，分别往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督责银课，闽、浙两省课额，大略如旧；云南征银十万余两，四川一万三千余两。新旧总计十八万三千余两。五月，免去浙江等处被灾秋粮，罢中官督苏、杭织造。六月，免除湖广被灾税粮。七月，令征全国逃亡工匠三万八千四百余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名，由吏部遣官二十余人分往各地督捕。
为了巩固皇权，这时明英宗又进一步加紧整顿内部，消除隐患。
司礼监太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的曹吉祥，原与石亨狼狈为奸，及石亨失败，他预感到自己亦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阴谋发动叛变。经过多次策划之后，定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清晨正式起事，由曹吉祥的养子曹钦自外拥兵入宫，废除明英宗，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结果谋定而事泄。七月初一日夜，明英宗得到奏报，急令将曹吉祥关闭于内廷；皇城及京城九门俱不准开启。曹钦知事败露，狗急跳墙，于夜半时分驰往各处，杀害大臣多人。然后率兵攻东、西长安门，纵火毁门，因火势凶猛而不得入，遂退守他处负隅顽抗。经一番恶战之后，曹钦走投无路，投井死，其家大小均被诛。
七月初五日，磔曹吉祥于市，灭其族。初八日，再磔曹党汤序等人，皆籍其家。
七月十二日，列曹、石诸人罪状，诏示天下。“曹石之变”至此结束。
十一月二十日，明英宗在文华殿召见阁臣李贤，曰：“曹吉祥非无功，一旦犯法，诛殛无遗。且朕在南城时，若辈如何，一旦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复位五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城时。是以每日视朝，朝母后毕即亲政务，览章奏。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俱从便。”李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明英宗曰：“愿卿勉辅朕躬，君臣一德。”①天顺六年（1462）四月，诏免河南、开封诸府去年被灾税粮二十八万四千余石。七月，免两淮盐课三十万引。天顺七年七月，免陕西被灾税粮九十一万石。
天顺八年正月初二日，明英宗患病，初六日，命皇太子在文华殿视事。
十六日，病情加剧，交代后事，命草遗诏。
翌日，复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五月，葬于裕陵。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八。
第十五章于谦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巡抚二省，声著朝野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①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②，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① 《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②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①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