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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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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恕家居十余年,正德三年(1508)四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在明朝士大夫中算得上极高寿。朝廷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王恕为官四十多年,他的廉介很值得称道。他赴云南时,“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③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一。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荐举》。
  ① 王恕:《议进士石存礼除官奏状》,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② 《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①。在南京任上,“往还衣书一橐而已”②。任吏部尚书时,他在衙门口贴一布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③代王恕任吏部尚书的耿裕,史称“无爱憎”④,但他对王恕极为敬佩,曾讲过这样一件事:王恕在任时,他为礼部尚书,“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首”,他“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则面城墙而行”,感到惭愧⑤。
  王恕老而嗜学。他最后一次去官回家,已近八十岁,每日仍读书不止,并颇为自慰地说:“我垂老,方理会学问。”⑥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传》。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④ 《明史》卷一八三《耿裕传》。
  ⑤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
  第二节马文升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1426)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①。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②。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146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146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③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1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①。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②弘治二年(1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一《平固原盗》。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①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1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①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1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②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① 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①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1510),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②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③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马文升传》。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吏兵二部正》。
  ③ 《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第三节刘大夏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
  景泰六年(1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当然是由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1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发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①弘治六年(1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②刘大夏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①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②。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③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发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①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②。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③。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④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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